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徽商與明清文學為探討對象，旨在挖掘商人與明清文學之間的曆史文化關係，以加深對明清文學發展的內在脈絡和理路的認知。這一探討，除了其自身的學術趣味之外，對於如何拓展文學史研究的視野，也具有方法論的命意。
一
商人的研究，大體上屬於經濟史研究的對象。但是，經濟史的研究較多的關注商人的資本來源、經營品種、經營方式、經營地域，往往使用統計學的方法，以得出符合曆史麵貌的認識和結論。對於商人的文化性格，一般停留在他們是否“誠信”的道德層麵。而有關商人的心靈卻很少關注。因此，在曆史學者的筆下，商人隻是商人，是抽象的商人，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個體的人。
文學史對於經濟史也有關注，在各種文學史中，每個時期的文學史發展分析，一定會有對本時期經濟特點的描述，但一般不會延伸到具體的商人層麵。文學史也關注商人，一般隻是停留在文學作品中商人形象塑造的層麵。
而文學作品塑造的商人形象則更多的將商人當成普通人，寫他們的性格、寫他們的情感，對於他們的商業活動，則著墨不多，當然也有例外，如“三言”、“兩拍”中的有些篇目，也寫到他們的經商活動。
本書所搜羅的商人是曆史上真實的存在。他們除了商人身份外，大多與文學及寫作有關，有的已經接近真正意義上的文人，有的是文學愛好者。他們有的留下了文學作品，有的雖然沒有作品傳世，卻以“好吟詠”而見諸史載。
部分商人留下的文學作品為我們理解他們的文化追求、心靈世界提供了難得的依據。於是，我們可以憑借著他們的作品，接近他們的生活與思想、情感世界。他們不再是抽象的“商人”，而是一個個曾經活動著的、有著自己的個性的“人”。於是，在文學史和經濟史之間，我們可以以“商人”為切入點，尋繹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文學史的研究無疑應該重視其內部規律的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例如對文體及其演變過程的研究，對某一類題材演變、某一類主題演進的研究，對某一流派、某一詩風的形成、演變的研究，等等。但是，文學史發展的外部規律的研究同樣需要關注和重視。特別是政治和經濟之於文學的影響，如果不予以關注，往往會讓我們對於某一時期文學史的發展麵貌認識模糊，對某一文學現象的認識和理解難以深入，乃至對一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不夠準確。而經濟之於文學的影響，更主要表現在“具體”的層麵———具體的商人與具體文學家、具體文學現象的具體聯係之上。
例如明代活動於開封、商丘一帶的徽商鮑弼、鄭作、程誥以及佘育、佘存修父子與李夢陽有非常密切的交往，而王世貞與徽商吳行、程善定因為俞允文的介紹也發生密切聯係，這些都是商人與文學家個體之間關係的實例。又如晚明時期杭州徽商汪然明以西湖為園林，與錢謙益、陳繼儒、黃汝亨等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清代揚州徽商組織的文宴活動，不僅是商人與文學家之間密切聯係乃至建立友誼的實例，而且構成了一種文學現象。梳理出這些史實，無疑可以深化對明清文學史和文學家創作的認識和理解。
明清時期商人階層的擴增之於文學生態的影響是更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商人與文學家之間的交往，既是一定時期社會關係的調整和改變，更影響到文學創作的主體———作家的創作麵貌。從外在形式上看，商人傳記作為一種題材在諸多文學家筆墨中占據了一定的比例；商人所組織的文宴活動促進了聯句、聯吟等文學樣式的發展；商人出資刊刻各種文宴、文事活動的作品，促進了“主題詩集”的形成和流傳。從文學內容上看，不僅以商人及商人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在各類體裁中大量出現，這類作品所體現的文人之於商人的態度也有了轉變，從鄙視到同情和理解，商人從單純的牟利者而成為具有多種麵向的文化讚助者的形象。商人的文學刊刻、經商路途等促進了文學傳播，商人的閱讀趣味促進了通俗文學的繁榮，商人的文學創作既擴展了明清文學創作的隊伍，也豐富了明清文學的題材內容。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商人階層的擴增對明清文學生態的影響。
二
如果將商人的作用擴展到文化史的研究，則同樣可以審察到，商人也改變了明清文化史的生態。他們作為一個日益擴增和活躍的階層或群體，不僅改變了社會經濟的麵貌，也改變了一定時期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乃至延伸到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麵。
在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商業利潤的增加，商人的文化消費也越來越多。
他們的消費，必然促進文化產品的生產，進而推進了文學之外的各種文化的發展：
商人為了結交文人士大夫，也為了自己的享樂，蓄養自己的戲班，從而促進了戲曲的發展。例如潘之恒所記載的汪季玄家班、江春的“德音班”和“春台班”。因為它們都是徽商蓄養的戲班，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支持，所以這些戲班演出水平都很高。不僅於此，徽商還推動了戲曲創作，如江春提議蔣士銓創作《四弦秋》，程夢星也創作有戲曲作品。在從古典戲曲向近代戲曲的轉換過程中，徽商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江春蓄養的“春台班”吸納各方名伶，開“花部”地方戲之風氣。當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時候，徽商蓄養的戲班進京獻演，這就是著名的“徽班進京”，它揭開了中國戲曲史新的一頁。徽班進京後，進一步融合各方之音，特別是湖北的漢調，形成了自己的聲腔體係，同時采用北京語言，從而形成了京劇。從“花部”地方戲的興起，到京劇的形成，當然是戲曲藝術家們不斷努力的結果，同時，我們也不能忘卻徽商在其中所起的助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