公元1121年（宋宣和三年），歙州改稱徽州，下領歙縣、休寧、黟縣、績溪、婺源、祁門六縣，當地人習慣稱“一府六縣”。從此，“徽州”府以及“一府六縣”的建製一直沿襲到民國年間，其間婺源縣被劃歸江西省，不久在胡適等人的呼籲下，又劃回屬於安徽省的徽州。
徽州的山水既是美麗的風景，也為徽州人的生存預設了重大難題。這裏山多田少，土質不利於糧食生產。明清兩代，徽州的人口快速增長，糧食供給不足和人口增長的矛盾日益突出，迫使徽州人隻能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他們憑借著刻苦耐勞的精神，很快在商界嶄露頭角，成為了和晉商齊名的地域性商幫。徽商“雖為商賈，鹹近士風”，用現代曆史學者的概括就是“賈而好儒”，由於徽州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他們從小就多多少少地接受過教育，在經商過程中，他們又注重結交文人士大夫，從而讓他們的故鄉徽州不斷地進入文人的視野裏，進而成為他們經常書寫的文學圖景。
今天的徽州，從行政區劃上已經不再當年。婺源縣在1949年被劃歸江西省，績溪縣也於上世紀90年代被劃入宣城市。“徽州”的地名隻保留在一個區的建製中。但是，徽州作為一個從唐宋時期沿襲到民國年間的地域，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所形成的文化積累，使之和其境內的黃山一樣，在上個世紀開始引人注目，並且形成了一個以其曆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徽學”。應該說，曆史學界對徽州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文學界對徽州的研究還方興未艾。有基於此，本文試以明清文學中的徽州圖景作為探討內容，這既是從文學研究的視角對“徽學”的豐富，也是試圖從文學圖景的視角展開的對地域文化的解讀，期望得到學界同仁的批評指正。
一、山水徽州
就地理位置而言，徽州位於今安徽省的南部，因其在長江以南，故也屬於“江南”；而在安徽，它則被稱為“皖南”。徽州境內多山，著名的黃山以及道教名山齊雲山都在其轄區內；新安江源自徽州，流經千島湖，再入富春江，是通往外界的重要水路。這樣的地理形勢，使得徽州既偏僻而不閉塞；既保持著世外桃源的寧靜，又不乏江南的秀麗風光。這一切，使得它自唐宋以來就成為眾多文人流連駐足的所在，並且將它書寫為美麗的文學圖景。
徽州山水秀美，引無數文人竟向往。據嘉靖年間編纂的《新安名族誌》記載，任昉“為新安太守，嚐行春，愛富資山水之勝，遂家焉。後名其居曰昉村溪，唐太宗九年，又改其村為任公村，溪為任公溪。”而發現徽州的山水之美、加以描寫並表達喜愛之情的作品也早已有之。北宋詩人蘇舜欽有詩雲：“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淡晚雨斜。眼看好景懶下馬，心隨流水先還家。”詩作不僅表現了徽州景色之佳，還表達了詩人以此為家的心境。
如果說在宋元之前，文學家對徽州山水之美的發現和描寫還很有限，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徽商的足跡遍及各地以及他們和文人的頻繁交往，前來徽州遊覽的文人騷客越來越多，許承堯《歙事閑談》之《王弇州諸人遊歙》條記載：申時行、徐渭、王世貞均曾到過徽州，“王弇州遊歙，過千秋裏，訪汪伯玉，淹留數月。過潛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贈以詩。又為如玉兄珩作傳。續稿中有《與南溟肇林社唱和》詩”。徐渭遊徽州，“登齊雲，還浙，道中無一詩，乃自嘲一絕雲：係馬梅花索酒時，溪山遙映酒家旗。如何每到堪題處，不解吟成一字詩？”《徐文長三集》中，此詩詩題為《予自浙抵新安，登齊雲，道中旅館頗多奇景，而不成一字，至衢自嘲一絕》。錢謙益於崇禎十四年（1641）曾經遊覽徽州，作詩30首。諸多文人紛紛踏足並題詠徽州，這個山水勝地的文學圖景也越來越多地被疊映出來。
山水徽州的文學圖景，自然是以黃山最為典型。徐霞客曾經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和萬曆四十六年（1618）兩次登臨黃山，並寫下遊覽日記。萬曆四十七年（1619），徽州文人潘之恒編纂的《黃海》刊刻完成。該書不僅記述了黃山的曆史、形勝，也傳載了當代文人遊曆黃山的紀文和詩作。其“紀遊”之編排，先列遊曆者紀文，後列遊曆者詩作。除徽州當地文人外，分別有謝肇淛、馮夢楨、黃汝亨等人的紀、詩。黃汝亨的《遊黃山記》被今人選入《中國遊記鑒賞辭典》，文章按照遊蹤和時間先後，記述了從山下到白雲庵、三天門、光明頂的一路景色，其記光明頂和雲梯的一段寫道：
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台，三十六峰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嶽，渺渺在覽，大觀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
過此，則望所謂去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鬆姿甚奇，巉岩絕巘，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
這兩個景觀是今天遊覽黃山的必經之處，登臨之際的感受確如黃汝亨的描寫，光明頂讓人視野開闊，大有俯視眾山、“遺世獨立”的感受；而雲梯之陡、之高，亦如黃汝亨所形容的“嶄然入雲”。這篇遊記的確是黃山遊記中的上乘之作。
在遊記之後，潘之恒還錄載了黃汝亨的遊黃山詩作13首，如《天都峰》寫道：“淩風直上躡虛無，海子峰高天子都。屏倚翠微搖紫玉，鼎函丹井落玄珠。
俯窺兩目吳天盡，遙帶三山楚岫孤。吸露餐霞從此老，何須清淺問蓬壺。”此詩將天都峰之高渺、登峰之後的視界開闊，以及它的仙道之風的“山格”都表達得很到位。又如《鬆穀看泉》寫道：“越澗懸崖興轉豪，空山落日五峰高。青天何處來風雨？四月橫飛八月濤。”黃山由於海拔很高，故而四季多雨水，鬆穀流泉長流不絕，作者正趕上下雨，流泉景色恰如八月雨季波濤奔湧，也算是寫出了黃山之水的特點。
清代的文人遊覽徽州和黃山同樣不絕如縷，對黃山景色的繪寫也各呈風致。如錢謙益在崇禎辛巳年遊黃山，作遊記9篇，其中寫入山途中景色道：
自郡之山口百二十裏，至湯院又八裏。其所徑，寺曰楊幹，台曰容城，潭曰長潭，嶺曰石砧，石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確，擁崖據壁，溪流縈折，滣岸相錯。其人家衣美箭，被芳草，略約拒門，疏籬陽水，褰裳濟涉，半在煙嵐雲氣中。由長潭而山口，山率環穀，水率注溪，穀窮複入一穀，山與穀如堂如防，旋相宮，又相別也。溪水清激如矢，或濆沸如輪。文石錯落，清淺見底。百裏之內，天容泬寥，雲物鮮華，遊塵飛埃，望崖卻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焉。
清末徽人許承堯在《歙事閑談》中專列《錢牧齋黃山記》條引錄錢謙益記黃山的筆墨，上引一段亦錄入其中，且評論道：“此段摹寫最真，可為吾鄉總讚。生長於斯者習而狎之，或反不能言之如此親切也。”
袁枚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也遊曆徽州，登黃山和齊雲山，作詩30多首。如《一路望天都、蓮花二峰半為雲掩，到院少頃始露全峰》：“山如新婦羞相見，故使雲為半麵妝。坐待片時才卻扇，天公教我捉迷藏。”以“新婦”比喻黃山雲霧遮掩的景色，頗有韻致。又如《登始信峰》寫接引鬆：“裁到此峰前，開目得一瞬。危者小石橋，跨空僅盈寸。途寬尚可返，勢迫惟有進。賴鬆來引人，援手如相認。”既寫出了始信峰之險，也寫出了接引鬆的親切姿態。
上麵列舉的描寫徽州山水的文學家僅僅是明清兩代的著名文士。實際上，鍾情徽州山水的文人騷客還很多，他們筆下山水徽州的圖景也各有其姿態風致。如袁枚遊曆徽州和黃山，就與揚州大鹽商江春有關。江春祖籍徽州歙縣，曾經寫過組詩《黃海遊錄》32首。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對它們讚賞有加：“凡吟險峻山川，不宜近體。餘遊黃山，攜曹震亨、江鶴亭兩詩本作印證，以為江乃巨商，曹故宿學，以故置江觀曹，讀之不甚慊意。乃拮江詩，大為歎賞。如《雨行許村》雲：‘昨朝方戒途，雨阻欲無路。今晨思啟行，開門滿晴煦。
雨若拒客來，晴若招客赴。山靈本無心，招拒詎有故？’又曰：‘非是山行剛遇雨，實因自入雨中來。’皆有妙境……其心胸筆力，迥異尋常。宜其隱於禺，而能勢傾公侯，晉爵方伯也！”。後來袁枚在為江春所作的墓誌裏再次提到此事，說“餘持公詩遊黃海，一丘一壑如得導師”。袁氏固然是讚美江春的詩才，也表達了“凡吟險峻山川，不宜近體”的觀點，但同時也透露出當時各色人等遊覽黃山、吟詠徽州山水的信息，而山水徽州的文學圖景恰恰在這種“遊”的活動中得到映現。
二、鄉村徽州
江南徽州府既是山水勝地，同時也是隱藏於重山之中的鄉村世界。耕讀生活是徽州人理想的生活模式。元代婺源隱士《耕讀堂為鮑伯原賦》就描畫了這樣一幅圖景：
我家藏書數千卷，頭白讀之猶未遍。況無負郭二頃田，夜半飯牛歌粲禪。西鄰老翁家更貧，鋤頭犁耙隨秋春。常恨半行不曾讀，欲記姓名須倩人。二者天公不輕予，自昔幾人兼得取？有書可讀又躬耕，穀口南陽才比數。鮑君風神秀紫髯，多田也複多牙簽。高堂榜之以耕讀，寤寐千載師陶潛。陶公心事曦皇上，歸來但喜桑麻長。《周王傳》與《山海經》，懷此良辰伴孤往。黃山崔嵬有佳氣，鮑君長保山林味。莫學掛書牛角帶經鋤，隻為一朝資富貴。
因為以耕讀為生活的理想，所以明清時期的徽州文學家們在品味著徽州山水之美麗的同時，也往往沉醉於徽州鄉村世界的淳樸、寧靜的氛圍。較之那些僅僅是短期遊曆徽州的文人，長期生活於徽州的本土文人以及那些宦遊外地卻出生於徽州的文人，有著更為切身、更為親切的感受。他們的作品對鄉村生活的描寫和表現也更多、更真切。一幕幕鄉村社會的圖景由此而展現在他們的筆下。
嘉靖間歙縣江瓘就是生活於徽州本土的一位文人。他本來“在諸生中輒有誌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為了療治自己的疾病，便研治醫學，並廣搜曆代醫案範例文獻，編成《名醫類案》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多所駁正發明，頗為精當”，所引醫案“可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醫學之法律也”。
在行醫和編纂醫案的同時，他沒有忘記當年“述作”的理想，積極創作詩歌。
今存《江山人集》七卷。另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他還有《武夷遊稿》、《遊金陵詩》二集，但“今皆未見”。
江瓘也曾經“操舟東遊，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於五湖間”，遊曆過徽州以外的地方，但他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徽州本土度過。於是，在他的現存詩集中，對徽州本土生活的表現就成為主要內容。例如《賦東園》：
方圓十餘畝，綠蘿結東籬。鶡冠者誰子？迎喧臥茆茨。開窗瞰遠峰，佳樹臨清池。微雨因時來，穀風與之隨。提鋤理荒穢，畦蔬有餘滋。
采莒充盤饈，酒熟歡自持。抱甕忘機心，日涉何委蛇。曠哉沮溺懷，千載乃相期。
又如《賦溪村》：
雲霞深護浣花溪，楊柳新垂葉齊。鸂鶒向人時頡頏，蘼蕪亂渚何萋萋。故家門巷依桑柘，野客行藏隨杖藜。清簟疏廉堪對弈，雙魚鬥酒定須攜。
前一首詩裏，作者尚無陶淵明那樣衝淡的心境，而是刻意在詩中表達自己的“忘機”之心，聲明自己在步追沮溺的曠達情懷。但是，無論是東園還是溪村，在他的筆下仍然顯示出徽州所獨有的鄉村生活的親切圖景：你看，“開窗瞰遠峰，佳樹臨清池”，這樣的景致是何等的美麗！它不同於水鄉江南，而是多山的徽州景色。“微雨因時來，穀風與之隨”，這當然是鄉村空曠的感受；“提鋤理荒穢，畦蔬有餘滋”，是主人的勞動，才換來蔬菜的美妙滋味。“采莒充盤饈，酒熟歡自持”，有田間的野菜佐餐，有燙熱的美酒，這才是真正的農家風味！後一首詩對溪村可謂是純粹的描畫，———連續用了雲霞、浣花溪、楊柳、葉、鸂鶒、蘼蕪、渚、故家門巷、桑柘、野客、杖藜、清簟、疏廉、雙魚、鬥酒等15個物象，將這個鄉村勾勒得讓人有身臨其鏡之感。它們是田園詩，卻是徽州的田園詩，詩中所吟詠的風物帶著濃鬱的徽州風物特色。
與江瓘寫徽州鄉村圖景相比，生活於明末清初的汪子祜更為典型。汪子祜是徽州祁門縣人，據他的同裏後學陳希昌所寫《石西先生傳》，他“字受夫，別號石西，世居祁西門，父德育，廩生，蚤世；母方氏，孀居，矢誌以鞠之。先生幼穎敏，讀書一目十行下，尤好吟詩。先生有句雲：十五學吟追雅頌，二十作賦淩相如，蓋不虛也。性豪邁不羈，厭絕科舉之學，不屑為。舅氏方西郭工詩善畫，推擇名流八人為詩社，而先生與焉，年最少，而才又最高，頃刻千言立就。每遇美景樂事，則招邀數子，行觴無算，醉裏成詩，悲壯高涼，時露英雄本色”。這是一個有個性、有才華的人，他不屑於走科舉應試的道路；他的性格“豪邁不羈”；他少年時就好為吟詠，又受到舅舅輩的影響，更以詩吟為樂。幸而他的詩作還有不少留存，並由他的五世孫汪宗豫刊刻成《石西集》，流傳於世。
細讀《石西集》八卷，確實讓我們感受到汪子祜的思想、個性和詩才，特別是對徽州鄉村世界的細膩描寫和表現。由於擯棄了科舉道路，由於醉心於吟詠，他既未出仕為官，也沒有像諸多徽州同鄉那樣去經商，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徽州甚至祁門，因此，他對這片土地才特別熟悉和親切，他筆下的徽州鄉村才更有生活的氣息。且看下麵幾首詩作：
雨散西原霧滿溪，柴門迓客午鴉啼。林間六月全無暑，屋上層崖複可梯。接畛稻花秋有待，盤渦鷗鷺性都迷。此行不是事營覓，且貰村醪為割雞。（《西莊貽田夫》）
風崖石瀑懸，碧樹午參天。駕梘曲逾澗，卷阿深鑿田。力耕無棄土，慳食亦豐年。最喜能留客，盤餐複進鮮。（《西穀野人家》）
山村絕隱僻，曲蹬入層雲。怪鳥時常見，幽嵐畫未分。石田盤古麓，茆屋帶荒墳。竟日無人語，雞塒對夕曛。
駕梘引清泉，經鈕破曉煙。井田無定界，耕鑿不知年。飽慰征輸後，貧將揖讓先。市廛都莫問，穩樸足高眠。（《秋日山村八首》選二）
文學史對於田園詩的介紹一般隻到宋代，對明清以後的田園詩很少關注。上引的幾首作品從題材上應該完全可以歸入田園詩。這些詩作所寫的純為田園風光和生活，有稻花，有雞和雞塒，有田土，有荒墳，有曉煙，有耕作，有徵輸，還有徽州山區引水的竹梘、屋後的層崖，等等。這樣的生活是辛苦而有壓力的（“力耕無棄土”、“耕鑿不知年”），這樣的生活又是讓人快樂的（“且貰村醪為割雞”、“慳食亦豐年”、“穩樸足高眠”），甚至在交納了徵輸後還可以吃飽肚子也是一份快樂！這樣的生活還是充滿詩意的，雨後彌漫於溪間的雲霧，“竟日無人語，雞塒對夕曛”的寧靜，山野人家“最喜能留客，盤餐複進鮮”的淳樸，無不讓人融入到徽州鄉村的尋常百姓的生活之中，能夠去除掉為功名、為財富奔波的苦辛和疲憊。這也許是真實的徽州鄉村生活，也許是帶有文人理想的鄉村生活圖景。
三、財富徽州
徽商的曆史已經被學者們研究得很深入，徽商的故事也被經常地述說。
因為徽商，他們的故鄉徽州成為明清時期江南的富庶之鄉。萬曆年間的進士謝肇淛在他的《五雜俎》一書中記載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
湯顯祖的《吳序憐餘乏絕，勸為黃山白嶽之遊，不果》一詩被今天研究徽州的人反複引用：“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今天熱愛徽州的人往往將這首詩解為對徽州的讚美，其實該詩既非讚美，亦非貶斥，而是表明湯顯祖的心誌。《玉茗堂選集》編者沈際飛於此詩評論說：“（吳）序亦是妙人。聞說金休寧謁選者百計營之，而抽豐者往往於此取道。臨川詩一貼清涼劑也。”其意思是說當時鑽營於官場的人很多，因為徽州很富有，所以他們往往去那裏打抽豐。吳序勸湯顯祖也這樣做，而湯顯祖卻是“無夢到徽州”。在沈際飛看來，這首詩無異於“一貼清涼劑”。另外一方麵，這首詩也說明了徽州在當時非常富有的事實。
直接描寫財富徽州圖景的是小說。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白話短篇小說，將市井細民作為關注的焦點，“極摹世態人情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生動而全麵地反映了明代中後期的社會風貌，在眾多涉及商賈題材的話本小說中，“徽州商人”頻頻出現。其中，確切點明“徽州商人”、“徽商”、“徽客”等字樣、涉及徽商活動的篇目，在十五部話本小說集中達四十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