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抹春痕夢裏收。
草長鶯飛，柳細波柔。
珠簾十裏搖銀鉤。
箏鳴東風，那處紅樓。
呂碧城
世人知她蘇青，便隻由那兩個豔才情絕的人文字中得的。但是，無論是張愛玲的《我看蘇青》，還是胡蘭成的《說蘇青》，訴諸於世人眼簾的都隻是一個鄰家妹妹的普通尋常。然，這之外的蘇青，實則是舊時上海灘上一個“極富盛譽的女作家”。
起
王安憶說，她是個懷舊中的舊人。
當人們對上海這座傳奇城市進行追憶的時候，她才姍姍登場。她那活生生的，滿溢著生活之細節的文字，原是如此讓人驚豔不已。於是，人們便於懷舊中記住了她這麼個舊人。
她寫弄堂，寫胭脂水粉，寫婚姻生活，獨獨不寫愛情。於她而言，愛情隻不過是那俗世裏的一點愛戀罷了；男女間的那檔子事，於生活之中延綿也便罷了，斷不必使她用筆去記錄、去書寫的。她隻寫活生生的生活，細至精髓，讓人心驚不已。
出生於寧波書香門第之家的她，免不了接受那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促成的婚姻。隨之，她的生活便陷入那泛泛的世俗之中。若不是那可恨的夫君於外花天酒地而不顧她之生活安穩，她便也可在那油鹽醬醋茶的生活裏過得紅紅火火。
她，終為了自己拋卻了無以回望的十年婚姻，做了那人前光鮮實則艱辛的職業新女性，以一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筆刻畫本真的生活。無關它好、它壞，沒有禁忌。
於是，她成了讓人側目的“最膽大的作家”。
她更於追逐“俗世中的愛戀”的厭煩中，把世間女子都寫作成欲望之中的“蛾”。
張愛玲說她是“亂世裏的盛世的人”。
誠然，她本心忠厚，願意有所依附。隻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裏的孫媳婦那麼辛苦地在旁邊照應著，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隻是，世間男子多是些薄情寡義之人，無處可尋到她之所想的那樣。
如是，她的紅塵樓宇中隻剩下了無數春痕在那裏。她的世界裏除了文字，再就是一個淪陷區“上海文壇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的美譽。
隻是，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生命不過是一場墳地裏的盛宴，飲罷唱罷，死亡就微笑著翩翩飛臨。”1982年12月7日，她於上海寂寞離世，時年69歲。
亂世佳人
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可謂是個亂世，不幸被日軍占領淪為“孤島”。
於此，這期間許多文化界名流或撤離、或隱居。因而，彼時的上海文壇寂寞得可怕。然，在某一個晨曦，卻驚現了兩朵別致的花朵，一朵是那個世人皆知的傳奇女子張愛玲，一朵就“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傳奇女子蘇青。
她在自傳體的小說《結婚十年》中，盡數用了那大膽的標題和內容，她寫初婚的感受、生育的痛苦和歡樂，她亦寫婚外戀，寫與各種男人打交道，並於書中細微描述著婚姻生活中女性真實的性心理。一時，被稱為“大膽的女作家”。毀譽參半中，被推向曆史的風口浪尖上。
於是，她的生活陷入到惡性循環之中。
她渴望安穩，亦希冀男子帶給她愛，然而世間男子多是那薄情寡義之人。於是，她於每次男人們離她而去時，就忍住眼淚說她也是在玩弄男人。而她文字之中的那些男人女人，更是被撕破了溫柔的麵紗，一步步進逼，叫人無從辯解。
如是，她便免不了被人記恨。男人和女人都把她當作敵人。
孤島裏的人們，便看到一個於亂世中寂靜前行的“最膽大的作家”。以其“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言論，攪亂著那時上海灘的男男女女的心。
是真實地活在現世的女子，在一如既往地寫著心底的魂，無論好與壞，快人快語地，做了人家芯子裏的活。
多年後，我們可從她的文字裏辨出上海女子那潑辣的一麵：能言善辯，占了男子上風；什麼事都懂，沒有什麼瞞得過眼；厲害、刻薄，卻不討人厭，隻是骨子裏世故罷了。還是被曆史埋沒了。時代演變，舊的下場，新的上場。當年的聲色，早已偃旗息鼓，煙消雲滅。一個蘇青，又有什麼？在人家的時代裏，隻能是寄人籬下的“亂世佳人”而已！
她的名字叫蘇青
用一支柔弱的筆，寫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驚天動地的她，讓彼時的上海灘記住了一個叫蘇青的“膽色”女子。她是自視極高，眼裏揉不得沙子的清絕孤高的上海女子，骨子裏亦全都是經由歲月時光雕琢的脫胎換骨的涅盤。蘇青，1914年出生於浙江寧波，原名馮允莊。據說，她的家庭十分富有，祖父馮止凡乃是一屆舉人，後經商遂成了那時城市裏新興的殷實市民。由此，這蘇青亦是那書香門第大戶人家的小姐。
蘇青的童年，幾乎都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在那個清一色女性的古老大屋裏，承載了外婆、姨婆、母親等女性的無私關愛，讓小小年紀的蘇青，心底充滿了無限的愛，這亦對她以後的寫作風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而，人生並非一切都是完滿和美好。
回憶裏還有一個父親的影子，那個叫做馮鬆卿的人是庚子賠款放洋的留學生。年輕時，多待在國外，對蘇青的關愛亦是少之又少；回國後，對家庭亦是不甚盡責的。這些於年幼的蘇青而言，是傷痛和無奈。
自古以來，女子於家中的地位都是輕的。
出生於書香門第之家的蘇青，雖說有幸受到正規的文化教育，但是在父母的眼裏，這到底不是女兒家的正經事。所以，她還是落了和那個時代的許多女性一樣的命運，於14歲那年經由家長之命、媒妁之言與一個叫李欽後的男子訂了婚。
1934年，已為南京中央大學外文係學生的她，和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律係的李欽後於老家正式完婚。不久，她便因懷孕而退學，正式結束了她少女年華的生活。
之後不久，她和丈夫肄業移居上海。
至此，她的生活便與那個十裏洋場、滿眼飛花柳絮的上海灘有了綿密的糾葛。
1935年，她為抒發生產的苦悶，寫就了那篇名為“產女”的散文，並被發表於時為《論語》的雜誌上。由此，她正式踏上海派文學的道路，並與那個傳奇的女子張愛玲一起，走了一條現在看來完全是“非主流”的寫作路線，一起紅遍當時的上海灘，且一起被中國現代文學史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