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來，舞文弄墨的徽商不在少數，但就他們所染指的文體而言，基本上限於傳統詩詞和散文，鮮見有創作小說者。但到了近代，卻有一位徽商秀才創作了一部長達20多萬字的小說———《我之小史》。這部小說，出自於徽商之手，複為自傳體，對於了解徽商的文化取向、生活道路和生活情態，以及他們和文學的關係，實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形象化的資料，值得作為認真加以審視。
一、小說的基本麵貌和作者
關於這部小說的發現過程，其整理者王振忠介紹道：
徽商小說《我之小史》的發現，說來純屬偶然。數年前拙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後，我送了一冊給在婺源認識的詹慶德先生。沒有料到，當他看到書前的彩色插頁後竟驚呼：“啊！原來這就是著名的‘徽州文書’，我們鄉下也有……”當時，我並沒有在意。但過後不久，老人就給我帶來兩厚冊泛黃的抄稿本，令人驚喜———我意外發現，這是一部未刊的小說，也是迄今所知徽州曆史上唯一的一部由徽商撰寫的小說！
顯然，該小說本是抄稿本。2008年，王振忠和朱紅整理的《我之小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麵貌如下。全書分為5卷，另有續編2卷。前5卷共19回，續編6回，總計25回。鑒於該小說還沒有引起小說研究者的注意，故將各卷回目臚列如下：
卷之一
第一回幼稚事拉雜書來，學堂中情形紀略
第二回娶養媳過門成小耦，醫禿頭附伴赴沱川
第三回到石門旋及嘉善，返故裏先過杭州
第四回回家來頻年肄業，受室後屢次求名
卷之二
第五回從業師再投邑試，事祖母重到杭州
第六回王母大鬧隆記行，詹家同赴逆仆案
第七回同扣考羞歸故裏，愧落第哭往杭州
第八回做新爹甲辰得子，遊泮水乙巳成名
卷之三
第九回迎新學五門道賀，探爹娘七夕到杭
第十回買棹泛湖中選勝，辭親往連市經商
第十一回稟父書清言娓娓，接弟信文思滔滔
第十二回聞弟耗命駕來杭，奉親命買舟歸裏
卷之四
第十三回辦自治公稟立區，為人命分頭到縣
第十四回赴景鎮再及潯陽，由長江直抵安慶
第十五回考拔貢文戰敗北，投法政海上逍遙
第十六回遊滬瀆賞爛漫春光，辦自治結文明團體
卷之五
第十七回從眾勸因公往邑，小分炊仍舊訓蒙
第十八回接杭電匍匐奔喪，辦民團守望相助
第十九回懸橫額別饒靜趣，剪辮子鼓吹文明
續編卷之一
第一回陪官長談話投機，哭慈親撫膺抱痛
第二回往邑城帶兒就學，赴杭省攜眷閑遊
第三回開振記形骸放浪，玩杭城興會淋漓
第四回發哀啟為祖母治喪，掛歸帆代善兒婚娶
續編卷之二
第五回為謀事留杭暫擱，過新年到處閑遊
第六回訪杭州略書所見，會族眾恢複祠租
對於該小說的作者詹鳴鐸，王振忠在整理本卷前的《
的發現及其學術意義》中作了介紹，並於卷末附錄有《詹鳴鐸先生生平大事年表》，對其生平更有詳細的梳理。詹鳴鐸光緒九年（1883）出生於婺源縣北鄉十三都廬坑下村的一個木商家庭。民國二十年（1931）年逝世，終年49歲。少年和青年時期均讀書，間隨父親在外經商，24歲考中縣學秀才。此後當過塾師，隨父親經商，浪遊上海、杭州等地。《我之小史》卷首自序作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故該小說於本年前已經完成。除《我之小史》外，詹鳴鐸還有《冰壺吟草》二卷，宣統元年（1909）紫陽書院排印；另有未刊的詩文集《振先雜稿》八卷，以及日記四冊。 詹鳴鐸之所以能夠創作小說並非偶然，因為他對小說戲曲有很大的興趣。王振忠從其《振先雜稿》和日記中發現，他曾經作《批評三國演義》和《批評東周列國誌》，對貂蟬、曹操、禰衡、劉備、周瑜、張飛、褒姒、介之推等人物，都曾賦詩評論。從他的日記中得知，他在鄉間私塾作教書先生時，還把學寫小說作為學生們的功課。 二、自傳與紀實：“我”所反映的徽商生活道路《我之小史》是自傳和紀實體的小說，這是它最突出的特點，完全有別於其他任何帶有虛構內容的小說。關於這一特點，王振忠將它的內容與詹鳴鐸現存的《振先雜稿》以及光緒《婺源縣誌》進行了對照比勘，所得出的結論是： 其“資料來源，完全是真實可靠的。換言之，《我之小史》的確是作者真實的自傳，是一部信史”。 由於是自傳，由於是“信史”，這部小說也就真實地反映了主人公“我”的商人生活道路。同時，“我”的生活道路，也反映了一般徽商的生活道路：讀書、應試———不得已而經商。 小說第一回《幼稚事拉雜書來，學堂中情形紀略》寫的是“我”對兒童時代的模糊記憶。其中就寫道“又記得我在學堂，認得塊頭字不少”；“又記得我跟伯才舅讀於報功祠，舅父教我讀唐詩，時瑞林、兆旺等同學，舅父與他們講解書中意義，亦取《三字經》為我解釋，講‘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那四句頭，我那時全然不懂”。光緒庚寅年（1890）他8歲的時候，父親在家教館，他跟隨讀書；次年，父親去當幕僚，他改從詹廷植（花子先生）讀書。17歲那年，他被父親嚴責，參加徽州府的考試，結果名落孫山。18歲再考，依然落榜而歸；23歲，終於考中縣學秀才。但是，朝廷很快宣布停止科舉考試，“我”的科舉考試之夢不得不破滅。 實際上，“我”的父親也和自己一樣，曾經是個讀書人，但後來為家計不得不去經商了，其經商的行當是木材，地點在浙江練市一帶。“我”在讀書和參加考試期間，陸續地到父親商行裏生活和幫過忙，在科舉無望的情況下先去上海參加了法政講習所的學習，後又回到家鄉教、讀，閑遊各地。同時，既幫助父親料理生意，自己也曾經開設振記洋貨商行。對此，小說中雖然沒有詳細描寫，但在敘述中也時有涉及。 例如，小說第十一回寫“我”到練市木行，“親友輒少往來，鬧中取靜，所謂市隱，亦覺其計良得，安之若素。閑居無事，諳練木業行當，凡龍泉碼子、木業市語，以及推遊水圖，並清排本等之裝排式，抄得一本，不時披閱。”或許他的木行比較有規模，所以“炮船頭子嚐來接納，聯絡感情。新任警佐拜客，也來投刺。這地方中木行，總算有些場麵”。小說還寫到“我”曾經作了鼎隆布店的股東，後來自己又在婺源開辦振記洋貨行。 本想走讀書、應試、做官的道路，但生不逢時，“我”的生涯仍然是和商業聯係在一起。隻是“我”的誌趣實不在經商，所以他開的振記商行，以虧本為結局： 且說我開這振記，不過以生意為名，經商之道，全不考究，三年之內，共蝕去銀元一千五百餘。維時杭州二弟來信“恭賀振記萬歲”，我的回信道“朕亡無日矣”。 “我”在經商方麵的不專心，換來的是一部記敘“我”的一生的小說，還有各地的閑遊以及隨之寫下的詩詞。這大約正是徽商與其他專心經商的商人道路的不同之處吧！ 除了寫“我”的應試不成而從商的經曆外，小說也寫到了其他徽商的各種悲喜境遇。他的父親也是科考不成而外出經商，在杭州經理隆記木行，生意蒸蒸日上，於是花二百兩銀子，娶了小妾。不料“我”祖母得知後，前往杭州大鬧。“我”在杭州、上海等地，也常常尋花問柳。徽商客居外地，雖然心係家人，但情感乃至生理的需要，納妾或嫖娼，似乎難以避免，也被視為尋常之事。 另外一方麵，小說也描寫了經商的艱辛。第七回寫到他的同學餘玉軒到上海做茶葉生意，“約虧空一千之數”，對別人說：“誰人送我千金即好了！”在回家的船上，病得沉重，在離屯溪還有一百多裏的深渡，同船人為防不測，讓他報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屯溪的熟人，剛剛記錄下來，他就氣絕身亡。第九回寫他的二弟詹耀先從杭州回婺源途中被強盜登船打劫的情形： 原來二弟船至宗潭安宿，至夜半忽聽得“蓬……蓬……蓬……”一班粗漢打上船來。時餘鏡清睡後艙馬路，連忙趴起。劈頭打一洋槍來，子彈由眉心邊穿過，幸未受傷，急由後艙跳落水去。另有歙縣二客人也跳下水去。其餘客人將頭鑽在被窩裏，皆不做聲。我二弟真危險，眼巴巴看著他們刀劈皮箱，取出各客衣服物件，甚為匆促。另有一人見二弟腳旁放一考籃，試提之頗重，遂攜之行。一霎時間，呼嘯而去。大家都有損失，二弟考藍內有三百餘洋，所虧尤巨。 像這樣被打劫的情景，在明代中葉以後的白話小說裏，經常可以看見。 商人身帶沉重的銀兩，路途沒有安全保障，隨時隨處都有被盜被搶的危險。 “我”二弟被打劫的的經曆印證了文學作品描寫的真實性，也反映了徽商光鮮生活背後的艱辛和不易。 小說還描寫到商行之間的競爭。第八回寫“我”到練市，介紹他父親的阜生行：“練市乃一小小碼頭，隸湖州歸安縣界，招攬四方生意，地亦適中，惟遠近多有木行，實逼處此當爭利權，商戰之餘，自不得不以歡迎買客為第一義。” 可見商場如戰場，隻有憑借“歡迎買客”的熱誠才能立足。 三、鄉村與都市：小人物眼中近代社會的變遷 如果從小說藝術的角度看，《我之小史》這部小說實在缺少必要的情節和敘事技巧。但是，它的史料價值卻特別值得重視。正如葛兆光所說的，“在這裏，我們完全可以看到這個生活在大變局時代的商人子弟的思想波動和情感曆程，也看到這個新舊交替時代一般讀書人的知識構成的變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有葛兆光和王振忠撰寫的評論，它們各自對該書的史料價值都有分析。筆者在此從都市和鄉村在近代的變遷的角度略予分析。 小說中的“我”是徽州婺源縣北鄉十三都廬坑下村人，他的生活以家鄉為中心，同時因為學習和經商的緣故，足跡延伸到杭州、上海以及當時安徽的省會安慶等地。而“我”又生活於近代大變革的時期，故而小說以“我”的眼光，敘述和描寫了近代都市和農村的變遷。 在農村，變革的最大的標誌似乎就是剪去留了兩百多年的長辮子，這在魯迅的《阿Q正傳》中就有生動的描寫。辛亥革命之前，“我”到省會安慶考試的時候，見到朋友程濤甫已剪去辮子，後來在回車上見到過留學生“辮子剪去，如和尚樣”；辛亥那年，他在回鄉的船上，遇到一個從上海回來的歙縣人，“那辮子已剪去”。但在“我”的家鄉婺源北鄉，辛亥年剪辮子的風潮似乎還未波及。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二弟詹耀先從杭州回鄉，也剪去了辮子，並且告訴他：外麵革命軍強迫剪辮，萬難保住，且大家都剪，一人留之，亦無趣味。 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我”也認真考慮剪辮子的問題。“在下本清諸生，暗想與前朝作別，未免黯然銷魂。但生當過渡時代，為國民一份子，是與漢人同胞，自不得不如是。”於是決定剪去辮子。他撰寫了《文明剪辮大會廣告》，其中寫道：“泰伯斷發文身，孔子稱為至德；楊氏一毛不拔，孟子以禽獸目之。彼但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者，尚其縱觀時局，勿泥勿偏，為君子所竊笑。”他擇定三月初三舉行剪辮大會，“是日，鳴鑼開道，鼓吹火爆，冠冕堂皇，用二人前執燈籠，我手捧果盒，善兒提爵壺，連同一群人等上去，到綠樹祠，大開中門，頗為熱鬧。當下我同大眾敬天地，拜祖宗，一律剪去辮子。” 這個剪辮子的過程很滑稽，也很值得玩味。作為一個讀過書、見過世麵的鄉紳，“我”對外麵世界的變革有著一定的感知和了解；作為一個讀過書、骨子裏滲透了傳統觀念的人，他對於頭發的象征意義也比其他人更為理解。所以，他的剪辮子就不是拿把剪子一剪完事，而是通過儀式化的舉動，讓村裏的人都明白剪辮子的重要性，也讓他們都追隨自己剪去辮子。他撰寫的《文明剪辮大會廣告》是從中國傳統的關於頭發的觀念為剪辮子行為作出的辯解。 對於鄉村而言，一般民眾對辮子的意義當然沒有“我”理解得那麼多，但兩百多年都是如此，習慣和最簡單的聽命於官府的觀念，以及對外界感知和了解的有限，讓他們不會主動自覺地像“我”一樣剪辮子。那麼，在“我”的這番興師動眾的剪辮子儀式後，“大眾”們也“一律剪去辮子”了。對此，“我”的認識和分析也很清楚： 看官，你看士為四民之首，此話到底不錯。先前剪辮不多，村內隻有某喇子剪去；外如德風由鎮上回來，也曾剪去。他那兩人心中之意，仍然恐怕剪了辮子，將來犯法，因此極力鼓吹，要想剪辮的人多，大家挑擔，他個擔子便輕了。……他們的主意，要想剪辮的多一個好一個。及看見我發起，他就極端讚成起來，他以為我的為人平日規行矩步，不越範圍，村內人最相信的。我若說辮子這東西不可剪，村內人就不剪了；我若說辮子這東西要剪，村內人就都肯剪了。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鄉村，鄉紳是一般民眾的精神領袖，他們的肯定和否定左右著民眾的思想和行為。在剪辮子這個不大不小的事件上，“我”作為鄉紳的影響力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是“我”的親身體驗，也是“我”眼中所見的社會貌相。 盡管“我”在老家婺源的北鄉是個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但是，一旦他來到上海、杭州這些大城市，他就成了“什麼都不是”的、類似《紅樓夢》中的劉姥姥的角色了。近、現代之交的都市文化對他這個自小就生活在大山裏的人來說，充滿了光怪陸離、令人眼花繚亂的感覺。很多的事兒讓他新奇，很多的物件讓他開眼，難怪他記錄得那麼詳細！ 第十四回，寫“我”與諸朋友繞道景德鎮到安慶參加優拔考試，到景德鎮後，他給二弟發了封電報，然後寫道：“看官你道是什麼事？ 在下此番住著，家中秋收，乏人照料，故電促我二弟歸來，電碼之中，即係此息。後來，二弟在杭接電，譯得十六字，其文雲：江幹生記行，兄往省城，弟速回家，景鎮振。”電報是當時新的通訊方式，“我”大約也是第一次，所以連電碼都記錄下來，字裏行間都滲透著新鮮的意味。第十五回寫“我”優拔考試落榜後前往上海，擬到法政講習所學習，和幾個朋友乘長江大輪，他又不厭其煩地描寫起來：……房艙則每人一間，每間僅容一鋪，鋪下容放網籃衣箱。壁間拖一電燈，內外都射光。房艙門外，前後左右，路路皆通。……凡艙內交通所在，懸有輪船規則，一中文，一英文。前麵頭等官艙，望進去如大廳然，椅棹俱全，電燈明亮，鋪張一切，頗為完備。”作者雖然沒有交代自己是第一次坐這樣的“長江大輪”，也沒有用明白的字句表達自己新奇的感覺，但在這詳細的描寫中，讀者不難感受到他的那左右顧盼的好奇的眼光。 抵達上海後，“我”簡直有目不暇顧的感覺。在整個小說中，關於初到上海眼光所及的描寫算得上最為精彩，且看———船及黃浦江頭，見各種洋輪，各國兵輪，色色形形，觸目皆是。傍岸之後，遙望馬路之上，車馬輻輳，齊石其以森慎昌茶棧有相熟的，準往暫擱。我立定主意，與他同去，喚人力車直投北京路清遠裏來。一路之上望見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一時電車、馬車、人力車分道揚鑣，縱橫馳驟，極為興會淋漓。而外國汽車一聲放汽，其行如飛，尤為異常輕快。洋涇浜一帶，高大洋房有三層樓及五層樓，大都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真可謂居天下廣居。我投落森慎昌，是夜喚人力車獨往四馬路，則見各處高點自來火，齊上電氣燈，有耀自他，春光不夜。馬路來往的女子綠雲擾擾，人影衣香，玩之不盡。我當時初到此地，孑然一身，形單影隻，目迷五色，也不知遊何處好。見四馬路有小遊戲場，買票而入，內中隻有影戲、灘簧兩種。唱灘簧的年輕貌美。影戲這個我向日未曾見過，看他銀幕掩映，太虛幻境，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心內頗為歡悅。 “我”到上海這年是宣統元年（1909），時年27歲。在他的眼裏，大上海著實讓他大感新奇：這裏不僅有各種“洋輪”，還有各種“兵輪”；這裏不僅有電車，還有外國的汽車；這裏不僅有高大的洋房，還有“春光不夜”的電燈；這裏有灘簧，更有讓人感到“恍兮惚兮”的電影。不僅看到這些未曾見的景象，他還看到： 上海中外雜處，各國妝飾不同，洋婆束腰拖裙，尤有別致。其夫婦恩愛，不似中國的人夫婦有別。中國人亦五方齊集，良莠不齊，而所以能不致亂者，以洋人新衙門巡捕房法律森嚴，不敢冒犯也。且紅頭巡捕、中國巡捕，立於大路之上，刻刻防範；包打探暗地查訪，更無一息少寬。是以上海人多，相安無事。 此外，他還經曆了東洋戲法、文明遊戲園、以及彈子房打彈、跑馬廳跑馬，特別是觀看了“出品會”和“運動會”，出品會上，“各家洋行，又以電光射其廣告。而留聲機之聲，不絕於耳”；運動會上，“各學生到此，率皆操衣操帽，結合團體而來。而女學生或一色紅呢，一色綠呢，打扮得龐兒越整。” 續編第六回還寫到了愛克司光。說：“愚嚐謂最奇者，莫如愛克司光。愛克司光者，譯英文為X光，憶昔在浙江書局的時代，同事程君染花柳疾，入醫院醫治。我往探望，見病院中有一間房子，名愛克司光室。據言病人沉重，醫者不明真相，則入此室照之，可以洞見肺腑。然光力甚足，病人難受，故此門殊未易開。” 總之，這一切的一切，在“我”這個生長在婺源北鄉的鄉下人眼裏，確乎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四、敘事與詩歌：小說中的審美因素 《我之小史》的作者很注重將該小說寫成一部“信史”，例如在第四回裏他寫道：“但在下這書要成一部信史，所有事實，不肯遺漏……”在第十回裏他又說：“蓋在下這書要成一部信史，有什麼寫什麼，開門見山，直捷了當，所謂平生事無不可對人言。”或許正是這個觀念束縛了他的手腳，盡管作者采用的是章回體小說的結構形式，甚至采用了“話說”、“且看下回分解”、“看官”等等說書人的口氣，但是，由於缺乏必要的虛構，也就缺少了情節的曲折生動，缺少小說所必須的故事性，也缺少對人物性格的刻畫。故而從小說審美的角度看，它不是一部能夠給讀者以審美愉悅的小說。 但是，該小說的作者卻有一定的詩才，小說中經常穿插他作的詩詞，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為小說添加了審美的因素。 從內容上看，這些詩詞大約可以分為三類： （一）抒情言誌 如第四回寫“我”十七歲與妻子合巹成婚，“當日有《定情詩》為證”： 與卿兩小本無猜，疑是前生有自來。為喜同心今結綰，合題雅句把妝催。（其一） 名花何不種蓬萊，偏向人間燦爛開。今夜香閨春不鎖，劉郎端合到天台。（其二） “我”的妻子查氏9歲便到他家做童養媳，所謂“幼時小嫁”，所以和“我”一起長大，故而是“兩小本無猜”。從詩裏可以感受到“我”對妻子的一片深情以及新婚時喜悅溫馨的的心情。 第七回寫他16歲落第後，和二弟乘船前往杭州，所乘之船是“搶風”船，“形大而笨，兩旁有厚板，抵住江水，上懸三帆，專走搶風”，“搶風者，東南西北四麵的風，都可得力，但其船顛之倒之，無一刻安穩，江水每從篷中打進，衣服都濕”。大約這種船借風使力，風向不同，則在水中行走的穩定性也不能保證，故而“我兄弟二人，已覺心驚膽落”。這也可為商人經商之艱辛為一證明。這番乘船經曆，“我”後來填寫了《卜算子》詞一闋： 窗下獨揮毫，慣起波濤，何驚江水恁滔滔。破浪乘風原有誌，期許吾曹。 濯足寄情豪，水漲三篙，欲窮滄海駕金鼇。唱罷大江東去也，氣概清高。 這個時候，“我”仍然還走在科舉考試的道路上，心中還充滿了理想和期望，所以借此驚險的水上曆程吟唱豪邁之情。 又如第九回寫“我”考中秀才，喜悅不已，“在下到郡七次，至此乃得入泮，信可樂已！有詩為證”： 文運天開慶盍簪，菜芹泮水附儒林。風雷燒得神魚尾，萬裏扶搖繼自今。（其一） 璧水圜橋遇聖明，士林嘉惠覃宏恩。文章報國終吾誌，莫把青衿老此生。（其二） “我”雖然7次參加考試，屢受挫折，但終於在24歲那年考中縣學秀才，這在以科舉考試作為衡量讀書人是否成功的標誌的時代，自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4歲的“我”不僅內心充滿喜悅，也躊躇滿誌，充滿對未來的希望，認為“萬裏扶搖繼自今”，期許自己“文章報國”，“莫把青衿老此生”。 再如第十二回寫“我”的三弟禮先氣量狹窄，因家事不順意吞服鴉片自盡。“我在連市，接信之後，此番趕到杭州來，撫棺一慟，並以前婉勸之書，焚於靈右，傷痛不已。自是三七拜懺，且翻九樓，觸目傷懷，實為慘惻之至。有《哭三弟》詩雲”： 我寄嘉湖弟寄杭，乍驚噩耗劇悲傷。去時分袂才留別，來日憑棺枉斷腸。誼屬同胞淒欲絕，情關一脈痛彌長。風流頓盡音容杳，天上人間路渺茫。 《哭三弟》的詩共有8首，這裏引錄的是第一首。不難看到他對弟弟自盡的傷痛之情，也能感受到他們兄弟的手足之情。 （二）描繪山水景觀 小說中的“我”的遊曆比較多，因為父親在浙江一帶經商，他在小時候由父親帶領到那些地方生活過，長大以後幫助父親處理商業事務，又曾經經過景德鎮到安慶參加優拔考試，還曾經在上海法政講習所學習。有了這些“遊”的經曆，他的詩才也得到了施展，並且在小說中得到反映。 第十回寫“我”在戊申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春節後遊覽西湖，“浮生半日閑，泛舟湖上，凡左公祠、水月亭、彭公祠、三潭印月等處，暢遊一遍，令人有披發入山之想。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飄然一艇，擊楫歸來，此情此景，真覺怦怦欲動，古人謂‘勾留是此湖’，良不謬已！”接著作者以四首詩“為證”： 結伴尋春憶舊遊，詩家清景紀杭州。湖光山色天然好，把酒臨風樓外樓。 彭左祠堂蘇小墓，英雄兒女競傳聞。至今留得聲名在，絕類離倫總不群。 瀲灩空濛畫不成，西湖西子兩題名。吳宮花草秦樓月，一樣風光徹底清。 陌上花開緩緩歸，邇時相賞莫相違。柳彩係得遊人住，俯唱遙吟逸興飛。 這些詩作不講對仗，也缺乏煉字煉句，談不上出色，但是它們或寫佳景，或述古人，流露著作者對西湖美景的喜愛之情，和小說的敘寫相印證，應該是一段能夠引起讀者審美聯想的體驗西湖的筆墨。 續編第四回寫“我”因未曾到過蘇州，故而從上海乘火車前往一遊。到蘇州後，恰逢劉園裏舉辦蘭花會，見其中“樓閣玲瓏”、“蘭花滿座”，“到此領略一番，覺得吳宮花草，風雅宜人，令人不勝欣賞，於是也以四首詩“為證”，其一和其二兩首寫道： 朝別春申夜入吳，遊蹤乘興到姑蘇。留園剩有蘭花會，取次看來似畫圖。 漫把新留改舊劉，風光依樣好亭台。蘭香滿座憑真賞，胸懷廣博天為開。 留園位於蘇州閶門外，原是明嘉靖年間太仆寺卿徐泰時的東園。清嘉慶年間，劉恕以故園改築，名寒碧山莊，又稱“劉園”。同治年間，盛宣懷的父親盛旭人購得此園，重加擴建，取“留”與“劉”的諧音，始稱“留園”。作者到此一遊，不僅見到風光依舊好的亭台樓閣，更欣賞到了蘭花勝會。此詩不僅描述了留園的風雅，其實也記錄了這個著名園林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