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筱園主人”程夢星
程夢星（1678—1755），字午橋，號洴江；又字伍喬，號香溪，清歙縣岑山渡（今嶺山渡）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五年（1716）因母憂回揚，購筱園為家園，自此不複出。著有《今有堂集》十卷附《茗科詞》一卷；編纂《揚州府誌》四十卷、《江都縣誌》二十卷、《平山堂小誌》十二卷、《重訂李商隱年譜》一卷、《李商隱詩集箋注》三卷、《李商隱詩話》一卷。使程氏走入研究者視野的是他在揚州時以築筱園為契機，詩酒風流，賓客雲集。作為揚州文壇的領袖之一，其與文人的交往可視為新時空下士商互動的縮影。我們從程夢星身上所了解的不僅是清初商人的文學追求風尚和文化生存狀態，而且可以窺見在士商互動浪潮中，士商各自的群體麵貌以及時代大環境。
（一）商、儒世家
岑山渡（今歙縣嶺山渡）程氏是歙縣槐塘程氏的一個支脈，約於明永樂年間，由“十世祖誠公自大程村”遷至岑山渡。程夢星既是槐塘程氏五十四世，又是岑山渡程氏的十三世。據明景泰三年（1452）《岑山渡程氏續譜序》記載：
吾宗派出篁墩，遷居河西，再徙而至槐塘，族日盛大。予七世祖呐齋垂相與夫錄參公、侍郎公、製斡公、狀元公出，衣冠蟬聯，文風大振，鄉人即其所居，以舊、正、上、下四府目之。厥後有自四府遷居同邑之潔湖、黃山之湯口、王村之大幹、績溪之仁裏，近而贅居岩鎮、江村、鳳凰者有焉。
惟岑山渡一支由上府侍郎公兄文德公子三二公過房大程村，至孫誠公而遷今居。公生五子、十七孫，曾、玄衰衷，岑山之境，至有不能容者。
誠公，字叔信，為槐塘程氏四十二世，岑山渡程氏一世。從明永樂年間（1403—1424）至景泰年間（1450—1456），前後不過半個世紀左右，岑山渡已人滿為患，徽州地區又素來“田痔確，所產至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江南》），大批移民外遷就在所難免。而程氏家族何時遷入揚州，王振忠認為是由岑山九世程大典“率領五個兒子遷居揚州府江都縣”，但據筆者所見材料，其家族遷居揚州，應從程大典之子、程夢星曾祖父———程量入（1612—1694）開始。其一，程夢星編纂的《乾隆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譜》“程量入”條下明確記載：“自公遷揚，創業成名，遂大其生世。”此譜的編訂過程中，程夢星“考訂偽誤，排纘事寔，采葺先世之傳記碑銘”，又因敘及自己家事，其說法應該是確信的。其二，《程水部傳》也提到程夢星的父親程文正“世居歙之岑山，王父上慎先生有厚德，徙江都，故範村（程夢星之父程文正）以江都係籍”。
岑山渡程氏家族在寄籍江都後，經過幾代人的經營，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鹽商家族。“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明清揚州的徽籍鹽商，既是當時兩淮鹽商中的主要勢力，也是整個徽商的中堅力量。清康熙年間，鹽商之中設總商，半官半商，堪當其任者應具備兩個條件：其一，“於商人中擇家道殷實者”；其二，“於各商中擇明白曉事者”。許承堯《歙縣誌》載：“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程夢星的曾祖父程量入、祖父程之韺（1624—1693）均為兩淮鹽業總商。
程量入，字承之，號上慎，“綜理鹽筴，有功兩淮”。民國《歙縣誌》記載他“孝友仁恕，業鹽起家。嚐代眾控得帶辦，倒追鹽斤銀一百四十餘萬兩，義聲大著”。而其為人則甚寬和，有善舉則唯恐人知。當時的太守崔公曾評價他：“推解明恩，盤盂自儆，俯仰能伸。己誌孝友，不間人言，懿行堪傳，無慚往哲，詒謀克善。”
程之韺，字象六，量入子。康熙年間，因捐資平三藩，“特賜五品服，為諸商冠”。他天性慷慨，持身正直，助人利物不博輕財好施之名，暇日觀書尤精史鑒，在揚州享有很高的聲譽，“歿之日，感泣載道”。
富裕的家境為家族成員提供了求學的物質基礎和保障，程夢星的父輩們便開始從直接業鹽的行列裏分離出來，專事儒業。程夢星的父親程文正（1661—1704），原名渭熊，字笏山，號範村，程之韺次子。康熙三十年（1691）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二品工部都水司主事，撰有《仁莊集》等。總角即能為文，先後師於黃涵齋、汪懋麟；善書法，汪懋麟見而器之，妻以女。程文正為人端正廉潔，居官數載，不名一錢，曾“奉使巡檄京城，滿一歲，例有所入，悉屏不受，鹹歎息稱異”。又光明磊落，一生不語子神怪力之言，“不推祿命，不問巫覡，不入釋道之說”。退歸後，潛心於詩古文辭，“每當風日佳時，輒哦詩以娛懷，雖然唐音，不同時響”。
值得一提的是，程氏家族不僅“貨產甲徽、揚兩郡”，而且“登第者相望，每科皆不絕人”；到了程夢星這一代，已經湧現出十六位太學生以及十位州同知。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康熙四年（1665）到乾隆二年（1737），這個儒商家族共贏得四十四道朝廷誥敕。程夢星亦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贏得《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程夢星父母敕命一道》和《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程夢星並妻敕命一道》：
……程文正，乃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程夢星之父。令德踐修，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賜爾為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錫之敕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絲綸之色，澤及泉台。
……程夢星之母汪氏，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舍內美於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於楨幹。茲以覃恩對爾為安人，於戲！招茲令善之聲，榮施勿替；食爾劬勞之報，慶典攸隆。
出生在亦儒亦賈的徽商家庭，程夢星一生基本上都生活在物質條件十分優裕，充滿書香文化氣息的家庭環境中。這使得他有著與生俱來的榮耀感，“吾家敦孝友，子弟璨成行”。曾祖、祖父的儒商風度，父親為官的光明磊落，讓他在亦賈亦儒的轉換中遊刃有餘。其為人秉承家風，“為事也，簡矣；為誌也，約矣”。處事中謙虛謹慎，“雖門第清華，裘馬豪上，皆故有之，卻恂恂莊莊若後門寒素”。父親對詩歌的愛好對於程夢星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一生“無他著述，獨耽心於詩”；父親淡泊名利的生活態度也促使他選擇了樂誌閑居的文人生活。在這個充滿儒士氣的徽商家庭裏，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極端的例子：程夢星的妹妹“適江村太學生江昺，昺疾，刲股不瘥。昺歿，誓以身殉，哀毀逾兩月卒”。如果說儒家的道德和傳統是徽商們精神追求的支柱，那麼在程氏家族中儒家所承認的聲名也許比物質基礎的占有更加重要。
士商聯姻是士、商兩個社會集團聯係的重要橋梁，程夢星父母的婚姻正是士商姻緣的例證。程夢星的外祖為揚州的文化名人汪懋麟（1639—1688）。
汪字季甪，號蛟門，晚年更號覺堂，祖籍徽州歙縣，占籍江都（今揚州市江都縣）。康熙六年（1667）進士，九年（1670）選官為中書舍人，撰有《百尺梧桐閣集》、《明史擬稿》等。這是一位名士氣、才子氣均十足的“風流”人物，其作品中曾多次敘及“揚州十日”慘狀，“揚州乙酉亂，殺人無遺黎。城中火夜起，新鬼啾啾啼”。又因身陷南北黨爭，觸怒康熙帝，帝稱其“好生事”。清雍正年間，汪懋麟由於一手倡導修繕了平山堂，被當地民眾敬為“聖人”，列入聖祠之中供養。程夢星欽慕外祖的才氣與豪氣，“揚州以詩鳴，時賢蓋可數。朝野格盡高，開先吾外祖”。不僅“政清俗化有餘暇，簿書不遣防清狂”，而且“詩詞下筆妙一世，和者傑手皆蘇王”。對於外祖的遭遇，他隻能無奈地感慨“那知造物最多忌，紅桑頓折彤庭除”。無論是前者帶來的榮耀還是後者引起的唏噓，書香門第氛圍的耳濡目染，對於程夢星文化品格的塑造注定起了重大影響，他於藝事無所不能，尤工書畫彈琴。外祖崇尚神韻的詩歌品味也指導著程氏去思考作品的風格與體性，童年關於外祖詩酒風流、賓長雲集的記憶，更是促使了程夢星的探尋與體味。“小時遊曆外祖家，山堂詞客如雲霞。轉頭老輩盡零落，我複落托離京華。歸來偶作文字飲，堂前引客飛新鴉。”在與文人士大夫的詩酒唱和中，程夢星的生活中總映射著外祖的身影。
（二）儒、商生平
程夢星好友馬曰琯（1678—1755）在《
序》中提到：“先生早居瀛苑，則賡揚盛跡；晚憩山林，則歌詠太平”。這正是夢星一生的寫照。程夢星中進士是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在這之前的青少年時期，他主要的時間用於準備科舉考試上。 1.入仕前經曆 程夢星出生在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二十五日。《清乾隆歙縣岑山渡程氏家譜》載其生於戊午年二月十五日。又，程夢星所作《癸亥二月十五日筱園對梅花成詠》，自注：“諺雲二月十五為百花生朝，餘亦於是日生。”雖占籍江都，童年卻在岑山渡（今歙縣嶺山渡）故裏渡過，“兒時曾過索棗栗，眼見讀書秋樹根”，他自幼聰敏過人，青年時期便遵照家中傳統，和父輩年青時一樣被送回江村讀書。其好友唐建中在《江峰集·序》中說，“在江村奉尊人水部公之訓，方刻勵製舉”，程夢星作品中亦有“江村與我有夙分，吾翁吾叔經寒溫”。閑暇之餘，他以作詩為消遣，十幾歲時便有詩作留傳。“《江村十三詠》、《乞瑤草二十二章》且成於弱冠以前”，同時，他但凡文人所為之事無不為，琴棋書畫、填詞度曲皆能信手拈來。康熙三十年（1691），其父程文正（1661—1704）中進士，曾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吾翁奮先登，宗敞期皋夔”，由此給整個家族帶來的榮耀感讓其銘記於心，並且為其樹立了榜樣。康熙四十一年（1702），程夢星和三叔父程文蔚一起參加了省試。這次應試在十四年後夢星仍然記憶深刻，“十四年中彈指過，荻花一碧夢江南”。康熙四十三年（1704），程夢星二十七歲時，程文正辭世。第二年春，他將父親的遺稿輯成《水部遺詩》一卷。作為家中長子，父親的早逝使得他肩負了家族更多的重托與希望。他繼續科舉考試之路，雖並非一帆風順，但也算青年有成。康熙五十年（1711），三十三歲的程夢星中舉。此次考試前的送考，也頗能見出徽商家族對於子弟學業的重視。“諸父我勸勉，諸弟我劻勷”，“我母告祖母，扶攜下高堂”。逾年，程夢星又順利考中進士，任翰林院編修。 2.翰林院編修 程夢星任翰林院編修期間主要是在武英殿修書。剛開始時，他對工作充滿熱情，“二酉四庫積充棟，蘭台虎觀森開張。國家不少劉子政，小臣亦分青藜光。孤生讀書苦不足，公田正救私田荒”。在給戶部尚書趙申喬（1644—1720）的信中，他傾訴了自己渴望建功立業的抱負，“上以事堯舜，下以從伊周。平居則古昔，不敢安常儔”。業餘時間，夢星開始采錄李商隱詩歌，《自序》中載：“是書采錄始於康熙癸巳迨己未，放歸田裏，益事探討粗概。”此外，他還多次拜會李光地、陳夢雷等名人，也頻繁參加同年的聚會。不過外在風光，其內心深處卻並非愜意。在他的友朋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方士庶（1692—1751）、方貞觀（1691—1747）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受處；康熙五十四年（1715），何焯（1661—1722）因“將今時文章比之乃萬曆末年之文章”獲罪，被革去官銜。清朝統治者對漢族士子的高壓政策，編修生活的枯燥乏味，都讓其政治上的熱情很快減退。康熙五十三年（1714），夢星同館的翰林編修中請假者已達十餘人，大學士九卿不得不遵旨定例： “翰林院官、教習進士、科道官除了丁憂終養外，有告病彙籍者，悉令休致。” 程夢星已經厭倦了整天沉浸在“蟲魚諸書”中的編寫工作，在寄給揚州好友的信中他充滿感歎，表示“士生適意須江南”。加上“祿入不逮養”，程夢星開始抱怨道：“不仕固無義，仕亦資涕洟。”三十年之後，程夢星回憶這段時光時，記起的卻是報國寺內的海棠花開。“癸巳春，假寓京師報國寺海棠院時花盛開，今三十餘年矣。”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十五日，母親汪氏（1660—1715）辭世，程夢星便告假丁憂，來到了揚州。 3.退隱揚州 康熙五十五年（1716），程夢星在揚州築筱園。“筱園本小園，在廿四橋旁，康熙間土人種芍藥處。……康熙丙申，翰林程夢星購為家園。”購園後，程夢星便花很大精力整治與構築，“每園花報放，輒攜詩牌酒檻，偕同社遊賞，以是推為一時風雅之宗”。從此，他一方麵仍然繼承祖業，經營鹽業買賣，往來於淮陰、揚州之間；一方麵主持詩酒文會，結交文人雅士。筱園重修後不久，便成為揚州的一道風景，康熙五十六年（1717），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光地回福建故裏途經揚州時，便來到筱園。程夢星在筱園的活動，從時間段上來說，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建園的第一個十年中（1715—1725），程夢星主要是和“唐飯山、汪木瓶、程亭、餘葭白、謝前義等人交往”，“其派皆出於江左十五子之餘，而雕肝腎、章繪句，各造其極”。因《今有堂集》和其他文獻資料均未收錄此段時間創作的詩歌，故今天難以窺見這段時間程氏的經曆。 建園後的第二個十年（1725—1735），程夢星的創作一度停止。雍正三年（1725），程夢星的姨父胡期恒因所奏之言被斥為“荒唐悖謬”，而革職入獄。 胡期恒的入獄，加上朋友的亡故或離去，筱園的文會失去了參與者難以開展，程夢星也極少作詩。“自雍正乙巳遭家多故，同社諸子皆散處四方，遂老懶不常為詩。間有酬應，輒隨手屏棄”。雍正四年（1726），程夢星來到杭州，邀請厲鶚（1692—1752）為其《暢餘集》作序。 建園後的第三個十年（1735—1745），是筱園文會的興盛之時。乾隆元年（1736），程夢星回到新安故裏，“道中遣興，複稍稍為之詩”。故鄉的山水讓他尋找到了創作詩歌的靈感，歸鄉之旅中程夢星又一次開始了創作。回到揚州後，程夢星在筱園主持了秋社，拉開了筱園文會的帷幕：“秋社自我始，八年紀癸亥。”在這段時間裏，夢星交往的文人主要是“韓江詩社”成員，這是一個以厲鶚（1692—1752）、全祖望（1705—1755）、杭世駿（1695—1773）為代表的浙派詩人，加上以馬曰琯（1688—1755）、馬曰璐（1697—1766）伯仲為代表的揚州徽籍鹽商組成的詩人群體。他們的文會在乾隆八年（1743）前後達到頂峰，是年，有詩歌佐證的文會活動為十次：二月，程夢星在筱園舉行文會，作《癸亥二月十五日筱園對梅花成詠》；五月，程夢星等集於小玲瓏山館觀李遵道《古木幽篁圖》，作《題李遵道古木幽篁圖》；七月，程夢星與友朋賞玩於小漪南，作《小漪南與西疇蓮塘相對秋花轉盛七月七日同人賞詠以林霽山鑄景菰蒲外買鄰鷗鷺邊句分韻得買字》；九月，程夢星與友朋集於馬曰琯的行庵賞菊賦詩，程夢星作《九日集行庵供仇實父畫五柳先生像用杜樊川“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世字》；十月，馬曰琯從金陵移來古梅，植於小玲瓏山館，程夢星作《金陵移梅歌》；十月，程夢星與同人集於南齋，作《新秋雨後集南齋分用昌黎秋懷詩韻得第十首》；冬，程夢星與友朋共十四人往浮山觀壁間《山海經》塑像，作《浮山禹廟觀壁間山海經塑像排律三十韻分得佳韻》；冬，程夢星在小玲瓏山館作《梅花紙帳歌》。此外，《小玲瓏山館對雪聯句》、《看山樓雪月聯句》亦為乾隆八年所作。逾年，程夢星編訂完成《李義山詩集箋注》，這部曆時十年時間的作品，因經常在夢星及其友朋的文會中提起，其自序中亦將友朋姓名載入。 建園的第四個十年（1745—1755），文會仍有所持續。乾隆十年（1745），程夢星同韓江詩社諸同人集方環山齋中賞其所藏明寧王畫，作《題方環山所藏寧王畫》。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程夢星與同人集於行庵悼念唐建中，撰有五百言長篇《三月晦日追悼唐南軒館丈》，曰：“嗟哉唐南軒，竟以不食死。” 五月，全祖望北行至揚州，程夢星與同人集於行庵，作有《丙寅夏五集行庵喜謝山至因憶樊榭堇浦薏田諸遊好》。此後程氏身體情況每況愈下，很少參加友朋的聚會，大部分時間均用於審定各家詞譜的工作中。程晉芳《哭洴江太史》詩中注有：“時家洴江伯以諸家詞譜多有謬誤，細加考核，審定極為精密，惜未刊板行世。”乾隆十九年（1754）前後，筱園已開始廢圮，程夢星同年好友盧見曾（1690—1768）租賃下筱園，並將其改修為“三賢祠”。《揚州畫舫錄》卷十五載：“值盧雅雨轉運兩淮，與午橋為同年友，葺而治之。以春雨閣祀宋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國朝王文簡公。”乾隆二十年（1755），程夢星辭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記：“程夢星……家有筱園，擅長水竹之勝，日與賓客吟詠其間，年七十七乃卒。”是年，為贍養夢星家人，盧見曾將筱園轉賣他人，並提議將夢星祭於“三賢祠”中，未果。 據各種書目記載，程夢星撰寫和參與編纂且流傳至今的作品不多，今載述如下： 程夢星撰寫的作品收入《今有堂集》。全書收《今有堂集》四卷，《後集》六卷，附《茗科詞》一卷。四卷《今有堂集》所收為程夢星五十歲以前作品。 其中《江峰集》作於揚州，張璨序；《分藜集》作於北京，漆紹文序；《香溪集》詠黃山諸勝，杜詔序；《暢餘集》作於杭州，厲鶚序。六卷《今有堂詩後集》為程夢星雍正三年（1725）以後作品，均作於揚州，共收《漪南集》、《五貯集》、《山心集》、《琴語集》、《就簡集》5種，胡期恒、馬曰琯、陳章、邵泰、姚世鈺、劉師恕各為之作序。《今有堂集》共收詩1247首。《茗柯詞》收詞74首，江炳炎序。 《後集》卷首有程夢星自序，雲： 餘向刻《今有堂集》，凡四卷，皆五十以前所作詩也。自雍正乙巳遭家多故，又同社諸子皆散處四方，遂老懶不常為詩，間有酬應，輒隨手屏棄。故十年之詩多不存。乾隆丙辰返新安故裏，故道中遣興，複稍稍為之。時武陵胡中丞複齋先生僑寓於揚，主吟席；錢塘厲樊榭、陳竹町，客馬嶰穀之玲瓏山館；天門唐南軒、仁和杭堇浦、甬上全謝山、吳興姚薏田嚐往還邗上，十年來廣陵倡和稱極盛。餘以弇鄙廁名其間，故詩較昔日為多。丁卯初春，雨窗獨坐，偶檢近年諸作，自加刪汰，得若幹首，厘為六卷。餘性不耐深思，詞意膚淺，每任筆直書，懶於修飾，未能窺古人堂奧，其何足以存？願念生平無他著述，獨單心於詩，未忍舍去，因梓附《今有堂集》。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著錄《今有堂集》六卷，實際上是《今有堂詩後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程夢星“詩略近劍南一派，而間出入於玉溪生。詞亦具南宋之體”。該書最早版本為乾隆十二年（1744）刻本，該本單頁9行，行19字；白口，單尾，四周單邊；版心標書名、頁碼。天津圖書館有藏，齊魯書社刊《四庫全目存目從書補編》收錄。 程夢星編纂和參編的著作有五種： 1.《重訂李商隱詩集箋注》三卷、《集外詩箋注》一卷、《詩話》一卷、《年譜》一卷。是書由朱鶴齡（1606—1683）箋注，程夢星刪補並輯《詩話》、《年譜》。卷首汪增寧、厲鶚序，程夢星撰《凡例》稱： 是書采錄始於康熙癸巳（1713），迨乙未（1715）放歸田裏，益事探討，初得梗概。本意藏諸篋笥，非敢出而問世。同邑汪澹人從晉一見擊節，商付梓氏。未幾澹人歸道山，遂寢其事。乾隆癸亥（1743）冬，澹人仲子友於增寧欲繼先人之誌，即為開雕。 此書曆三十年完成，其用力點在於：一是對詩歌創作背景及年代的考證，二是對詩的內容意旨的闡釋。《凡例》中有程夢星對李商隱詩歌整體上的認識： 唐詩人要以子美退之為極則，然終唐之世，無學杜者，獨玉溪之詩，胚胎於杜。亦無學韓者，而玉溪《詠韓碑》即效其體，蓋其取法崇深，以成自詣。至於歌行得長吉之幽微而險怪務去，近體匹飛卿之明豔而穩重過之，中晚以來諸家，罕有敵者。 全書主要運用以比興論詩解詩的傳統方法，通過對李商隱身世的探究，從而考訂其詩歌中所蘊蓄的真正內涵，對單篇如《曲江》、《陳後宮》、《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舊將軍》、《複京》、《渾河中》等詩的箋釋頗具新意，可備一說。此外，其對辨析相同或相類的題材托寓之意異同時，也常常發前人所未發。如他在《柳》（“動春何限葉”）詩下對十多首詠柳詩的總說，當代學者劉學鍇認為這是對李商隱詩歌中同類詠物詩作的最好總結： 義山柳詩凡十餘首，各有寄托，其旨不同。有托之以喻人榮枯者，如“已帶斜陽又帶蟬”七絕是也；有托之以悲文宗者，如“先皇玉座空”五律是也；有托之以感歎跋涉者，如《關門柳》七絕“不為清陰減路塵”是也；有托之以自歎斥外者，如《巴江柳》“好向金鑾殿，移影入綺窗”是也；有托之以自寫平康北裏之所遇者，如五律《柳》一首、《贈柳》一首、《謔柳》一首、七絕《柳》一首、《柳下暗記》一首、《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是也。 該書現存最早版本為乾隆八年（1743）東柯草堂刻本。該本單頁10行，21字，引文雙行小字；黑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安徽圖書館等有藏。 2.《揚州府誌》四十卷。程夢星與尹會一（時任兩淮鹽運使）總纂。雍正十一年（1733）刊刻。該本單頁10行，行21字，注文雙行小字；白口，單尾，左右雙邊。安徽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 3.《江都縣誌》二十卷，圖一卷。程夢星、陸朝璣（時任江都縣令）、蔣繼軾（翰林院編修）總纂，朱星渚、厲鶚、餘元甲、吳安國等分纂。全誌有沿革表、秩官表、選舉表、建置、學校、疆域、山川、民賦、軍政、祠祀、古跡、名宦、人物、經籍、藝文、雜記諸部類。卷首有汪懋麟《重修揚州府誌序》、編寫者姓氏及全誌目錄。雍正七年（1729）刊刻。該本單頁10行，行21字；白口，單尾，左右雙邊。安徽大學圖書館有藏，《中國地方誌集成》收錄。 4.《江都縣誌》三十二卷。程夢星、五格（時任江都縣令）、黃湘總纂，全誌有：建置、星野、疆域、山川、學校、賦役、秩官、祠祀、軍政、風俗、物產、選舉、仕籍、名宦、鄉賢、古跡、寺觀、塚墓、人物、列女、經籍、藝文、雜記諸部類。卷首有《重修江都縣誌序》3篇，《原江都縣誌舊序》2篇，《重修江都縣誌凡例》、編寫者姓氏及全誌目錄；卷末有江都縣知縣劉汝賢跋文。乾隆八年（1743）刊刻。該本單頁10行，頁21字；白口，單尾，左右雙邊。國家圖書館有藏。 5.《平山堂小誌》十二卷。程夢星編纂。程氏卷首說明此書之編纂緣起，乃其搜集“名賢題詠，以補圖經之未全”而成，從而使平山堂之“興廢之由，閱六七百年，了如指掌”。全書共收集曆代吟詠平山堂及江都諸景詩文凡十二卷：卷一至卷七收集曆代歌詠平山堂之作；卷八至卷十二集文人詠江都其他景點詩句。全書以平山堂為主，文44首、詩793首、詞71首，沈德潛稱此書“博而不支，簡而不漏”，可與“《洛陽伽藍》諸書並傳無疑也”，“洵足兼吳越之勝觀，增藝林之掌故也”。乾隆十六年（1751）刊刻。該本單頁10行，行21字；白口，單尾，四周單邊。國家圖書館有藏。 （三）山水田園詩 作家創作中有其個體創作特征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地域的烙印。丹納認為：“所謂地域不過是某種溫度、濕度，某些主要形勢，相當於我們在另一方麵所說的時代精神與風俗概況。自然界有它的氣候，氣候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植物的出現，精神方麵也有它的氣候，它的變化決定這種那種藝術的出現。”明清以來，徽州是個高移民輸出的地區，徽商的興盛以及徽州文化的繁榮，使得許多徽州移民對於桑梓故裏，有著異乎尋常的自豪感和強烈的認同感。徽州地域的山川地理、曆史傳統及時代物質背景與精神氣象，無不建構著徽籍文人的個性風貌、意誌及整體成就。夢星雖占籍江都，博取功名後隻回過兩次故鄉，並且都是短暫的逗留，但是他的記憶中卻始終有徽州故裏的足跡，故鄉的山山水水，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夢星的筆墨中。其借宋羅願（1136—1184）《新安誌》中“黃山湯池古名香溪”語，將自己的記遊詩集取名《香溪》。此詩集創作的時間是在程退居揚州後不久，此時距離其離開故鄉的時間已相隔十年。 幾年清夢繞山鄉，山鳥山花一道長。末入裏門須軟腳，青螺有約水中央。 風煙筆硯客裝輕，山驛郵簽不計程。初到故園生似客，乍經諸嶺舊知名。 逡巡村釀堪沽飲，仿佛鄉音未辨清。邂逅春晴生麥隴，山禽二月已催耕。 離別十年的遊子回到故鄉時，第一感覺是陌生。當故園風物映入眼簾時，夢境中常常出現的場景此刻卻產生了距離感。眼前的山峰已記不清名字，耳邊的鄉音也難以辨析。而這種距離感在受到某一特定事物的啟發時，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江山窟裏故居存，夙約煙蘿手自捫。堪共金焦分鼎足，別從瀛海露雲根。 碧流似帶環雙峽，青嶂如屏抱一村。欲借蒲團話幽興，與僧終日聽潺湲。 此刻的故鄉一下子從遠景拉到眼前，不再是虛幻的夢境，而是詩人自身與其真實的接觸和靠近。“夙約煙蘿手自捫”，手上的動作掃去道路蔽障的同時，詩人的內心也發生了變化，他對故鄉的思念、盼望此刻都湧上了心頭。那溪水繞花徑、清風滿翠林處正是自己的家園。這裏沒有都市的喧嘩，當山野的清香飄來時，隻能感歎世外桃源的美景。過去的十年裏，程夢星考中進士、任翰林院任編修，隨即退居揚州，築筱園，經曆了宦海浮沉、人世滄桑。故園的寧靜給他帶來的不僅有年少時的記憶，也有心靈上的安慰與寄托。 敘及徽州的美景，自然不能不提到黃山。在程夢星眼中，黃山是鬼斧神工的奇跡，“黃山元是神仙窟，日沐月浴天蒼涼”，那裏的一切都是有靈性的生命。作者遊覽黃山時，並不是走馬觀花，而是一步一景中細細品味，與每一座山峰、每一汪清泉都深情對話。無論是奇峰怪石，雲海瀑布，在詩人的筆下，皆以擬人手法寫出，使其充滿了人性。也正因此，程夢星的黃山寫景詩，如果去除標題，人們很難猜測到這些詩的實際內容。 山煙作霧朝濛濛，舉頭煙外見老翁。風開日出始破笑，一峰背俯兼頭童。 何年南極下霄漢，無事僵立空山中。諸峰隻算丈夫子，形體雖過年難同。 絳縣亥字不足道，堯時丙子論卑時。平生儕輩恐無幾，匡廬五老齊高風。 世人少壯幾時好，等閑倏忽皆如公。明星玉女峰無賴，櫛風沐雨山花紅。 這裏描寫的是黃山“老人峰”，詩中既寫老人峰，也寫其它諸峰，相為襯托，各有姿態。且詩外有話，寄托無窮。這首詩寫作中的景如果是一幅山水畫，詩人便是賞畫者，在遠處仰視整幅畫麵。這樣的寫作特點在詩人的作品中有很多，如：“老僧穿樹去，幽鳥破雲來。坐見中峰雨，遙聞下界雷。自憐凡骨在，空對古丹台。”“平生大抵居雲中，客過竟出排青空。杲杲日上扶桑東，四山雌伏專尊雄。”程夢星的詩作中選取的視角富於變化，他在寫作中也不乏平視視角的描寫： 路轉峰回欲問津，殷勤指點入鬆筠。此峰不似桃源水，亂種桃花誤遠人。 詩人與指路峰同處於一幅畫作之中，從而在空間上，使得山峰的高大感和厚重感削弱，變得生動靈巧，而人在畫作中成點睛之筆，未見其身卻處處耳聞。整幅畫作情景交融，遊客能“欲問津”，山峰也會“殷勤指點”。下句引出的《桃花源記》，以虛境寫眼前之景，形成畫外之音，也烘托出詩人遊覽時的愉悅心境。在寫鬆樹時，程氏用了同樣的手法：“獨下雲峰路不平，飛泉一道石梁橫。深山原不開人事，錯認雙鬆管送迎。”如果說在描寫山峰鬆枝時，夢星采用的是山水畫的潑墨手法，所寫之處都能定格成靜態之美，那麼在寫黃山的雲海、瀑布時，他更注重的是動態之美：“法堂不問獅子吼，孩虎乳羊靜山藪。”詩人選用雄獅作為首句意象，使得一開篇有奔騰跳躍之感，但是下句選用動物意象孩虎、乳羊，使得上句的緊張氣氛減弱，帶來了萬物運動之後的平靜。“風橫瀚海三更雪，月瀉錢塘八月潮。此景邂逅不易得，得此始足誇騰超。振衣一嘯破昏曉，煙鬟漸出啼山魈。”風橫瀚海的壯觀、三更雪花的厚重、月瀉錢塘的寧靜、八月潮水的湧動聲一起彙集而來，使人應接不暇。這裏“天清氣爽煙不生，地曠山空光更久”，久居鬧市的詩人在這裏找到了清新與澄澈。 匡廬之瀑天下無，流泉三疊如連珠。天都之瀑世罕有，一一龍潭到八九。 銀濤雪浪渺無限，一瀉千丈垂天紳。老龍偃伏在潭底，隱隱轟雷震人耳。 翻崖破壁走飛湍，搖光弄影星鬥寒。我欲尋源時一往，躡屐支筇撥雲上。 天漿汲取解煩酲，直恐猶帶龍涎腥。龍兮龍兮盛時出，霖雨蒼生沛高澤。 坐在亭中遠觀九龍潭瀑布，銀濤雪浪，飛流直下，這是視覺上的壯美；老龍偃伏，雷聲陣陣，這是聽覺上的嘈雜。前五句仍是所見之景的鋪敘，“我欲尋源時一往”，話鋒一轉，作者虛擬了一位站在天端看著飛瀑的主人公形象。 程氏為詩，酷愛擬人、通感手法，筆下所寫之景，總能與己並存，融為一體。對於黃山諸景，他總能尋找到想象和交流的空間，從而用情感再描繪故鄉的一草一木。 山花與山鳥，歌嘯宜秋春。漁樵供伏臘，雞犬通比鄰。 縱或耳目隘，要之風俗淳。吾心亦宜足，且別問去津。 又一次離開故鄉。詩人盡管期盼著采菊東籬下、曲水飲流觴的恬靜生活，盡管有父老的挽留，盡管“吾心亦宜足，且別問去津”，但是還是改變不了離別的日期。故鄉世外桃源的美景，淳樸的民風與外麵世界的沉浮榮辱形成鮮明對比，但是程夢星和他的先輩以及同輩一樣，繼續選擇了背井離鄉。離別時，詩人隻能盼望下次歸期的到來。 乾隆元年（1736），程夢星第二次回到故鄉。從現有資料看，此次返鄉，程氏所作記遊詩並不多。故鄉永遠是遊子的牽掛，“故鄉千裏夢，初路記今宵”，但是這時家鄉的友朋有的逝去，有的離開，夢星所記山水詩極少，且都夾述追憶故友之句。 可憐秋草王孫路，感舊傷離已十年。 獨憐佳境誰同賞，懷友心從客路車。 我欲更尋曾宿處，三生已斷一樓鍾。 臨風欲吊何平叔，埋玉難尋土一邱。 程夢星是一個極其重視感情的人，故園的山水盡管還是“澄江江似練”，但沒有了朋友的陪伴，在他心目中，便失去了詩情畫意。夢星這次歸鄉的詩中，極少涉及自己的行蹤，隻是在曾和友朋相聚處輕描淡寫了幾句，所寫之處夾雜著一份傷感。這次離別家鄉後，程夢星便再也沒有回到徽州故裏。 筱園是夢星的第二故鄉。在近幾年對於程夢星的研究中，可以說，是筱園讓研究者發現並認識了夢星。從文學角度來說，夢星在僑居維揚後寄情於山水自然，享受高雅閑適的生活，因此其詩歌出現最多的就是筱園的園林景致。其關於筱園的山水詩，篇什繁複，範圍廣泛。其彩筆所繪，遍及筱園的山山水水，一花一木。特別是小漪南處荷塘的萬般景色，更是窮搜極索，靡有遺漏，這是就空間角度來說。如就時間方麵而言，則一年之內，春夏秋冬；一日之中，朝暮晝夜，任何一個時節的筱園景致，都未能逃過程夢星詩筆的捕捉。 康熙五十五年（1716），夢星初建筱園時，便詳敘了園林建造的地點和規劃。 園在郭西北，其西南為廿四橋。蜀岡迤邐而來，可騁目見者棲靈法海二寺也。上下雷塘，七星塘皆在左右，因得“夕陽雙寺外，春水五塘西”二語書為堂聯。 今有堂得名於南朝謝靈運《山家詩》：“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謝康樂為山水作家，程夢星借此語，可見出其在擁有筱園之後的自得心態。同時，程夢星將自己詩集命名《今有堂集》，也說明他最為看中的是自己在筱園的詩歌創作。程夢星的歸隱是長期醞釀之後的選擇，早慧和優越的家境使京城少了一位翰林院編修，揚州卻多了一位詩壇盟主。回到揚州後，他想實現的是另一種生活理想。不妨從幾處園林景致看起，在程氏所作《筱園十詠》詩中，筱園十景依次展出：今有堂、修到亭、初月洴、南坡、來雨閣、暢餘軒、飯鬆庵、紅藥欄、藕麋、桂坪。名稱由來或以春花、秋月作引，帶出江南園林建築的典雅與精細。初月洴不僅設計巧妙，而且荷花、水鳥點綴其間，生機盎然，“池半規如初月，種植菡萏，蓄水鳥其中，跨以略，積湖水灌之，四時可不竭”。或借古人之雅興，寄托自己的閑情。暢餘軒中可“啟庵扉而入，平軒三楹，以觴以弈。劉靈預答竟陵王書雲：‘暢餘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藕麋裏遍種芙蕖，朱華碧葉，滿湖風露，水天相映。此後的幾十年裏，程夢星便在筱園的美景中與友朋一起詩酒唱和，賦詩吟誦，在鬧市中獨僻蹊徑，享受著田園生活的輕鬆。在描寫筱園的詩句中，夢星極少作絢麗的色彩勾畫，大多以平淡語言記敘日常之景，他注重的是意境的營造。四季輪轉中，夢星筆下的筱園從花開花放到霜天雪地，從絢爛到歸於平淡，已經與作者的心境融為一體。 春日的筱園裏“花裏管弦翻水調，軟風吹過竹西亭”，夏日的筱園裏“繞亭葉並朱盤瀉，隔岸花連鏡麵開”，秋日的園林中“寒林落葉稀，沼水紋明石。磴石立鶴影，竹院聞棋聲”，冬日的筱園中則“乍看晚天涼似水，旋看平地白如霜”。江南水鄉中的筱園是清新秀麗的，不乏姹紫嫣紅之處，卻無庸俗奢侈之感。與之呼應的，是主人的好客與恬淡。筱園裏文士聚集，詩酒唱和，賓客中不乏學者名流、富商大賈，這裏是令人神往的園林。而作為筱園的主人，詩人處於何種心態和情思，在他的作品中常有細致地描述。 四時皆有花，客來留茶瓜。風味特寒素，頗近山僧家。 門前一湖水，遊舫載琵琶。日日厭酒肉，鄙見毋乃奢。 榮枯各有性，不必掛齒牙。好花開且落，靜悟無囂嘩。 客去自拂幾，開卷讀南華。 “榮枯各有性”，是受到郭象“物各有性”道家思想的影響。雖然“客來當意愜，花發過歌成”，筱園中人來人往，若龍門盛會，但是主人並未陶醉其中。 送走賓朋後，剛剛結束的歡暢並未在主人的內心留下太多的漣漪，隨著《莊子》的翻開，筱園的一切已經恢複平靜。程氏山水詩中的平淡風格正是其安適自得心理的外在表現。 （四）文會唱和詩 程夢星作為當時揚州文會的倡導者之一，在《今有堂集》中，以文會為主題，以及在文會中和文友們唱和的作品占有突出的比重。當時文會的場景，據《揚州畫舫錄》卷八載：“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硯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內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將此置身於筱園的美景中，則產生更多的雅趣。“小漪南為洴江先生別業也，池上之亭數十畝。環植楊柳，遍栽芙蕖，當盛夏時，露涵風蕩雲錦翻翻，先生偕二三友朋，扁舟往來，以足扣舷，吟聲乍起水鳥驚飛，其遊行於紅橋煙月中者，望而似神仙中人。”作為筱園的主人，夢星對文會的記錄較他人更加詳細和準確。不妨順著其一組詩歌，去了解當時文會的開展過程。 曉雨涼如秋，所欣非破塊。踏屐赴佳招，詩客喜先在。謂嶰穀諸君。 眷茲紅芙蕖，涓涓靜相對。風合兩岸香，煙淡一溪蓋。 好事有鄰翁，隔浦亦不賣。謂西疇。常時放艇來，曷若此遊最。 卻想山中人，高吟出林外。環溪足幽賞，乘興猶未敗。 勝集阻複遂，更了看花債。天意快晚晴，坐月定遙待。 據全祖望《南圻訂為環溪草堂看荷之行，甫至程氏筱園雨甚即坐其亭上看荷，柬諸子之先至環溪者》詩可知，此次文會的開始，為馬曰琯、厲鶚等人應陸鍾輝之邀在環溪草堂集會，因天氣原因臨時改在筱園舉行。文會開始前，程夢星擬詩柬邀請友朋。詩中的邀請之意並非開門見山地道白，也沒有平抒直議地表述，而是在詩情畫意地描寫中娓娓道來。其間有“眷茲紅芙蕖，涓涓靜相對。風合兩岸香，煙淡一溪蓋”的意境美，有對“卻想山中人，高吟出林外”的人生追求，有“坐月定遙待”下等待友朋的詩人形象，種種景色令人神往。可以說，在詩情畫意中，筱園的文會清新脫俗，未開始時便已孕育詩情。 這是文會的準備工作，就其開展階段而言，則又形式多樣。 在翠竹綠荷中，夢星與賓客詩酒唱和，各抒雅興。他們所寫題材不定，一般即景而發，記眼前之事，所記皆為同一題材。這其中，分詠揚州古跡是文會中經常出現的題材。盧見曾在揚州時倡導的“牙牌二十四景”在筱園的文會經常出現。文會中將揚州二十四景的名稱和圖畫刻在象牙骨牌上，參與者依次摸牌，以所得之景，作詩或吟誦古人相近詩句，不能及時對出詩句者則罰飲酒一杯。夢星所作《分詠揚州古跡得康山》便是一例。 城南一抔土，高不滿百尺。徒此康武功，得名傳往跡。 裙屐擅風流，琵琶自彈摘。榮辱非所計，賓從慰岑寂。 急難友朋情，異代生感激。至今董華亭，大書作堂額。 勝地曾幾時，棟宇半傾側。竊喜不數武，下有幽人宅。 暇日常共登，每怪門徑窄。江山亦笑人，懷古空太息。 安得挈同心，榛荊為重開。 此外，在為友朋送行的詩歌中，夢星也借用此法，筆下不限於揚州之景。 謝家舊宅今行庵，有客聯吟今再三。康樂風流繼前代，又移清夢歸江南。 記得江幹雪初霽，一葉扁舟載佳麗。願君生子似客兒，況是阿翁原智慧。 此時景物隻是起興之筆，重在敘及友朋分別時的依依不舍。《今有堂集》中這樣的作品也很多：《分詠揚州古跡得爭春館》、《分詠四明古跡送全謝山歸裏得梅墟》、《同汪琴嘯洪蘇門黃北垞楊蓮溪許藕生唐石士餘漁舫家鬆喬分賦山陽古跡送蓮溪之淮陰得漂母祠》、《分詠吳興湖州得墨妙亭》、《小漪南荷亭分詠荷花故事得萬柳堂》皆可歸為此類。在文會中具體的寫作體式，大致可分三種： 其一為分韻聯詩法，如《二月五日集筱園梅花下用香山詩為起句得虞韻》： 二月五日花如雪，一十三人舊酒徒。入眼春光須共惜，隔年風景未應殊。 紅燈照水香疑墮，纖月穿林影不孤。莫待愁人飄萬照，續遊明日好看無。 《揚州畫舫錄》載：“是園文酒之盛，以雍正辛亥胡複齋、唐天門、馬秋玉、汪恬齋、方洵遠、王梅沜、方西疇、馬半查、陳竹町、閔蓮峰、陸南圻、張喆士園中看梅，以二月五日花如雪為起句為最盛，載在邗江雅集。”此處記載與胡期恒乾隆元年（1735）年才得放歸，不符。又據《韓江雅集》卷四《二月五日集筱園梅花下，用香山詩為起句》記錄胡期恒與唐建中、馬曰璐、汪玉樞、方士庶、王藻、馬曰琯、陳章、閔華、陸鍾輝、張四科等11人的唱和之作，胡氏得庚韻，詩中有句雲：“二月五日花如雪，七十四人眼尚明。”由胡期恒自稱“七十四人”可推此次文會時間為乾隆九年（1744），此時正是筱園文會的極盛期。據此，可知《揚州畫舫錄》所載錄萬石園與筱園的文會鼎盛期相混。這次的文會聚集，被稱為筱園文會的頂峰，其參與者為：程夢星、胡期恒、唐建中、馬曰璐、汪玉樞、方士庶、王藻、方士箑、馬曰琯、陳章、閔華、陸鍾輝、張四科，共十三人。此次聚會所作詩歌均為七言律詩，以白居易“二月五日花如雪”為起句，各自分韻，不得重複他人之韻。這種分韻的寫作方法在文會中極其普遍，夢星詩中有大量的作品都屬於這一類。如《人日集虛白山房用人日題詩寄草堂四平聲字為韻》、《與彭尹作前輩曹聲喈同年暨家弟懷舒鈞奏等平山堂用壁間漁陽先生韻》、《平山堂燕集用韓孟會合聯句韻》、《乾隆己未嘉平十九日馬嶰穀半查招集山館同賦坡公生日詩限蘇字》、《玲瓏山館雨中預訂來日集晚清軒冒雨至者八人用杜公部雨過蘇端韻》等。 其二為詩牌集字法。文會中分韻聯詩這種寫作手法，在程氏看來過於傳統，其好友胡期恒和馬曰琯提倡的“詩牌集字法”則頗有新意也更有難度。程夢星作有《古人會聚為詩有探韻遲聯之法，近世乃製詩牌集字，殆仿周興嗣千文遺意，或字不給思韻不稱辭，難於探韻遲聯遠矣。今約定百二十字，分題互送，駢珠綴玉，各盡所長，即以詩牌集字為題賦古詩一首》： 維昔千字文，彙集肇興嗣。體方不及寸，一骨刻一字。 朱綠判仄平，韻即分其背。賓朋白畫閑，時用引詩思。 武陵胡公來，借此結佳會。馬君推白骨，好事日相繼。 這種集字法指從《千字文》中挑選一百二十字，刻於象牙骨牌上，分為六盤。文會時六人一組，每人挑選其中一盤，在其中挑選能作為韻腳的字，以此為詩。在規定時間內，以規定韻腳為詩，難度可想而知，且寫作時常因所選之字“不給思韻不稱辭”，能以此法成詩者甚少。這種作詩法，新穎別致，為文會帶來詩歌競賽的緊張氣氛，而文會的參與者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窮思冥想，流於拚湊。程夢星為了湊成篇目，不得不感歎：“其始字百二，稍稍得佳處。終為字所拘，安能工此賦。”字數少，挑戰的難度也就越大。一年後，胡期恒等人不得不增加集字的字數，並將其錄成小冊，以供文會時翻閱。程夢星為此作有《比年以來集率用牙牌集字為詩，庶幾古人文字飲之意，但每韻所收者亦不過十幾餘字，止其小詩，若大題長篇輒苦韻少。複翁中丞廣其字之適用者，別錄一冊，以備古風排律之詠，要是即席為詩耳，即以此為題，各賦五言古詩三十韻》，如： 今日值新晴，才喜慰情素。天門有嘉招，著屐過園圃。 同限三十韻，幽思期盡吐。更訂叉手成，未許到日暮。 字多詩不佳，鄙心轉滋懼。差幸試筆初，或可荷寬恕。 西窗晷影移，羲和難小住。臨書笑草草，聊學邯鄲步。 盡管字數增加了不少，但是寫作中難度仍然存在，為了配合字數的增多，還不得不作長篇，“字多詩不佳”，程夢星自己對作品也並不滿意。倉促之中，詩歌流於形式，詩意全無。《今有堂集》中集字的詩歌篇幅較短、數量上也不多，但其中仍不乏一些佳作。如： 留得新春作上元，卻將燈影寫梅魂。碧紗不惜東風亂，白雪翻愁夜月昏。 客借詩篇閑過日，酒添衫袖舊餘痕。憑誰喚醒羅浮夢，遠屋寒香自一村。 頷聯“碧紗不惜東風亂，白雪翻愁夜月昏”對仗工整，用通感之法描寫梅花燈，雅趣橫生；尾聯“憑誰喚醒羅浮夢，遠屋寒香自一村”中寫出了梅花孤芳自賞、清新脫俗的意蘊。這種集字方式還可以多人參加，以聯句方式完成一首詩歌。《山心集》中收錄的《泛舟小漪南觀荷聯句排律三十韻限南字》就是一例： 日涉原成趣（夢星），荷開肯後探。小衫披軟白（黃裕），短艇泛澄藍。 容與經孤嶼（程夢均），逶迤入淺潭。棋枰收古篋（餘旲），茶具挈都籃。 勝集欣聯袂（程名世），良朋快盍簪。樹藏蟬嘒暳（程誌乾），堤夾柳毿毿。 園竹紛千個（夢星），沙鷗狎兩三。停橈遵北岸（裕），曳屐過西庵。 曲榭弓方拓（夢鈞），平池鏡半函。闌回縈細浪（旲），牖敞納虛嵐。 直擬居蓮社（名世），何須問石龕。繞亭偏旖旎（誌乾），照水更清酣。 靉靆晴雲斂（夢星），晶瑩冷露涵。霞蒸顏綽約（裕），風逼氣馦馦。 掩映啼妝遜（夢鈞），招搖舞袖慚。盈盈嬌欲語（旲），脈脈睡初憨。 似列屏間麗（名世），如勻臉際酣。淩波羅襪瘦（誌乾），出浴黛絕世。 鬟鬖雙身少（夢星），傾城一笑堪。解愁傳謝沈（裕），設色倩王鐔。 異種渾難辨（夢鈞），佳名豈悉諳。會心寧在遠（旲），聘目未雲貪。 釀熱思仙佬（名世），香生憶老聃。褰來莖不斷（誌乾），雪處藕應甘。 裂芰能為服（夢星），遠憑捉麈談。拈毫嫌捃識（旲），覓句研覃漫。 滿載紅盈舫（名世），徐傾綠滿甔。夜涼人影散（誌乾），魚戲葉之南（夢星）。 這樣的作品既是詩歌，也是當時夢星及友朋在小漪南上觀荷場景的再現。雖然沒有太大詩藝上的價值，但是仍能從中感覺出當時熱鬧非凡的場景。 商人與文人的交往，不乏附庸風雅者，但也有商人隨著文化修養和品格的提升，變得與文人無異。程夢星正是後者，這在他與文人的唱和詩中有鮮明的體現。他的筆下與文人的友情，不是建立在廉價的物質同情的基礎上，而是來自於心靈深處的互相慰藉。 三徑來熟客，一餐捐素誠。鷦鷯枝可托，偃鼠腹亦盈。 大巫擅詩敵，小戶休酒兵。歸隱非世傲，上書豈慕榮。 寒燠順時序，要惟天所令。 程夢星在詩中自注：“時堇浦以言事罷官南歸。”堇浦，杭世駿也。乾隆八年（1743）二月，杭世駿在考選禦史所對《時務策》中對朝廷用人提出批評，他認為：“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乾隆帝痛責杭世駿“懷挾私心，輕視滿洲”，依溺職例革職。仕途的挫折使得杭世駿不得不離開京城，此時仍能給他安慰和尊敬的，正是夢星和揚州友朋。案發後不久，杭世駿便來到揚州，程夢星等人便以文會的形式歡迎這位“熟客”，一如往昔地高朋滿座、詩酒相對。乾隆年間，對文化的管製頗嚴，但在事發後不久。程夢星便敢為好友鳴不平，敢說出“歸隱非世傲，上書豈慕榮”的話，實乃難能可貴。正是患難，見證了程夢星與杭世駿的真情。 此外，夢星的文會唱和詩還提供了不少極具價值的史料，如《觀演桃花扇劇四絕句》便記錄了《桃花扇》創作完成後演出的場景： 康熙己卯庚辰間，京師盛演《桃花扇》。興化總憲家優金鬥，暨高陽相國文孫，寄園每集，必延請雲亭山人上座既席指點，客有為之唏噓泣下者。乾隆辛酉，家載南蓄優童自淮陰授此劇歸，同人歌演遂無虛日，多賦詩紀之。餘謂征事選詞雖未必盡皆實錄，而北裏煙花奚啻南朝金粉，宜其耽情伎席擅羨歌場，至若秋風離黍，不過剩水殘山。方今四海一家，又何必問蕭蕭蘆荻耶？ 己卯為康熙三十八年（1699），庚辰為康熙三十九年（1670），桃花扇創作完成後不久已在京師演出。程夢星此時是進京趕考的舉子，在觀看《桃花扇》的演出中與孔尚任（1648—1718）邂逅，從詩句中看，時任戶部主事、寶泉局監鑄的孔尚任不僅親自到場觀看演出，而且演出過程中還即席指點觀看。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說，這部作品“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己卯六月也”，可見《桃花扇》的易稿過程是在不斷的演出實踐中，在文人集會的現場交流中完成的。乾隆辛酉為乾隆六年（1741），上距康熙三十八年已四十餘年。此時，《桃花扇》仍然在南方盛演，它讓程夢星回憶起當年京師演出的場景，也對當今“四海一家”的太平景象感到滿足。 又如《暢餘集》所收《陪趙秋穀前輩集飲東園時桂花盛開》中記錄了在揚州東園的集會上，夢星與趙執信（1662—1744）詩歌唱和： 一聲長笛趙倚樓，半規淮海維揚州。相看不厭兩有意，春風秋月三生遊。 清狂昨日杜書記，藍輿今喚門生求。黃龍山寺今在否，木犀正複香而幽。 此中有理在鼻觀，參透端賴聞思修。先生善詩兼善飲，杯麵直得天香浮。 偶然杖履領後輩，名言玉屑風颼颼。日斜靜對飲醇坐，天外飛過雙閑鷗。 程夢星外祖汪懋麟“從王士禎學詩，而才氣橫逸”，趙執信又因“性格的褊狹和狷急，意氣之爭”與王士禛交惡，但也絲毫不影響程夢星對趙執信的崇敬。在“偶然杖履領後輩，名言玉屑風颼颼”中讀者仍然能領略趙執信的直率。 此外，近年來有學者指出程夢星編撰的《李商隱詩歌箋注》一書，在李商隱詩歌接受史上教訓大於收獲，“此書論及詩藝者甚少，固因此非此書用力的重點，但也多少反映他對詩藝的比較隔膜”。若聯係程夢星寫作中的環境，可稍加解釋。程夢星在《凡例》中敘及此書成因，概“多聞實藉友朋，愚之為此箋注也”。並列出十九友朋姓名：“瀘州先遷甫、武陵胡複翁……往複考證校注之功皆不可泯。”又，馬曰璐在《哭洴江太史》中自注：“義山詩話，予與三兄曾采詩話數十條，附刻卷內。”可知此書是在程夢星與友朋的詩酒文會交流中成書的。概詩藝之事，涉及意境、辭藻、聲調，義山詩包蘊密致、沉博豔麗之美，往往難以解說；索微考證之事，往往在文會交談中多得啟示。不過文會中輕鬆愜意、暢所欲言的氣氛，也導致了其對部分詩歌闡釋穿鑿附會的弊病。 （五）懷史詠物詩 翰林院編修出身的程夢星，其詩作有大量讀史和懷古的詩，或是品讀曆史書籍後的感悟，或為憑吊曆史遺跡後的思考。這中間既有作者少年時的作品，也有年老之後的感悟，對曆史的喜愛貫穿於夢星的一生。《今有堂集》的開卷之作，便是《讀史四首》： 壯歲貴努力，亦須慎其儀。明鏡不藏耀，緇塵恒蔽虧。 賈生在洛陽，早膺吳公知。薦之漢庭上，何難媲皋夔。 文帝守成主，紛更非所宜。年少乃喜事，遽為絳灌嗤。 長沙一見斥，吊湘徒傷悲。由來露才智，適為讒口資。 老成蓋國器，養晦姑待時。不見豫章木，辨材七年期。 習俗易移人，波流終無涯。子夏謹篤士，尚言悅紛華。 後漢去聖久，益複事驕奢。石崇何如人，珊瑚邁官家。 錦障三十裏，爛熳明朝霞。亦知利吾財，過眼如空花。 晉世不鑒戒，非分且有知。口腹奪乳哺，用之飼肥豚。 高哉謝東山，豪具禁萌芽。請裘乃與錦，所以子弟佳。 人各有弓冶，士惟一經橫。蘇頲頗有子，九重皆知名。 唐世尚門地，敦勉寓權橫。製科途轍啟，設綱掩豪英。 惜乎王摩詰，名以琵琶成。光範三上書，昌黎亦紛營。 錢徽知貢舉，怨府至相傾。子弟貴苟得，豈曰父兄榮。 九皋鶴則和，長鬆風乃清。翩翩韓冬郎，雛鳳能蜚聲。 文心如人麵，所見各不同。學焉得性近，豈必畔西東。 有宋開景運，五季迥頹風。導源穆伯長，擴以歐陽公。 大蘇所識拔，萬象羅纖洪。荊國雖異議，不以文字攻。 後人拾餘唾，遂列黨禁中。東萊與西山，搜選破愚聾。 巨手始吐氣，光焰垂長虹。人勿循世論，著書聽窮通。 前兩則故事分別出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晉書·石崇傳》，賈誼年少得誌卻最終悲傷而死；石崇的豪奢終究是過眼雲煙；謝安“以儀範訓子弟”方得家運長亨。在夢星的少年時代，從這些曆史人物身上便學到了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後兩則詩歌分別以唐宋文人為例，唐代門第森嚴下，文學名家仍能展露鋒芒。宋代文人之間雖政見上有分歧，但皆用心學問，不以文私意攻擊，這正是那個時代傑出士人品格的體現。可以說，讀史中程夢星不僅鍛煉了自己的理性思維，為求取功名奠定了紮實的文獻基礎，也讓其在日後行事中有了處世做人借鑒的範本。他青年時期在準備科舉考試之餘寫詩，故此時詠史詩歌中大體以曆史上的士人故事起興，繼而轉為對自身立行等方麵提出要求。中年時期，程夢星從出世到歸隱、經曆了宦海浮沉後，人生閱曆的豐富使得其筆下的讀史詩在選材、感悟上都發生了變化： 宣公墳墓鄴侯祠，功在唐家中葉時。紫誥風雷煩大手，白衣涕淚出危詞。 忠能結主終選客，智托求仙豈本師。商略古今同漢代，張良善去賈生悲。 元和元祐兩分符，乞郡無聊亦自如。燈火長橋蘇學士，荷花繞郭白尚書。 大都詩酒為官職，未見風流誤井閭。南渡傷心遊事減，斥歸將帥老騎驢。 詩中的鄴侯即李泌（722—768）位居宰相，顯赫一時，仍一直以謙退處世，最終選擇歸隱於南嶽；白居易和蘇軾兩位著名詩人，都是天性恬淡，任憑時局滄桑，自身仍瀟灑閑適。程夢星從這些曆史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態度。如果說其青年時期是以尋求積極入世作為立身準則，到此時已經銳減為出世的道德安慰了。 晚年的程夢星，心境已經歸於平淡，其筆下之詠史作品已很少。即使是麵對梅花嶺，他也能保持平靜的心態去觀看： 東南半壁欲支難，上相曾登上將壇。運去偏逢驕鎮帥，身亡空剩舊衣冠。 鍾山月冷清歌歇，邗水秋生蔓草寒。指點雙忠祠宇在，暮鴉零亂夕陽殘。 梅花嶺對於揚州有著特殊的意義。明末，史可法（1601—1645）鎮守揚州城與清軍作最後的抵抗，後兵敗就義。副將史德威尋其遺骸不得，遂葬其衣冠於梅花嶺下。全祖望《梅花嶺記》記錄了當時的血雨腥風和史可法的英雄氣概，與之截然不同的是程夢星在梅花嶺時追憶曆史時，思緒和情感是淡定的。他未寫揚州屠戮的慘烈，隻是用“東南半壁欲支難”起興，他所要表達的不僅僅是對史可法的崇拜和敬佩，更多的是對曆史的思考和感慨。雖然“相登將壇”陰差陽錯，又“偏逢驕鎮”，失敗的命運已不可避免。 而此時曆史的勝負已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淡忘。詩中鍾山月冷、邗水秋生的意境都產生淒涼之感，夕陽殘照下，昔日的英雄隻留下衣冠，與寒鴉為伴。 夢星詩作中更多的是詠物詩。從時間上分析，他偏愛春日的萬紫千紅，從被歌詠的物象上分析，他筆下出現最多的便是花卉。春日的筱園裏色彩繽紛，高朋滿座之時，詩酒唱和頻繁，眼前之花便成了他們歌詠的首要對象。程夢星的筆下不乏姹紫嫣紅的春花春柳，但他最喜歌詠的是梅花，據筆者統計，其筆下的梅花詩不下三十餘首。在《擬段逐庵梅花十詠》中他通過憶梅、夢梅、尋梅、乞梅、折梅、嗅梅、浸梅、浴梅、惜梅刻畫了自己對梅花的深情。 香雪曾吟放鶴天，白公堤外係春梅。當時應悔匆匆別，枉欲孤山有舊緣。 深塢繁村路欲迷，短簷高臥足幽棲。嬋娟誤引詩魂去，月落參橫翠羽啼。 竹間水際晚扶筇，義手行吟得便風。一陣香來渾不見，試隨野鶴過橋東。 第一番風暖氣回，阿誰有信暗相催。園官不解東君意，開到三分始報來。 山翁肯為擊雲根，帶雪和苔到蓽門。隻是小亭春寂寂，特招明月伴黃昏。 隴上書憑驛使通，殷勤千裏附詩筒。休因道遠傷遲暮，含盡遙情雪一叢。 曉起巡簷索笑時，鼻頭香已沁心脾。料應與竹齊功用，俗處須教倩若醫。 世外風流洛浦神，淩波羅襪不生塵。畫屏未記人偷樣，卻被清溪暗寫真。 水姿原不禦鉛華，官閣何如處士家。更與梧桐同例洗，免教古鐵蝕苔花。 自信孤芳耐歲寒，竹鬆聊許結清歡。誰知閑卻何羹手，勝作山林一味酸。 寒夢一勾流曉月，新妝半鏡畫春山。橫斜浮豔香元淡，清淺留痕瘦更閑。 程夢星酷愛梅花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一，清初詩學的宗宋詩風對其寫作有著很大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程夢星詩歌評價為“近劍南一派”，其為詩以南宋詩人陸遊為宗，放翁偏愛梅花，“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前一放翁”。程夢星眼中，梅花便是陸遊的化身。“何事求方化千億，須知梅是放翁身。”其二，程夢星的性情是喜歡安靜、不喜太多繁雜，梅花的淡雅、高潔剛好符合他的品味。他筆下的梅花是“寒夢一勾流曉月，新妝半鏡畫春山。 橫斜浮豔香元淡，清淺留痕瘦更閑”的香魂，是“一笑半緣知己在，何郎猶有未酬恩”的故友。值得一提的是，在程夢星描繪筱園的眾多花卉中，歌詠牡丹的詩句卻寥寥無幾，點到處卻以“瘦”來形容花中之王，“獨憐小圃偏消瘦，葉底羞藏不耐看”。這大概是主人盡管富有，卻不喜歡過於雍容華貴的緣故。 程夢星少負高才、思維敏捷，作詩速度極快。文會寫作時，厲鶚、全祖望、杭世駿這些清詩史上的名家在寫詩速度上都難望其項背。姚世鈺在《山心集序》中記載：“丙寅三月，行庵文，授簡分題，茶酒間多追掉南軒唐丈之不複與斯會也。先生因以餘力賦詩，自晡時迄高舂而五言百韻成。又嚐分和元徽之解秋十首，人占一韻，獨先生既席便和焉，時刻燭未盡一寸也。”盡管其作品中不乏清新雅麗之句，但同時因缺乏深度的思考和醞釀，信手而成的寫作態度也使得他的詩歌創作中有過於草率、刻露的弊病，缺乏含蓄、深刻的意蘊之美。《四庫存目提要》評價其作品，“雖近劍南一派，間出於玉溪生，詞亦具南宋之體，但格力差減耳”。實為中肯之語。 二、“揚州二馬” “揚州二馬”為乾隆年間，時人對揚州徽籍鹽商昆仲馬曰琯、馬曰璐的尊稱。兄，馬曰琯（1688—1755），字秋玉，號嶰穀、沙河逸老。弟，馬曰璐（1695－1769？），字佩兮，號半查、半槎、南齋。他們互為師友，研習經史文集，旁逮金石字畫，俱以詩名。又築“小玲瓏山館”，豐富藏書，禮遇寒士，慷慨於公益事業，多善舉義行。因此，馬氏兄弟頗得時名，為人敬稱“揚州二馬”。 （一）“二馬”的家世和生平 1.家世 “揚州二馬”先祖可遠溯到先秦戰國時期。本姓趙氏，趙奢即其先人，因趙奢號馬服君，其子孫因之姓馬氏。而載籍著錄馬氏姓名和事跡者，亦可追至西漢時的馬援祖先三代。《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列傳》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為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餘、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石。”馬援寬厚驍勇，率軍轉戰於隴陝間，危難之時，屢建功勳，曾被“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所以，杭世駿曰：“（馬曰琯）姓馬氏，係出漢新息候援”。之後，馬氏香火不滅。其中一支“迨宋末，造丞相廷鸞，隸籍鄱陽”，所以，杭世駿又稱：“（馬曰琯）姓馬氏，係出宋廷鸞公後。”馬廷鸞“生五子，季為端益，始遷婺，再傳為真三，始籍祁門，世遂為祁門人”。可見最早定居祁門者為馬真三，祁門後來也就成為馬曰琯、馬曰璐的裏籍。後衍至“揚州二馬”之曾祖“前明諸生”大極。馬大極之子承運，“州倅，始家於揚”。馬承運多義行，如《重修揚州府誌》載：“馬曰琯……祖承運康熙間設廠賑粥。”馬承運“生三子，公（按：指馬謙）其仲也”。馬謙“字幼，太學生，以例榮贈。”亦曾“州司馬”，“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可謂宗風不墜。馬謙先後娶洪氏、陳氏，舉家顯貴。“洪恭人，歙人諱嘉賓女。子四人，長曰康，早卒；次曰楚，儒學教諭，出後世父，恭人出；次曰琯，候選主事，次曰璐，候選知州，陳恭人出。女二：一適郡庠生汪塤，一適國子生張以鑰，恭人出。”顯然，馬曰琯、馬曰璐為陳氏所生。 2.生平及三點考辨 馬曰琯的生平，杭世駿撰寫的《嶰穀馬君傳》有比較詳細的傳述，茲引錄如下： 君諱曰琯，字秋玉，別字嶰穀。姓馬氏，係出宋廷鸞公後，世為祁門人。曾祖考諱大級，前明諸生；祖考諱承運，州倅，始遷於揚。考諱謙，州司馬，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妣洪太君生妣陳太君，皆以君貴，贈太恭人。年二十二歸試祁門，充學官弟子，伯兄早世，仲兄繼伯考後，世所稱燕堂奉母圖汪貞女者是也。君至性醇篤，待庭闈有嬰兒之色，終其身弗少衰。且敬以事兄，愛以撫弟，不知形之分而體之別也，見之者退而踧踖，多自以為不能及。自朝議公捐館後，而仲又中道殂謝，君承先人之業，推排世故，撦柱艱巨，淵照不遺。才鋒四應，而秉性慈惠，疾言遽色，不加於童媼。利濟之事，知無不為，為無不盡：江都薦饑，捐金為粥，邑無菜色；鎮江被水，君出粟數千石，以濟昏墊，流亡漸集；揚城低窪之地，溝渠汙塞，流惡無所，民多重膇之疾，君獨立開浚，利賴至今；黟邑漁亭，路通七省，孔道綿亙六十餘裏，君首唱修築，大道砥平，擔負稱便。韓江人文為盛，而士無專師，君於梅花嶺創建學舍，郡邑大夫禮聘諸先輩為師，青衿組帶，環席請業，科甲慰起，敬宗敦本，葺完祠宇，人尤稱之。他若育嬰鞠難，冬綿夏帳，病有藥，死有櫝，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救覆溺，所謂生死骨肉，銜恩佩德。於君者，皆君逸事，而未悉其概也。君仁聲義色，名滿江淮之間，凡氣類之士，煬和盛德，增長聲價，皆依君為堅城，而傾接文儒，摳衣恐後。錢塘厲徵君樊榭、陳處士竹町，有震世之才，淩轢一切，授餐過館，久無意容；吳興姚秀才薏田、甬東全吉士謝山、仁和張孝廉南漪，有宿讀之學，穿穴萬有，發槅寫鞍，欣然款洽。結行庵於天寧寺側，與陸司馬渟川、張國子喆士讓圃相鄰，春秋佳日，郡中名輩鹹集，擘箋鬥韻，開設壇坫，君與難弟半查，閉閣沉思，追躡古作，長篇短簡，悉中程度。居當南北水陸之衝，舟車剌促，冠蓋絡繹，江湖之吟侶，金閨之碩彥，山拂之高僧，鹹申巾。提筆入社，詩筒茗椀，窮日累夕。魏氏敦交，玉山雅集，未足喻其芳蹤，方其勝軌矣！翠華南幸，君迎駕江壖，疊蒙恩齎，賜石刻禦書、貂緞、荷包、鼻煙壺等物，行宮賜飯，寵遇優渥，榮逾畫錦。是冬入祝聖母萬壽，又賜貂皮宮緞。君方以部主事需次選人，恩加階級，均為異數。君感激奮勉，願效涓埃之報，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 今年六月，往來金陵攝山之間，中暍歸，熱而不寒，竟以不起，年六十有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君無子，房中人有身四月矣，未卜男女。半查以子振伯來奉晗斂，禮也。君天骨英異，弱不勝衣，而遇事飆發，動中機會，雖毅夫介士不能及。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夷猶澹遠，以奇文秘冊為師資，以法書古鼎為食飲，以長鬆怪石為遊處，擺脫愛染，陶冶性靈，非多生有淨業者，不能到也。北固三山，中吳洞庭，林屋之勝，足跡幾遍；詩筆淋漓，與樵歌梵唱相應答，望之若神仙中人。一篇甫出，大江南北，朝傳夕遍。近日德州盧雅雨先生諈諉刊刻漁洋《感舊集》、竹垞《經義考》，尤為士林所寶貴。 舊史氏曰：餘交君兄弟，逾三十年，別去又六、七載。自越嶠歸，舟泊黃家漾，夢君遺石刻三十紙，了了上口，皆雲霞仙篆之辭，覺猶記和東坡雪浪石一篇，緘詩寄君，許以屬和，未兩月而凶問奄及。半查千裏走使，求餘傳其生平，前塵昨夢，飄如葉積；青燈夜雨，握筆淒其，不知涕之無從也。嗚呼！君交滿天下，餘以棲遲淪落，猶肩後死之責。既以傷往，行自悲雲。 綜合杭世駿的傳記和其他材料，我們對馬曰琯有這樣幾點認識：一，他字秋玉，別字嶰穀，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作為兄長，曰琯自幼至性過人，事父母以純孝稱。長大後，德器端凝，不苟言笑。讀書時，據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撼。康熙四十九年（1710），曾在22歲那年回祁門參加科舉考試。但傳記隻說他“充學官弟子”，沒有說他考取，顯然這次考試是無果而終。康熙五十六年（1717），父親去世，馬曰琯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他善於管理，家業蒸蒸而上。雍、乾年間，小玲瓏山館等建築的先後落成，可以說是馬氏家業興旺的一個標誌。二、他秉性慈惠，樂善好施。杭世駿在其墓誌銘中同樣稱讚他：“以濟人利物為本懷，以設誠致行為實務。為粥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江之昏墊，開揚城之溝渠而重膇不病，築漁亭之孔道而擔負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綿夏帳，櫝死醫羸，仁義所施，各當其厄。”三、他對文人們以朋友對待，多所幫助，性格上也極有文人氣，“以奇文秘冊為師資，以法書古鼎為食飲，以長鬆怪石為遊處，擺脫愛染，陶冶性靈，非多生有淨業者，不能到也”。 馬曰琯膝下無子，僅生二女。一為乾隆辛未年（1751）所生，當時，馬曰琯正於北行途中，接馬曰璐信，知得女，喜愁兼加。賦詩三首，感歎“八行開視歎如何，鬢禿兼無發可皤。曾讀陶公弱女句，可能慰得病維摩”，“孤負殷勤一年望，博他紫石寫移文（自注：用香山金鑾女事）”。陳章有詩《嶰穀得女》。 另一個為遺腹女，乾隆丙子年（1756）生後即夭，此見杭世駿《嶰穀馬君傳》： “君無子，房中人有四月矣，未卜男女。”馬曰璐詩《義門何學士手書所摘眉山劍南聯絕冊子為先兄故篋中物丙子秋杪西疇索觀追感往昔題詩三首因泣然以和》之第二首下注曰：“先兄遺腹生女，旋殤。”馬曰璐以長子振伯過繼於兄曰琯，振伯在馬曰琯卒後披麻盡孝。《南齋集》卷六有《哭先兄十絕句》：“吟詩曾念五齡兒，今日麻衣是阿宜。地下有知差少慰，可能不怨鬢成絲（自注：“小侄五齡兒，阿伯鬢成絲”皆先兄喜聽振伯誦詩句）。”阿宜即振伯小名。馬曰璐“有二子，振伯、振仲，以振伯後兄”。 馬曰璐，字半查（半槎），別字佩兮，生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兄弟二人相差7歲，終身親密無間。曰璐對兄長十分敬重，在為人處事上皆以兄長為楷模。兄弟二人手足情深，誌同道合。他們在一起考核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互為師友。春秋佳日，結社吟詩，兄弟二人分吟箋、設佳酌，“硯席相隨，不離跬步”。乾隆元年（1736），清廷開博學鴻詞科，曰璐名列薦榜。但是他不赴試，繼續與兄長一道，在揚州亦賈亦儒，營造出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景觀。 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首次南巡。馬曰琯迎駕，高宗親問姓名，兩賜禦書。同年冬，他入京為皇太後祝壽，在慈寧宮得到豐貂宮紵的賞賜。作為一名“賈而好儒”的揚州鹽商，清廷的恩寵，使曰琯“感激奮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但是，他畢竟年過花甲，身體日衰，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二十一日與世長辭，享年68歲。十多年後，馬曰璐亦去世。 關於“二馬”的生平，還有三點需要考辨： 1.馬曰琯是否舉博學鴻詞 乾隆元年（1736），再開博學鴻詞，這是有清一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它直接關係到讀書人的功名。其時，“揚州二馬”孜孜以學，卓有成就，並因道德文章頗得時名，很自然讓人想到他們被薦的可能。事實上，不少方誌、筆記、詩文集對此多有著錄，茲撮錄如下： 王昶（1725—1807）《湖海詩傳》卷六曰：“馬曰琯……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馬曰璐……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 《道古堂文集》卷四十六《封太恭人馬母陳氏墓誌銘》曰：“曰琯候銓主事，加二級……曰璐候選知州，召試詞科不就。” 李鬥（？—1817）《揚州畫舫錄》卷四言及馬氏昆仲時，隻言：“弟曰璐……舉博學鴻詞不就。” 阮元（1754—1849）《廣陵詩事》卷一曰：“乾隆丙辰，揚州舉詞科者，江都……馬佩兮曰璐。”而卷三言及馬曰琯時，並沒有說馬曰琯舉詞科一事。 阮元《淮海英靈集·乙集》曰：“（馬曰琯）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不就。” 梁章钜（1775—1849）《浪跡叢談》卷二《小玲瓏山館》曰：“右原為錄示梗楷雲：‘康熙、雍正間，揚城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園，其一在南河下，即康山，為江鶴亭方伯所居……與汪蛟門之百尺梧桐閣，馬半槎之小玲瓏山館，後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馬之舊跡，皆在東關大街。汪、馬、江三公皆鹺商，而汪、馬二公又皆應詞科。……’” 伍崇曜跋《林屋唱酬集》以為馬氏兄弟“乾隆元年，同薦舉博學鴻詞”。 《光緒祁門縣誌補》卷三十《人物·義行》附錄《國朝先正事略·文苑》曰：“馬氏兄弟同薦博學鴻詞，皆不就，名垂一時。” 《鶴徵錄·鶴徵後錄》在“不就試二十五人”中列有馬曰璐，而未見馬曰琯。 《江蘇藝文誌》（揚州卷，頁165）在馬曰琯目下，言：“乾隆元年（1736）舉博學鴻詞不就。” 錢仲聯在《中國文學家大詞典》（中華書局1996年，頁13）馬曰琯目下曰：“乾隆初舉博學鴻詞，不就。” 上列各條言及馬曰璐舉博學鴻詞頗為一致，而於馬曰琯是否被薦則互有分歧。 錢仲聯對此有所警覺，他在《清詩紀事》（第4888頁）“乾隆卷”馬曰琯條下，記曰：“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鴻詞。”又在引阮元《淮海英靈集·乙集》“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不就”時，加按語道：“應讓雲：‘《鶴徵錄》載曰璐舉鴻博未就，未及曰琯。俟考。’”可見，最早懷疑馬曰琯舉博學鴻詞一說的是應讓。嚴迪昌認為：“曰琯未與薦，阮元誤記。”接著注釋：“誤始自阮元《淮海英靈集》，見乙集卷三；嗣後梁章钜《浪跡叢談》等均沿襲之。”很顯然，嚴說是基於《清詩紀事》而作出的判斷。 那麼，馬曰琯是否在乾隆元年（1736）被薦博學鴻詞？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一、《鶴徵錄》分為前後錄，分別專門輯錄康熙十七年（1678）和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科者名單及其簡曆。《鶴徵後錄》作者李富春言： “爰複取丙辰詞科，仿前錄之例，分列次第，綴輯遺聞軼事，並雜采諸家所著，錄而彙之。”由是知《鶴徵後錄》較為可信。《鶴徵錄·鶴徵後錄》在“不就試二十五人”中列有馬曰璐，而未見馬曰琯。二、杭世駿與“揚州二馬”交情深厚，他有關此事記錄除上引之外，在《朝議大夫候補主事加二級馬君墓誌銘》（《道古堂文集》卷四十三）中，言及功名時，僅曰：“年二十三，歸試祁門，充學宮弟子。”再遍查馬曰琯知交厲鶚、全祖望、陳章等詩文集，皆未見馬曰琯舉博學鴻詞的蛛絲馬跡。嚴迪昌所言“曰琯未與薦”，甚是。 接著的問題是，馬曰琯舉博學鴻詞一誤究竟始於何時？就前列材料來看，此誤最早見於王昶筆下，王昶《湖海詩傳》成書時間早於阮元的《淮海英靈集》。或許王昶、阮元，甚至梁章钜各自有誤，也未可知。 2.為修四庫進書者為誰 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四庫館，三十八年（1773）詔采遺書，私人獻書最多並因此受到旌表和恩賜的馬氏，也就是四庫館臣在《四庫總目》中所注“兩淮馬裕家藏書”。但曆來文獻就進書者這點說法多樣，莫衷一是，使人疑惑。 茲列要者如下： （1）《清史列傳》卷七十一《馬曰琯傳》曰：“四庫開館，進書七百七十六種……”未明確誰進書，很自然讓人以為進書者即馬曰琯。 （2）《中國文學家大詞典》“馬曰琯”條下，言“《四庫全書》館開，進書776種，優詔褒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但並沒說清是誰捐獻。 （3）《同治祁門縣誌》卷三十《人物誌·孝義》：“乾隆三十八年，詔采遺書，琯子裕恭進七百七十六種。” （4）《揚州畫舫錄》卷四：“其時，主政已故，子振伯恭進藏書，可備采擇者七百七十六種。” （5）《廣陵詩事》卷三：“馬秋玉徵君半查昆弟，並嗜古能詩。……乾隆中開四庫館，其家恭進可備采用者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6）《四庫全書總目》按旨，標出“兩淮馬裕家藏書”。 （7）丘良任言：“四庫開館，馬曰琯的兒子馬裕進藏書七百七十六種，這事在乾隆三十八年……” 比照上列，便凸現兩個問題：一是獻書者究竟是馬曰琯還是馬振伯或馬裕？二是馬振伯與馬裕是否為同一人？馬曰琯卒於乾隆二十年（1755），杭世駿言：“（馬曰琯）竟以不起，春秋六十有八，時乾隆乙亥六月二十一日也。” 《清史列傳》曰：“（馬曰琯）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八。”所以，馬曰琯卒期當無疑問，也就是說，開四庫館時馬曰琯早已謝世。 《揚州畫舫錄》卷四：“弟曰璐……子裕，字元益，號話山，工詩文，尤精於長短句，小字阿賈……”這表明馬裕即是阿賈。由前麵引論知：馬曰璐有二子振伯、振仲，阿宜即馬振伯。那麼，阿賈隻可能是馬振仲，也就是說馬裕不是馬振伯而是馬振仲。於是，獻書者和《四庫提要》著錄的“馬裕家藏書”便不統一了。這樣似乎並不合乎邏輯，其實不然。在封建社會，私家能夠向朝廷進書，該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因而受到捐書者的格外重視。受乾隆恩賜的私人獻書四大家之一，徽商鮑廷博其時健在，他一生嗜書如命，“見秘籍必典衣購之”，並以刊刻《知不足齋叢書》而著名於世，但在獻書登記時仍以子名，以顯後代，《四庫提要》即著“浙江鮑士恭家藏書”。可以想象，此事於馬家也該隆重異常，以馬振伯進獻而以馬振仲名記，兄弟兩家分享這份榮光也許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至此，該疑惑或可盡解。 3.業鹽狀況 馬氏幾代鹺鹽，到了雍正乾隆時期，揚州鹽業甚是發達，“揚州二馬”自是其尤，但遍查目前筆者能及的相關文獻，如《兩淮鹽法誌》、地方誌、傳記，乃至時人眾多詩文集等，均未見到有關他們具體商業行為的直接記錄。不過記載他們的物質和文化消費的材料不在少數，包括杭世駿傳記中提到的他接濟行善之舉，都需要不菲的資本，這應該算是他們經營鹽業狀況的一種注釋，從中大略可推知：前期或因承祖上積累，或因經營有方，甚為豪富。但至少在馬曰琯謝世前後，生意漸趨蕭條。乾隆二十年（1755），全祖望謝世，其弟子董秉純記錄料理後事經過道：“遣元隨賴高齎赴及遺書，告之維揚，而馬嶰穀先生亦適於前十日逝世，幸哲弟半查敦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為賻，然僅足償參苓及附身之費……”董氏感歎與馬氏既往“四方之士過之，適館授養，終生無倦色”之麵目大相徑庭，足見依然“敦古誼”的馬家此時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可謂財力迥異於前，幾陷困頓。 （二）“小玲瓏山館”的文學活動 “小玲瓏山館”係雍乾年間揚州傑出的園林建築之一，“小玲瓏山館”為“揚州二馬”的人文情懷所籠罩，深深吸引著文人士子，成為他們在揚州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場所。李鬥即曰：“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筱園及鄭氏休園為最盛。”馬氏、程氏和鄭氏皆徽籍，“小玲瓏山館”、“筱園”和“休園”皆揚州名園。可見揚州的詩文活動是以徽人名園為中心的。李鬥置馬氏“小玲瓏山館”於首位，其影響一定出類拔萃。事實上，麵對“小玲瓏山館”，“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杯酒之款，殆無虛日，近結邗江吟社，賓朋酬唱，與昔時圭塘玉山相埒”。圭塘即河南安陽許有壬，玉山即江蘇昆山顧瑛，二者皆元代倡一時文化之盛者。其風流文采，頃動一時，四庫館臣雲：“雖遭逢衰世，有托而逃，而文采風流，照映一世，數百年後，猶想見之。”“與昔時圭塘玉山相埒”足以想見“小玲瓏山館”的詩文盛況。再究其實，所謂詩文之會主要是指詩歌創作。以下就內容、形式和特點三個方麵對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詩歌創作略作分析。 1.活動的內容 首先是對山水園林的詠歎。山水園林曆來是文人士子所鍾情的雅集唱和場所與對象，無數優秀詩作因此生存流傳。《蘭亭集序》講述了東晉時王羲之、謝安等江南名士四十三人聚會蘭亭，曲水流觴，詠詩成《蘭亭集》的盛況。 景色絕美的西湖更是激發了無數才士的詩情，唐宋一代詩家白居易、蘇軾都曾親曆其間，分別留下千古傑作《錢塘湖春行》、《飲湖上初晴後雨》。開有宋一代詩風的三位詩人蘇舜欽、歐陽修、梅堯臣唱和《滄浪亭》，名揚文壇。元時顧瑛築“玉山草堂”，集才士文酒詩和，留下名著《玉山名勝集》、《草堂雅集》、《玉山紀遊》。這種徜徉詠唱於山水園林的風氣，曆代相襲，經久不衰。清代前期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人士子，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園林山水中，他們在揚州及周邊地區揮灑詩情，化為詩章。以“小玲瓏山館”為題材的詩作即一顯例。此外，《林屋唱酬集》、《攝山遊草》和《焦山紀遊集》都具體記錄了諸文人士子集體遊覽山水時的情景。《林屋唱酬集》係馬氏昆仲偕友人陳章竹町、閔華玉井、樓錡於湘，自揚入吳，遍遊林屋諸名勝，各得詩若幹首，錄而刊刻。《焦山紀遊集》為馬氏昆仲偕厲鶚、杭世駿、閔華、陳章等同遊焦山詩集。《攝山遊草》為馬氏兄弟偕陳章、閔華、樓錡等遍遊攝山詩集。僅《焦山紀遊集》中，杭世駿就留下了《霍家橋道中》、《冬夜宿南莊》、《焦山觀音岩晚望用宋人趙冰壺韻》、《焦山看月得落字》、《登雙峰閣得山字》、《夜宿南莊二絕》六首詩。可謂一時風雅勝流，山水清音，琴尊佳興，被及東南地區。 其次是對文化圈中人聚合離別、彼此關心的紀錄。長期的相互扶持和頻繁的文酒之會，使圈中人相濡以沫，情同手足，而社會的動蕩和生活的變化又使得圈中人時常生離死別。這種矛盾牽動著他們本來豐富的情感，於是聚合離別成為他們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如馬曰琯《送王梅沜入京》： 細雨輕寒正麥秋，江都拋卻釣魚舟。依人可得為長策，錄別還應憶舊遊。廿載浮蹤落淮甸，五年清詠滿山樓。何堪聚散雲萍似，況是星星兩白頭。（《沙河逸老小稿》卷二） 寫出了王藻多年出沒於揚州以及與馬曰琯的交情，白頭別離在秋雨中更見蕭瑟、淒涼。 再如，杭世駿《題馬員外曰琯》： 華林無煩柯，潭底見清影。交語葉上聞，幽鳥時一聘。緬懷岩阿人，內照抱孤炯。味道去莠言，稱詩有天警。域中釋常戀，物外謝造請。答焉尋希夷，獨坐到天明。（《道古堂詩集》卷六）道出自己飽受“內照抱孤炯”、“獨坐到天明”的煎熬，但仍寄望於天界域外與故友馬曰琯詩往神會。其《題馬氏昆季雲壑清吟圖》傾訴了自己睹物思人，悲不自勝的心情，“嗚咽頗類經霜蛬”、“汍瀾老淚交清容”令人對圈中人生死情誼唏噓不已。 又如，畫家詩人汪巢林晚年窮困潦倒、雙眼失明後，諸友好紛紛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惋惜之情並感慨社會和命運的不公。陳章曰：“塵封硯匣時危坐，誰肯相過問爩煙。”閔華曰：“可惜客塵生眼界，墨池枯涸更無花。”張四科曰：“安得金篦刮取雙瞳明，重見森然芒角毫端生。”此類作品普遍存在於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化圈中人的詩集中。 再次是對時事政局的間接反映。表麵看來，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活動與時政沒有任何瓜葛，其實不然。澄清這一事實，是我們站在文化的高度理解其時其地文學活動意義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前提。雍乾時期，專製統治的高壓與緩和在微妙地張弛，生活在此特定曆史環境的文人士子，感受、承擔著時局帶給他們的種種悲歡離合、酸甜苦辣。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文人士子，共同自覺地凝結力量，並執著地確立自己的人生位置和歸屬，對抗著社會與時代強加的磨難與摧殘。文學曆程也是人生的曆程，它不應該也不可能徹底遊離於現實生活。所以，時政尤其是與自己有著密切牽連的政治背景必然反映在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創作當中，隻是更加隱晦和間接而已。如在馬氏兄弟和陳章等詩詞集中就有多篇對胡期恒的描述： 《沙河逸老小稿》卷一有《胡複齋先生惠寄泉茗漫賦長句誌謝》、《和複齋先生寄示諸什》，卷二有《送複齋先生菊》。胡氏還多次參加行庵文宴和《韓江雅集》，這些見證了馬氏和胡氏的交情。《沙河逸老小稿》卷一《和複齋先生移居四首》中有兩首曰： 鄉關歸老更謀居，草草營成厭綺疏。清白西川無長物，蕭條東野有空車。未論朱芾堪沽酒，贏得青山好著書。從此收身齊物我，漆園枕上夢遽遽。（之一） 吉祥胸次最為寬，獨寐忘言即考槃。綴輯牙牌成雅韻，縱橫玉子總門觀。春生古柳當窗綠，月上平橋入座寒。漫道地偏人跡少，強教棲息一枝安。”（之三） 很顯然，馬曰琯在祝賀胡期恒安居的同時，還有言外之意。所謂“清白西川無長物，蕭條東野有空車”和“吉祥胸次最為寬，獨寐忘言即考槃”，即道出胡氏曾經有過不平常的經曆。此可引陳章詩參照，《孟晉齋詩集》卷五《和胡中丞卜居廣陵四首韻》之一曰： 但事蕭疏不事奢，筆床茶灶置些些。怕令人識中丞第，喜有僧尋野老家。風定迥塘憐止水，春過高樹看飛花。太平時節身強健，白發滄江勝釣槎。 這裏“風定迴塘憐止水，春過高樹看飛花”，自有多重意味。事實是，胡氏在移居揚州之前剛剛經曆了一場劫難。全祖望為其所作的墓誌銘道： 複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岀獄，於是識予，行輩闊絕，然甚相契，遂為忘年交。……迨大將軍事敗，門下蝟起攻之，以求免禍。世宗憲皇帝尚未遽罷君，密勅累有所詢，而君唯連章引咎，自甘逮訊，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為末俗所難能者。 全祖望讚歎胡期恒持節操於危難的可貴。馬曰琯推賞胡氏也正是這一點，《五君詠·胡期恒》曰： 人事宦途曆，道心林下生。偉哉中丞公，六巔懸雙旌。夢寐隔霄漢，著述歸柴荊。開卦悟龍蠖，緬想含深情。（《沙河逸老小稿》卷五）至於馬曰璐《南齋詞》卷一，詞牌為《定風波》的兩首詞則徑直通過“往事驚心叫斷鴻”、“聽到夜分惟掩泣”、“偶批遺墨淚痕多”、“才人無命可如何”等令人心驚肉跳和萬般無奈的詞句，揭示“文字獄”的慘烈以及姚薏田家族迭遭“文字獄”之禍的不幸。 從以上三點，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活動內容並不限於文人雅會的風花雪月和古玩名跡，而是具有多層次性，包括通常易被忽略的時政內涵。 2.活動的主要形式 適應著內容的豐富性，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活動，雖然靈活多樣，但除極少數屬異地贈答紀念外，絕大多數都是在放懷山水園林的雅集中，聯句或分韻唱和而成。 厲鶚曾生動地描述了乾隆八年（1743）重陽日，在馬曰琯的行庵文宴雅集的盛況：參加者有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閔華、全祖望、張四科、厲鶚、陳章、程夢星、汪玉樞、方士庹、王藻、陸鍾輝、洪振珂以及馬氏兄弟，共計16人。積雨初收，風日清美，在古木清蔭的行庵，他們對著由仇英白描的陶淵明畫像，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乃至觴詠竟日。一個月以後，吳中畫家葉震初來揚州，將此次文宴雅集繪成“九日行庵文宴圖”。而厲鶚也受委托寫下了一篇《九日行庵文宴圖記》。 優雅的園林，彼此間的友誼，必然激發出文化圈中人無盡的創作熱情和靈感，他們互為感染。於是，集體創作應之而起，聯句或分韻唱和這兩種傳統的創作形式自然成為他們的首選。 聯句是一種特殊的詩歌創作，由兩人以上，每人一句聯詠而成。聯句起於《柏梁詩》，劉勰曰：“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錢大昕進一步清理曰：“七言聯句，人各一韻，韻必七字，漢武《柏梁》，濫觴於始。厥後謝太傅之《詠雪》，殷仲堪之危語、了語，流播人口。五言聯句，陶靖節始有之。”發展到唐宋，聯句則有長足的進步，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皆有佳作，自此往下，代有承傳。乾雍時期的揚州文人士子密集，聯句再掀高潮。阮元曰：“聯句之盛，莫過於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今有堂、張氏著老書堂。馬氏有食鰣魚聯句，有禹鴻臚尚基五瑞圖聯句，有看山樓雪月聯句，有五日席間詠嘉靖雕漆盤聯句，有寒夜石壁庵聯句，有壬申山館上元聯句，有乙亥上元聯句。” 茲引阮元所言“小玲瓏山館”聯句之內外各一首。外一首《甲戌上元聯句》： 高館張燈酒複清（汪玉樞），年光流轉倍多情（曰琯）。玉山雅會人如舊（張士進），金穀遺音句早成（馬曰璐）。無月也珍三五夜（陳章），當杯不計短長更（閔華）。若為吹得浮雲散（陸鍾輝），擬借春城管笛聲（張四科）。（《沙河逸老小稿》卷六） 內一首《寒夜石壁庵聯句》： 為愛焦山好，清冬況得朋（馬曰璐）。來因海月滿，宿意翠微曾（厲鶚）。梵室鄰峰勢，經樓避石棱（方士傑）。閑摧塵外拂，吟借佛前燈（馬曰璐）。風勁飄金磐，天高淡玉繩（杭世駿）。鬆濤時警鶴，芋火漫隨僧（陳章）。梅氣噴芳馥，江聲聽渤崩（閔華）。靜參禪一味，冷泥酒三升（陸鍾輝）。夢擬靈祠氣，銘從古鼎徵（樓錡）。帶圍思楚玉，繡像展吳綾（馬曰琯）。舊事添圖牒，奇懷入寢興（厲鶚）。鼉更蓮漏續，龍藏竹錐滕（方士傑）。篆印銷婆律，床敷煖毾蹬（馬曰璐）。空談對劉勰，名理叩張憑（杭世駿）。覆局結棋雹，停豪結硯冰（陳章）。森森寒氣冽，晶晶夜光澄（閔華）。興劇深無寐，神淒恐不勝（陸鍾輝）。明朝放歸棹，遊思尚飛勝（樓錡）。（《孟晉齋詩集》卷十二） 前一首是七律，有八人參加，文酒之會，放脫張揚；後一首為歌行體，有九人參加，動靜相聯，虛實互生，思結古今，涵詠內斂。兩首詩除了合乎詩歌韻律外，在詩歌內容風格上也都基本統一，皆以詞意貫串，情景交融，珠聯璧合，如出一手。 至於分韻唱和如行庵雅集，散見於《韓江雅集》、《焦山紀遊集》和《林屋唱酬集》中，不再贅舉，但依然可從袁枚傷感追憶中，領略到分韻唱和在當時的聲勢和影響之大決不遜於聯句。袁枚《詠農家樂》曰：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峰諸人，爭為詩會，分詠一題，裒然成集。陳《田家樂》雲：“兒童下學惱比鄰，拋墮池塘幾日巡。折得鬆梢當旗杆，又來嗬殿學官人。”閔雲：“黃葉溪頭村路長，挫針負局客郎當。草華插鬢偎籬望，知是誰家新嫁娘。”秋玉雲：“兩兩車乘觳觫輕，田家最要一冬晴。秋田曬罷村醪熟，翻愛漕床滴雨聲。” 汪《養蠶》雲：“小姑畏人房闥潛，采桑那惜春蔥纖。半夜沙沙食葉急，聽作雨聲愁雨濕。”陳雲：“蠶娘養蠶如養兒，性知畏寒饑有時。籬根賣炭聞蕩漿，屋後鄰園桑剪響。”皆可通也。餘題甚多，不及備載。至今未三十年，諸詩人零落殆盡，而商人亦無能知風雅者。蓮峰年八十三歲，傫然尚存，聞其饑寒垂斃矣！ 上文中所言《田家樂》即《韓江雅集》卷六《冬日田園雜興》，除陳章、閔華、馬曰琯三人外，參加唱和的還有程夢星、厲鶚、王藻、方士傑、馬曰璐和陸鍾輝六人；所言《養蠶》即《韓江雅集》卷四《養蠶詞》，除汪玉樞、陳章外，還有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方士傑、馬曰璐、閔華、洪振珂、陸鍾輝和張四科九人參加。所以分韻唱和是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文學活動的又一重要形式。 總之，聯句分韻唱和是“小玲瓏山館”諸人詩歌創作的主要形式，其對圈中人的連接和對內容的表達，決定了文學活動的特點。 3.活動的突出特點 聯句分韻唱和作為“小玲瓏山館”諸人詩歌創作的主要形式，其對圈中人的連接和對內容的表達，決定了其文學活動的特點。 第一、形成了特定的文學空間和文學群體。如上所述，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活動，持續時間長，參加人數多，內容豐富。以《韓江雅集》為例，該集九卷收錄692首詩歌，它記錄的58次雅集活動中，共有692人次參加。其中，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為卷三《消寒初集晚清軒分韻》所記，全祖望、厲鶚、胡期恒、唐建中、馬曰琯、馬曰璐、方士庶、王藻、方士傑、汪玉樞、陳章、閔華、陸鍾輝、張四科和程夢星共十七人分韻同詠“梅花紙帳”。卷九則編入八次雅集詩作，涉及園林山水的有《殘梅》、《秋日泛舟過環溪》；涉及同人間贈答的有《初夏過劉補齋先生行庵寓齋同次先生遊休園韻》、《喜謝山至因憶樊榭堇浦薏田諸遊好》；涉及到對文物字畫欣賞的有《銅鼓歌》、《題徐幼文師子林畫冊》、《為寄舟上人題天池石壁圖》；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有《分詠消夏食單》。由此可見，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化圈中人所釀造的文采風流，幾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它使得圈中人集體沉浸在文化氛圍中，相互交流，彼此激發，從而豐富了這一特定時空下的文學。 第二、呈現出文學的現代性。有清一代，詩派層出不窮，他們標榜旗號，各自為陣，所謂“性靈說”、“格調說”、“肌理說”等不一而論，這固然大大豐富了文學發展的多樣性，但是過分強調派別的差異以至相互詰難攻擊又意味著文學的發展遭遇枷鎖和禁錮。相對來說，雍乾時期，如此一批聚集在“小玲瓏山館”的文人寒士，沒有宗主，也沒有任何開宗立派的文學綱領，然而，就是這些各有所重各有所長的文章大家、詩詞作手，能夠和平共處，相互提攜，使文學的靈感在“小玲瓏山館”迸發出一道道亮麗的火花，在特定時空中閃爍出自己文化心態上的開放和包容。誠如沈德潛所言：“今韓江詩人，不於朝而於野，不私兩人而公乎同人，匪矜聲益，匪競豪華，而林園往複迭為，賓主寄興詠吟，聯結常課並異乎。興高而集，興盡而止……”我們以為所謂文學現代性，是立足傳統和現實而超越現實指向未來的。在這個意義上，以“小玲瓏山館”為中心的文學現象，無疑是屬於那個時代文學現代性之一種。 以上對“小玲瓏山館”文學活動的鉤沉探析，見證出徽商於經濟、曆史之外的又一真麵目，對這一典型的探索足以讓我們了解徽商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及其對文學發展的貢獻。 （三）“二馬”的詩詞創作 “二馬”不僅主盟揚州風雅，刊刻了和友朋們唱和的《焦山紀遊》、《林屋唱酬集》、《韓江雅集》等，自己也有詩詞創作，馬曰琯有詩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嶰穀詞》一卷，馬曰璐有《南齋詞》二卷。這些作品記錄了他們作為“文人”的生活情形，特別是書寫了他們感情世界，值得關注和探究。 一是和文友們真摯的友情。 沈德潛在《沙河逸老小稿序》中說：“（馬氏兄弟）以朋友為性命，四方人士，聞名造廬，適館授餐，經年無倦色。……有急難者，傾身赴之。” 著名詞人厲鶚（號樊榭），浙江錢塘人，出身寒門，幼年喪父，家境清貧，但他刻苦用功，“讀書數年，即學為詩，有佳句”，“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厲鶚參加鄉試中試，此後他雖曾入京參加會試和候選官員，但都因其個性原因而作罷。自雍正三、四年（1725、1726年）起，他幾乎年年作客揚州，寄居馬家20餘年，也與馬氏兄弟結下了深情厚誼。 例如在一次賞菊雅集時，厲鶚恰好自武林來到揚州，馬曰琯作《重九後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適有看菊之集，分得佳韻》，高興地吟道：“菊蕊盈枝香霧排，陶家清興繞書齋。秋花愛寄蕭閑地，好友能開寂寞懷。三徑風雨寧少負，一年琴酒不教乖。峭帆才落吟情續，又比皋亭句子佳。（樊榭來時有過皋亭臨平諸詠）”曰璐則作《重九後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適有看菊之集，分韻共賦，得侵韻》。厲鶚去世後，馬曰琯作《哭樊榭八截句》，其一道：“涼雨孤篷憶去時，無端老淚落深卮。年年送慣南湖客，腸斷秋衾抱月詩。”其六道：“曲曲長廊冷夕曛，更無人語共論文。宵分有夢頻逢我，海內何人不哭君。” 厲鶚在世的時候，每年都要回杭州探親，馬氏兄弟也總是渡頭送別，常有詩句吟別相送，有惜別的惆悵，有歸來的期待，而今，連這樣送別的機會都已經沒有了。在小玲瓏山館裏，馬氏兄弟建有覓句廊，他們和文朋詩友在此吟詩論文，厲鶚長居馬家，自然是這裏常見的身影，而今，身影不再，隻有廊冷夕曛，所能希冀的是在夢中能夠時常見到厲鶚這位朋友了。這些詩作寫得情真意切，令人回腸百結，為馬曰琯對厲鶚的深厚情誼所感動。 如果說二馬兄弟和厲鶚的情誼十分深厚，他們和姚世鈺的情誼可以說是十分感人。姚世鈺字玉裁，號薏田，浙江歸安人。少嗜學，負俊才，貫穿經史，考訂必詳核精當，詩文清雋高潔。但他命運卻困頓坎坷，全祖望《姚薏田壙誌銘》說他“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煢”。雍正年間，清世宗借曾靜之案大興文字獄，他的姐夫王豫遭到株連，被逮入京師，姚世鈺則驚恐、無助，精神倍受打擊。他來到揚州之後，成為小玲瓏山館的賓客，得到馬氏兄弟的真情幫助和關心。馬氏兄弟將他安置在叢書樓，供應他的飲食，醫治他的疾病，珍本秘籍供他研讀，更在精神上給他以理解和撫慰。馬曰璐的【定風波】《聽薏田談往事》寫道：“往事驚心叫斷鴻，燭殘香灺小窗風。噩夢醒來曾幾日，愁述山陽笛韻並成空。遺卷賴收零落後，牢愁不畔盛名中。聽到夜分惟掩泣。蕭寂，一天清露下梧桐。”就詞所寫，那當是秋天的夜晚，馬曰璐聽著姚世鈺困頓悲涼的人生經曆，那一樁樁不幸的遭遇，那一幕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噩夢，讓他“驚心”，讓他“掩泣”，夜已很深，耳邊是南飛孤雁悲傷的鳴叫聲，所感受到的是秋風蕭瑟。這是沉重、冷寂的一幕，也是一幅心曲款通的畫麵。 姚世鈺終於早逝。馬氏兄弟和失去厲鶚一樣悲傷不已。馬曰琯的《題薏田書冊》寫道：“寒鑒涵秋冷，風引恨長。才名成底事，翰墨有餘香。展冊對亡友，濡毫酸別腸。更搜零落稿，同置研函旁。”又失去了一位和他品詩論文的朋友，何況是一位身世凋零的才人，翻展他的遺冊，不禁悲酸於心。 馬曰琯的【明月引】《行庵為同人吟會之地，年來故侶零落，愴然於懷，因賦此曲》讓我們再次感受到他對朋友們的真情和他自己內心的那片柔柔的世界： 蕭蕭禪院冷秋鍾。約過從。怯過從。老樹疏枝，即輩倚吟筇。風又易流雲又散，徑苔裏，一條條、認舊蹤。 舊蹤。舊蹤。總迷濛。叫斷蛩。記也記也，記不起、魂夢相逢。才一追思，斜日下牆東。須鬢看看凋落盡，拌醉也，把衰顏，付酒紅。 人不能沒有朋友，但像馬氏兄弟視朋友為性命的情形並不普遍。如果說對厲鶚、姚世鈺去世後的情感如同長歌一哭，那麼在這首詞裏讀到的是失去朋友後自己生命的委頓。行庵依舊，朋友已去，沒有了朋友，自己也是“須鬢看看凋落盡”，生命和精神都隨著朋友的離去而凋落了。 二是對生命的詠歎。 馬曰琯有詞集《嶰穀詞》，其第一首【百字令】《自述》就表達了一種人生感慨： 半生情味，歎飛光激箭，流年隨手。踏遍槐花成底事，蠟燭三條孤負。洗墨池荒，畫眉人老，蕭索閑門舊。添丁詩句，玉川何日才就？ 贏得玉柱金庭，銀濤雪屋，湖海籠襟袖。回首東華塵土夢，布襪青鞋還又。 桑柘騎牛，滄浪吹笛，沮溺真吾耦。從今以往，樂天惟是歌酒。 寫這首詞的時候，馬曰琯應該年過半百了，所謂“半生情味”說明了他的生命刻度。人在年過半百的時候想的是什麼？一個文人想的是什麼？像馬曰琯這樣既是商人又是文人的人想的又是什麼？他感慨的是“飛光激箭，流年隨手”，時光過得飛快，人生有許多變化，自己雖然“贏得玉柱金庭，銀濤雪屋”，過著富貴的生活，但再多的金銀和財富，仍然不過是一個豪華的夢而已，所以要像長沮和桀溺那樣作一個避世的隱士，不再有什麼追求，“樂天惟是歌酒”。這種消極的人生態度，其他的文人也有，所不同的是馬曰琯不是感歎功業難就，而是覺得整個人生都無趣。 杭世駿記述馬曰琯“天骨英異，弱不勝衣，而遇事飆發，動中機會，雖毅夫介士不能及。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夷猶澹遠，以奇文秘冊為師資，以法書古鼎為食飲，以長鬆怪石為遊處，擺脫愛染，陶冶性靈，非多生有淨業者，不能到也。”馬曰琯的形象和晚於他的江春很不一樣，他是“弱不勝衣”，一個文弱的人！當然，他處事的風格並不文弱，所謂“遇事飆發，動中機會，雖毅夫介士不能及”。但在杭世駿的筆下，馬曰琯在總體上仍然有著太濃的書生氣質。 這種氣質甚至連一般的書生遠不能及，甚至讓人難以理解，“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夷猶澹遠”。我總在懷疑很多人對馬曰琯存在著嚴重的“誤讀”，以為他就是一個熱鬧人，一個老是和朋友們聚集在一起，或者遊山玩水、或者無事找事地無病呻吟。其實，杭世駿的描述在他的詩集裏是能夠得到印證的。且看下麵引錄的幾首詩詞： 雨餘簷外還蕭颯，燈下攤書讀未殘。已分此身成鈍漢，任人他日誚儒冠。蛩聲漸近知秋老，酒味全消怯夜闌。太息無兒頭早白，那堪顧影瘦欒欒。（《秋夜獨坐》） 小瓶艾葉剪香叢，牆角榴花委地紅。五日關心逢競渡，廿年積思等飄蓬。東西兄弟渾如醉（時弟半查暫寓西頭），酬唱賓朋孰最工。獨坐閑庭無一事，茶煙輕颺竹梢風。（《乙卯午日》） 那堪秋去耳還聞，床下更相親。忘卻粗疏聲老，猶自怨黃昏。 無氣力，與誰論，雨紛紛。一燈如豆，兩鬢成絲，怎不銷魂。（【訴衷情】《寒蛩》） 這幾首詩詞摹寫的都是馬曰琯自個兒“獨坐”的畫麵，正如杭世駿所描述的“退居一室，如枯僧靜衲”。平日裏得應付商業上的事，這是為了世俗的生活；他喜歡和文朋詩友們唱和，這是他精神的需要。但是，他的時間並不完全被這些內容所占領，他還有靜下來的時候，他也還有不便、不能或者沒有機會對朋友言說的內心。 《秋夜獨坐》所言說的心事有兩重，一是對自己功業未建的遺憾；二是對自己沒有兒子的悲傷。馬曰琯認為自己是個“鈍漢”，而且也把自己當成“儒冠”準備將來被人譏嘲，今天看來似乎沒有什麼道理，因為他的生活過得很是優裕，他在揚州乃至天下文人中頗有聲名，還有什麼需要遺憾的呢？隻有一個遺憾可以理解，他沒有科舉功名，因為沒有科舉功名，他未曾踏上仕途；沒有踏上仕途，他就未能實現儒家老祖宗們為讀書人標舉“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或許馬曰琯自許甚高，即便是有錢、有書、贏得了諸多文士們的尊敬，他還是覺得曾經的理想沒有實現是永遠的遺憾。另外一方麵，沒有兒子，意味著自己的生命得不到延續，這在馬曰琯的時代，的確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和悲哀。 《乙卯午日》雖然也寫自己“獨坐”，但從情緒上略為輕鬆一些。乙卯為雍正十三年（1735），馬曰琯時年47歲。從“艾葉”、“逢競渡”等詞句看，這個“午日”或為端午。這個時候，他的手足兄弟馬曰璐也和他住在一起，賓朋好友也多所酬唱。“獨坐”庭院，他享受著悠閑，眼裏是“茶煙輕颺”的景色，連拂過竹梢的風也是軟的。但在這舒緩優雅的獨奏曲中，我們還聽到了一組不和諧的音符———“廿年積思等飄蓬”。他的“積思”是什麼，是壯誌未酬？還是一直沒有兒子？乙卯年端午的獨坐，馬曰琯依然沒有丟卻人生的心思。 【訴衷情】《寒蛩》重現了《秋夜獨坐》的畫麵，依舊是秋雨，依舊是孤燈，依舊是蛩聲。隻是在這個秋夜裏，蛩的鳴叫聲被放大，而馬曰琯的心緒也伴著蛩聲變得更加低沉，“一燈如豆，兩鬢成絲，怎不銷魂”。秋夜的馬嶰穀是如此的孤獨，如此的黯然和頹喪。他的人生看似熱鬧非常，可他生命中的夜晚，又是如此悲涼和感傷。他擁有了很多：財富、園林、古玩、書籍，還有朋友。但他沒有得到的東西也很多，他最想得到的東西卻沒得到。於是，獨坐的他寫下了他自己獨坐的模樣，也寫下了他獨坐的內心世界。 三是對山水田園的沉醉。 對於山水的喜愛，似乎是人的天性，即便是商人也不例外。沈德潛在《韓江雅集序》中舉一“癖”字論馬氏：“癖有雅俗，又專嗜而不能兼嗜。而馬兄嶰穀，獨以古書、朋友、山水為癖”。山水是馬曰琯“三癖”中的一“癖”。《焦山紀遊集》就是馬氏兄弟和厲鶚等朋友於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同遊焦山唱和的結集。同遊者9人，除馬氏兄弟外，還有厲鶚、杭世駿、陳章、樓錡、方士庹、歸一覺僧房曉、閔崋、陸南圻。他們“往返兩宿南莊，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賦詩七首”，所寫的詩題分別為霍家橋道中、冬夜宿南莊、焦山觀音崖晚望（用宋人趙冰壺韻）、焦山看月（以“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為韻）、登雙峰閣、歸宿南莊（二絕）；另有《寒夜石壁庵聯句》一首。這既是遊山玩水，也是詩友們的吟會，馬氏兄弟詩興頗高，所作不讓友人，如馬曰琯的《歸宿南莊二絕》之一：“乘潮又放南莊棹，恰似春風二月初。籬外疏梅梅外竹，並叫寒月浸階除。”馬曰璐則有“梅花閑與月明分，鶴棚鷗巢各一群。點起吟燈清不寐，江山回首足寒雲”之句。《林屋唱酬錄》亦是馬氏兄弟偕陳章、閔崋、樓錡等人遊覽吳中山水的詩集，他們“自揚入吳，過惠山，曆武邱，憩明瑟園，乃攀天平，曆支硎，俯寒泉，躡華山烏道，上靈岩，陟鄧尉，由天池石壁，渡太湖，探石公、包山、林屋、飄渺峰、消夏灣諸勝，飲明月坡而返”。一路行來一路詩，每人得詩50餘首，真正是“以其筆墨發山水之靈”。 在馬曰琯的個人詩集《沙河逸老小稿》中，也不乏山水之作，如《柬樊榭竹町湖上二絕句》之二： 自攜筆硯自煎茶，無限詩情問水涯。落盡榆錢飛盡絮，滿湖煙月屬吾家。 對比上文所論其“獨坐”之詩，這樣的小詩清新流暢，宜目宜心。親近自然乃至擁抱自然的心情，湖水激蕩而出的詩情，都使這首詩給人以愉快的審美感受。 除了雅喜山水以外，文人又往往添加一份對田園風光的親近。山水給人以心靈的明淨，田園給人以生活的溫暖。馬曰琯也寫了一些田園詩，如《冬日田園雜興》之兩首： 禾稼匆匆輸稅了，布袍絮帽依茅簷。城中買得新官曆，愛說明年是稔年。 竹掩梅藏自一村，雞聲人語舊籬門。西風雲淨月初上，正照田家老瓦盆。 前一首寫農家的不易和希望，不易的是禾稼要交稅，希望的是明年是個好年成。後一首寫農家生活的寧靜。田園詩都帶著詩人的主觀感情，詩人或厭惡了官場生活，把田園的自然純樸的生活當成自己的向往，因而即便是需要艱苦勞作還要繳納稅租的農家生活也相當美好。對於馬曰琯來說，他大多時間生活在揚州城裏，他的生活空間是優雅的小玲瓏山館，這片“竹掩梅藏”、“鷄聲人語舊籬門”的農家田園在他看來很是新鮮，包括農民的生活，他們因為不斷地輸稅而生發的對年成的期望，也成了他的詩材。 毫無疑問，“揚州二馬”商人、詩人的雙重身份，使他們對生活的體驗不同於商人，也不同於文人。與商人相比，他們有文人的憂鬱、敏感；與文人比，他們有商人的經濟上的優越，缺少一份艱辛人生的體驗。因此，他們無從去關注民生，也無從去關注社會問題；他們的人生詠歎在常人看來也多少有著無病呻吟的意味。可貴的是，“二馬”有著一份對文化的尊重，有著一顆待人待物的真誠。優良的做人品質使他們的詩歌終於讓人不僅能讀，而且能感動其中。 三、“紅頂商人”江春 （一）“紅頂商人” 自從台灣高陽的小說《胡雪岩》出版之後，很多人都知道了“紅頂商人”的說法。的確，胡雪岩的身上積澱了徽商的文化傳統，他的經曆在明清徽商中很有代表性。他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宗棠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並開辦胡慶餘堂中藥店。他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是一個典型的官商。但是，要論“紅頂商人”，早於胡雪岩200多年的江春，更具有代表性。 江春的生平資料，有與他交好的袁枚撰寫的《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誌銘》，其文如下： 乾隆己未冬，餘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穎長。餘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禺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煢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己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賦詩。餘灑然異之。 亡何，鹺務寖削，商中耆舊凋謝。恭遇國家大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谘詢，惟公是賴。公閱曆既久，神解獨超，輔誌弊謀，動中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群商張目拱手，畫諾而已。四十年來，凡供張南巡者六，祝太後萬壽者三，迎駕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後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餘。每跪道旁，上望見輒喜，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賜上方珍玩，加級記錄之恩，莫可紀算。轉運使出都，請尋，上麵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谘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勳舊閥閱，而帝心簡重如此，受寵若驚，匔匔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丁醜，辦治淨香園，稱旨，賞給奉宸苑卿。壬午，盤獲內監逸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上知公貧，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群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噎媚，退有微詞，公絕不與較。未幾，兩淮提引案發，上震怒不測。群商就逮京師，勢洶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然一以身當，庭訊時惟叩頭引罪，絕無牽引。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諸大吏，鹹伏歐刀，而公與群商拜恩而返。妻孥迎門，先咷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餘蔭，無怪其幹霄而捧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海讀書處。公家其旁，葺而新之，疊石穿池，請駕臨幸。上喜平山之外得近處小憩，兩幸其園，賦詩以賜。公抱七歲兒迎駕，上抱置膝上，摩其頂，親解紫荷囊賜之，恩幸之隆古未有也。 公長身薑立，角犀豐盈，晚年雖發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強不衰。 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從從然屨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益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賓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屢空。身歿之日，家無餘財。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陳孟公一流，而風雅過之。 公諱春，字穎長，生時白鶴翔於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演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一子女，皆不育。繼弟昉之子振先為後，又夭。公歿前一日，再繼其弟振鴻。壬寅春，餘持公詩遊黃海，一丘一壑如得導師。歸而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詩作證。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誌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年月日葬某。 除了袁枚的墓誌銘外，江春的外甥、大學者阮元也撰有《江鶴亭橙裏二公合傳》，其於江春的傳記如下： 鶴亭公諱春，字穎長。生時有白鶴之祥，故號鶴亭。姓江氏，徽州歙縣人。祖諱演，僑居揚州；父諱承瑜，皆以鹽起家。行仁樂善，周貧乏，修津梁，動費萬金，並以公貴，封贈一品階。公性警敏，為金壇王太史步青弟子。善屬文，尤長於詩，與程編修夢星齊名。以五經應試，未第，遂出其才治鹺業。上官知其能，檄為總商，凡重事皆與擘畫。乾隆十六年，上巡幸江浙揚州，迎駕典禮距聖祖時已遠，無故牘可稽，公並立章程，營繕供張，纖細畢舉。二十二年南巡，駐蹕金山，召對稱旨，親解賜金絲荷包，授內務府奉宸苑卿。三十年南巡，修治紅橋東之淨香園，蒙禦書“怡性堂”額，賜福字玉如意。城東南高阜曰康山，相傳為明康海讀書處，公葺新之。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上喜平山之外得近處小憩，遂再幸其地，賜額，賜詩。公理鹺務四十年中，凡隻候南巡者六；祝皇太後萬壽者三；迎駕天津山左者二；最後入京赴千叟宴。國家有大典禮及工程、災賑，兵餉、河餉捐輸，上官有所籌劃，惟公是詢。公才裕識超，專心國事，不顧私計。指顧集事，又更事久強記，善用人；苟有益於各省轉運者，知無不為。規遠利而不急近效。周急濟貧，加意於書院、養老院、育嬰堂。 諸事每發一言，畫一策，群商拱手稱諾而已。群商之受指揮，不便其私者或退有怨言。然而兩淮提引案發，逮治群商首總黃源德，老疾不能言，餘皆自危於斧锧，公毅然請當其事，延讞時惟叩頭引罪，絕無牽引。上知公無私，詔釋不問獄解，所保全兩淮之人甚眾。太監張鳳以銷毀金冊，捕逃頗急。鳳至揚州謁公，公於杯酒間縛之。上飭封疆大夫之失察者，特授公布政使司。上深知公誠藎，有長才，每望見輒加詢問。公貧，無私蓄，辦公力絀，上賞借帑金三十萬兩。公運鹽之號曰廣達，每鹺使者出都，必諭曰“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商辦”。前後被賜禦書福字、貂緞、荷包、數珠、鼻煙壺、玉器、藏香、拄杖、便蕃，不可勝紀，加級累封至光祿大夫。公偉岸豐頤，美須髯，喜吟詠，好藏書，廣結納。主持淮南風雅，與盧轉運見曾同意趣。水南花墅別業開並蒂芍藥，轉運就公賞賦詩。轉運北歸至召伯舟中，賦詩始別。北郊鐵佛寺荒寒，多紅葉，公數招杭太史世駿，諸詩老清齋賦詩終日。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為蘇文忠七百歲生日，與諸詩人懸像於小山僧之寒香館賦詩。一時文人學士如錢司寇陳群、曹學士仁虎、蔣編修士銓、金壽門農、陳授衣章、鄭板橋燮、黃北垞裕、戴東原震、沈學子大成、江雲溪立、吳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結縞紵，或致館餐，卑節虛懷，人樂與遊。風亭月榭，觴詠無發。與玲瓏山館馬氏相埒，所著有《隨月讀書樓詩集》三卷。公感重恩，竭力圖報，治公事戴星出入，暇即從事詩酒，不自持籌算私積。言事投書者，數十輩林立，隨方應付，食頃已畢。或曲劇三四部，同日分亭館宴賓客，客至以數百計。恒以質庫，分給數庖以應之。公以乾隆五十四年積勞致卒，年六十九，卒之日家無餘財。 賜帑未繳，鬻產及金玉玩好以足數。公無子，初以弟昉季子振先為子，蚤亡，複以次子振鴻為子。上知其卒後貧，複賜帑，諭振鴻業鹺以繼其父。 振鴻始冠，能文，勤謹儉約，力圖起家，不敢負上垂念舊商之恩也。 袁枚的墓誌銘寫得很有文采，也很有感情，加入了他和江春交往的一些軼事。阮元的傳記寫得更為詳細。此外，還有曾經長期隨從江春的應澧也寫過一篇《江鶴亭先生傳》。綜合三篇傳記資料，以及其他的一些材料，對江春的一生和形象可以有了比較充分的了解： 江春，字穎長，康熙六十年（辛醜，1721）生，因其出生時有“白鶴翔於庭”之異象，故別字“鶴亭”。他的本籍為安徽歙縣，家業世代治鹽。自其祖父江演起，就僑居揚州。應澧記載他“天資警敏，初知學，塾師出句雲：雲開千裏目，公應聲曰：窗納一池星。人目為奇童”。和很多徽商一樣，年少的江春誌不在經商，而是攻讀八股，參加科舉考試。袁枚在其墓誌銘中回憶，他24歲路過揚州時第一次見到江春，剛剛16歲的江春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覺江春“少年淵雅”，和那些喜好“聲色狗馬”的鹽商很不一樣。 但是，他的科舉夢想並未能實現，阮元的傳記說他“以五經應試，未第，遂出其才治鹺業。”據清末許承堯的《歙事閑譚》引《橙陽散誌》記載，江春於“辛酉鄉闈，以兼經薦，額溢弗售，棄帖括，治禺筴業”。辛酉為乾隆六年（1741），江春時年20歲，他參加了科舉考試，卻名落孫山。經過這次失敗的科舉考試之後，江春“棄帖括，治禺筴業。”開始全力經營鹽業。因其“練達多能，熟悉鹽法，司鹽政者，鹹引重之”，“上官知其能，檄為總商”（阮元）。 袁枚描述江春的形象是“長身薑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須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強不衰”；阮元稱他是“偉岸豐頤、美須髯”；《揚州畫舫錄》說江春“體貌豐澤，美須髯，為人含養圭角，風格高邁”。這些描寫可以讓我們想象他的儀表不凡。 阮元記載：乾隆十六年，乾隆巡幸江浙揚州，適時“迎駕典禮距聖祖時已遠，無故牘可稽，公並立章程，營繕供張，纖細畢舉”；大約從此以後，江春就逐漸成為揚州商人中的領袖。袁枚記載他“恭遇國家大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谘詢，惟公是賴。公閱曆既久，神解獨超。輔誌弊謀，動中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群商張目拱手畫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