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因商人的推動而勃興的文化產品，也對文學史的發展發生了或深或淺的影響。例如，由於商人對戲曲的消費，必然帶來戲曲文學創作的興盛。
商人對於古董、藝術品和書籍的收藏，為文學創作注入了新的題材。商人興建大量的園林別業，不僅帶來了以園林建築為題材對象的文學創作，還形成了以園林為文學空間的“集群”活動及創作，而它們的活動和創作完全不同於個體作家的創作，乃至不同於前代文人的雅集與唱和，成為文學史上一種新的創作現象。
三
就文學史本身的研究而言，本書的論題也自有其擴展研究視域的價值所在。“重寫文學史”的問題早已被提出來，如何“重寫”卻有待付諸實踐。
文學史的發展演進不是一種簡單的線性因果關係，而往往是“多因一果”，或者是“一因多果”，甚或是“多因多果”。因此，考察和描述一定時期的文學發展情形，不能僅僅從政治、經濟、思想幾個方麵就完成對其原因的分析。本書借用了生物學的“生態”一詞，將徽商之於明清時期文學的影響歸為“生態”予以描述，它或許並不貼切，但有一些對文學影響甚為突出的因素卻得以揭示，例如徽商與文人的交往、徽商的文學刊刻、徽商組織的文事活動等，它們似乎難以歸入政治、經濟、文化等範疇，但真切地對明清文學家和文學創作，特別是對該時期的文學發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從這些“因”出發分析明清文學史發展之果，或許對明清文學史的認識更加深入。
文學史總是撰寫者選擇的結果。撰著了《明代文學史》的徐朔方先生說：
“任何一部文學史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編著者的主觀傾向性。細大不捐的文學史似乎能夠給人以完整的印象，但即令可以毫無節製地擴展篇幅，也還是難以做到囊括所有。因此，撰寫者必須有所取舍。”撰寫文學史當然有所取舍，問題是如何取舍。電子時代的到來，使資訊的獲得更趨便利，越來越多的研究資料得以公布，任何一個學者都難以窮盡所有留存於世的作品，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的“取舍”就變得更加困難。或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其留存的別集中有相當有價值的作品，卻由於我們閱讀的限製而被摒棄到文學史之外。再有，一定時期的文學觀念也對文學史的取舍起著支配作用，諸如“宮體詩”以及相當多的豔情詩，在曾經的“政治標準”第一的觀念之下，它們自然被文學史擯斥。章培恒先生曾經說：“從受外國人影響有中國文學史以來，中國文學史書上所肯定的作家實際上都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肯定的那些作家，真正是自己發現的就是“五四”時候提倡新文化的人所發現的，一個是從李贄到袁宏道、晚明小品的一條線，另外一個就是戲曲小說。除此以外就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評價，不過玩些翻新花樣，杜甫原來說是忠君，現在說是人民詩人，換個標簽而已。”基於此，對於文學史的研究也必須打破固有的思維，一則需要在擴大閱讀的基礎上取舍，二則需要突破前人（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而取舍。
本書所論徽商的文學創作，既是明清文學生態的新的構成要素，也是可供文學史取舍的材料。
首先，諸多徽商的文學創作就是明清文學史上的新現象。作者的身份不是能夠入得《四庫全書》或者是本朝正史的商人，他們是擁有財富的階層，卻沒有社會地位。這些可以稱之為“小人物”的商人的確從事過文學創作，有的還留下了詩文集。對於這一現象，文學史是“取”還是“舍”？
其次，商人因為富有，所創作的詩文作品比起一些窮困的文人更容易得到刊刻流傳。他們的創作是否有價值？又有怎樣的價值？這就需要細致地分析和評價。例如汪然明、揚州二馬、江春等人的作品，在書寫自然風光和人生情感方麵，與文人的作品一樣具有審美價值；又如鮑廷博的詠物詩，既有題材上的開拓，也寄托了具有普遍性的老年階段的人生情懷。這些作品同樣可以供重寫文學史“取舍”。
再次，商人活動對於諸多文學現象的推動與促成作用。例如家族文學，近年來已引起不少學者的關注。在明清時期的家族文學中，商人是奠定家族經濟基礎的關鍵人物，往往也是家族文學傳統的奠定者，如汪然明之於叢睦汪氏文學家族、潘召南之於潘之恒的影響；又如地域文學，近年來也多為學者所論及。明清時期徽商與地域文學的互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他們或與經商所在地的文人群體互動，如徽商與揚州文人集群的文會唱和，或與故鄉文人互動。這些問題在重寫文學史時，是否也有必要予以關注？
總之，文學史的研究，需要擴展視野，無論是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要素，都需要深入底裏，細心挖掘；更需要在這些慣常的要素之外，發現新的要素，進行綜合的分析和研究。文學史的研究，還需要打破以往的思維局限，不斷挖掘新的材料、發現新的問題，從而越來越接近曆史的原貌，獲得新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