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為了自己的享樂，也為了結交文人士大夫，大興土木，廣建園林。例如鄭元勳的“影園”及其兄弟鄭俠如的“休園”、程夢星的“篠園”、馬曰琯、馬曰璐的“小玲瓏山館”、江春的“康山草堂”等。如揚州二馬的“小玲瓏山館”，清代張庚曾繪《小玲瓏山館圖》，馬曰璐為之撰寫了題記：
中有樓二：一為看山遠矚之資，登之則對江諸山，約略可數；一為藏書涉獵之所，登之則曆代叢書，勘校自如。有軒二：一曰“透風披襟“，納涼處也；一曰”透月把酒“，顧影處也。一為紅藥階，種芍藥一畦，附之以澆藥井，資灌溉也；一為梅寮，具朱綠數種，媵之以石屋，表潔清也。閣一，曰“清響”，周栽修竹以承露；庵一，曰“藤龍”，中有老藤如怪虯。有草亭一，旁列峰石七，各擅其奇，故名之曰“七峰草亭”。其四隅相通處，繞之以長廊，暇時小步其間，搜索詩腸，從事吟詠者也，因顏之曰“覓句廊”。將落成時，餘方擬榜其門為“街南書屋”，適得太湖巨石，其秀美與真州之美人石相埒，其奇奧諧海陵之皺雲石爭雄。……餘不惜貲財，不憚工力，運之而至。甫謀位置其中，藉他山之助，遂定其名“小玲瓏山館”。
這樣的園林，既盡收自然之美景，更講究文化品位。而修建這些園林，不僅促進了園林業的興起，也促進了與園林業相關的各種文化產品的發展，如花木、奇石等等。就私家園林建築而言，江南的各個城市都有相關建築，各有其豐富的底蘊和特色。但是，揚州徽商由於其富有，有的還出於迎接皇帝南巡的目的，故而其所建造的園林融合了南北之風格，既體現著主人的文化喜好、性格趣味，比起純粹文人的私家園林，更加富麗堂皇。於是，要考察中國的園林建築的曆史，就不能不關注揚州徽商建造的園林。
商人也看準了書畫、古董收藏市場，他們收藏漢代的銅鼓，收藏梅花紙帳，收藏古書，收藏當代著名畫家、書法家的作品。例如故宮博物館所藏石濤“丁卯十月”（1687）所作山水畫頁，有題跋雲：“客廣陵十月，無山水可尋，出入無路，如墮井底。向次翁、東老二三知己求救，公以扇出之，曰：和尚須自救。雨中放筆，遊不盡的三十年前草鞋根子，亦有放光動地處，有則盡與次翁。
藏之，使他日見之者雲：當時苦瓜和尚是這等習氣。”這段題跋中的“次翁”、“東老”，在石濤生活陷入困境的時候，提醒他以書畫“自救”，而石濤為了“自救”放筆創作的作品，“盡與次翁藏之”。這位“次翁”是否是徽商不得而知，但無疑是有錢之人。由此可見商人收藏的愛好及風氣，直接促進了收藏文化，也促進了藝術作品的創作。
商人特別是徽商促進的這些文化產品勃興之後，又反過來影響到文學創作以及文學史的發展。
題材上，關於戲曲、關於園林建築、關於收藏以及書畫的內容越來越多。
即在徽商的詩文作品中就有不少。如程名世《雜題諸傳奇後》四首，分別詠《春燈謎》、《燕子箋》、《桃花扇》和《鴛鴦棒》四部傳奇作品。《韓江雅集》卷七有《漢首山銅雁足鐙歌為獬穀半查賦》、卷九有《銅鼓歌》、卷十一有《五日席間詠嘉靖雕漆盤聯句》，則均以所收藏的古董為吟詠對象。至於園林，揚州二馬兄弟均有《街南書屋十二詠》，吟詠他們的園林小玲瓏山館。而鄭俠如的後人鄭慶祜所輯纂的《揚州休園誌》更收錄了諸多的記、賦、詩、文，卷七、卷八收袁於令、揚州二馬以及吳敬梓之子吳烺等人的詩作246首，充分展示了以這個園林為題材的文學筆墨之豐富。
上述作品，或許更具有史料價值，但其中不乏蘊含審美價值的篇什。例如馬曰璐《街南書屋十二詠》之《看山樓》：“隱隱江南山，遙隔幾重樹。山雲知我閑，時來入窗戶。”該詩寫其登小玲瓏山館中的看山樓所見，特別是“山雲知我閑，時來入窗戶”兩句，傳遞出悠然自得的情趣。又如茅元儀的《影園賦》：
士大夫不可不通於畫。不通於畫，則風雨煙霞天私其有，江湖丘壑地私其有，逸態冶容人私其有，以致舟車榱桷、草木魚蟲之屬，莫不物私其有，而我不得斟酌位置之。即文人之筆、詩人之詠，亦我為彼役，而彼之造化所不得：施其力，雨露雷霆所不得；施其巧，精營力搆、點綴張設所不得；施其無涯之致者，我亦不得風驅而鬼運之。故通於畫而始可與言天地之故、人物之變、參悟之極、詩文之化，其餘時可以迎會山川吞吐、風日平章、泉石奔走、花鳥而為園。故畫者，物之權也，園者，畫之見諸行事也。我於鄭子影園，而益信其說。
該文寫鄭超宗的影園，從“士大夫不可不通於畫”入筆，進而論說“影園”之涵義。該段反複言說“士大夫不可不通於畫”的命題，而文句之整飭、之起伏、之氣韻，均具美文之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