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固城》的寫作過程中，我不厭其煩地寫 “大柳樹”、“山神爺”、“陰陽爺爺”、“家神”、“堡子梁”、“東城牆”、“堰渠梁”、“老水磨”等，像是有意為村莊蒙一層神秘麵紗，但卻不是，這些神、人與物是村莊真實的莊嚴。每次寫到他們，我的心隨著他們的依次出現溫暖起來，神聖起來；更多時候，這些人與物，沒有刻意要去寫，可能是潛意識的。他們的不斷出現，是一座橋或者一條線索，讓我隨時都能感知自己的存在。“自己”在整個寫作過程裏遠遠超出代表“我”的第一人稱。我能感到“自己”有時並非“我”，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是來自寫作時個體的思想與現實的邂逅，思想的“自己”往往站在高處，現實一直與“我”同在，素材來自“我”，靈感發於“自己”。兩者同在又常常分離，不正常的狀態是“自己”無時不在村莊遊走，尋找“我”需要的精神食糧，正常狀態下，“我”就是“自己”，也就是說，二者合一時，“我”不在寫作狀態，二者分離時，“我”在試圖打破常態中的生活習慣，與“自己”碰撞火花。這大抵是我寫作《回到固城》的基本狀態。
我很喜歡這種狀態，因為它能讓“我”看到真實的“自己”。能讓“自己”感知“我”微弱的力量，點亮埋進時間深處的記憶。
於是，我在這些閃閃爍爍的記憶裏，呼喚村民的名字，每叫出一個姓名，都有種切切的疼痛彌漫過身心。上磨先生、上磨隊長、陳阿爸、李家爺、扁食阿婆、二閻王阿婆、陳阿姨、高媽、田媽、芍藥、浪哥、高中寧、陳三姓、小三姓等等，他們仿佛在我喊出的瞬間，早己經站在我麵前了，我能看見他們的快樂與愁苦，能聽到他們對我想說的話，於是，我趕緊記錄下來，形成《回到固城》中最鮮活的篇章。二哥、富田子、春田子、陳懷子、田中孝、紅梅兒、蘭香、平娃、二胖子、瑞心、我的女同學們等等，寫到他們時，我看到的是一個一個的自己，在我眼前唱歌哭泣，分明感到固城河在眼眶翻起朵朵浪花。於是，我寫下他們的名字，和與他們有關的愛情（他們有過愛情嗎？）。還有楊瓜子和黃瓜子，我一直以為他們早就忘記了我，可每次回到村莊，他倆都跟在我身後指指點點傻傻地笑，笑得我若芒刺在背，他們生來隻會對人傻笑，讓我想起與物為春，與人為善，無財七施；我沒有理由不寫下他倆來啟迪自己的心智。
還有引兒、引弟、招弟、來弟這些象征男性在鄉村地位至上的女性名字，她們的生命好像就是為家族男性繁衍而來。換弟曾給我說過，她父母給她起名換弟，為的是想用這個名字的她換來一個兒子。於是，她媽每天哭天抹淚對著天爺叫，整整叫了五年，還真把天爺叫答應了，還真生了個兒子？這些承載著村莊傳統意義的婦女，她們中有的生下七個女兒，第八個才生下兒子，盼兒子忘記身體的承受能力。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所謂七仙女的家庭，這種生育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相悖，其實是傳統觀念與地域特點的產物，後者為主要因素。地處高寒山區的農村，家裏沒有男性支撐生產勞動，那種艱難無法想像，避開現實生活的重重矛盾，沒有那個女人願意沒完沒了地生孩子。這些名字從童年刻印進我的腦海，當生活的重負，讓她們還未年老牙齒就掉落，腳步就蹣跚。我想用文字寫出她們卑微的生命曆程和超越生命的力量。還有村裏唯一的侏儒靈活子，多年以後，我回到村莊，正月初八晚接山神的煙花鞭炮轟炸的濃煙中，當有人點燃一柱幾十孔的大煙花，煙花噴薄衝上天空，她矮小的身體箭簇一般衝向正在猛烈噴射的煙花筒，緊緊抱住，將頭埋進煙花散落的濃煙底下，爾後抱起還在呼呼冒煙的煙花筒跑向房簷丟下又衝向另一個燃燒的煙花筒。我追上去讓她等燃燒完再去拿？她卻說 “我的娃，還有更不要命的要跟我搶呢？”當晚淩晨，她頭頂鞭炮紙筒，推開我家的門，滿臉堆積卑微笑容，硬要給我的孩子10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