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海光先生仍然是鬥士
1967年春天，即還沒有到“殷先生必須離開台大”的時候，李敖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看到殷的氣色很差，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向東吳大學學生陳平景打聽，陳說殷有胃病。4月14日深夜，李敖寫了一封信給殷海光，說已約好宏恩醫院的門診，要殷“一定得去”，一切費用由他承擔。宏恩醫院是一家貴族醫院，在“宏恩”檢查。需交三千元保證金，李敖掏不出，就跟會計小姐磨蹭，最後商定先開一張空頭支票做抵，等尋到現款後再換回。經過太夫認真檢查，確定殷海光患了“百分之百的胃癌”。當即辦了住院手續。後來在另一些人的要求下，移到台大醫院開刀，把胃切掉三分之二。這使殷海光的生命延續了兩年。王曉波在《悼念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中說：“後來，殷先生由宏恩醫院轉往台大醫院開刀，台大醫院有公保，隻要住二等病房就不必另外繳費，宏恩醫院的費用是李敖付的，因為當時殷先生的學生中隻有李敖有錢。”對這一說法，李敖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有所辨正，意思是說最後一句不對，當時殷海光學生中最有錢的不是他，他那時是一個苦力。他在給殷海光信中說“我最近為香港一家出版社幫忙，有一筆小收入”，也不是真的，是有意騙殷海光的，他不願殷海光知道自己經濟困窘而不安。
殷海光患病以後，思想有所轉變。李敖在《快意恩仇錄》中說，一些人“製造了一本《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說殷海光臨死前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變。並且強調這一點，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偉大貢獻輕輕帶過。把殷海光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獨裁反集權的努力都輕輕帶過，甚至把殷海光描繪成一個臨終的悔罪者似的”。他說：
“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許情況不會那樣糟。”1969年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惡化，送人台大醫院，李敖因聽到些閑言碎語而未去，延至14日晚上前往醫院看望，當時殷昏迷不醒。據王曉波《殷海光先生臨終日記》，殷海光第二天“聞李敖曾來訪露出微笑”。
9月16日，殷海光逝世。
文德《殷海光教授年譜簡編》寫道：“九月二十一日在懷恩堂追思禮拜，由周聯華牧師主持，數百人參加。李敖沒參加追思禮拜，因他反對在教堂做追思禮拜，怕殷會被教會拿作宣傳。”
在殷海光死去一周年，殷太太在教堂做禮拜追思的前夜，李敖有信給她。內有一段：“去年九月十五號晚上，您向我說：‘李敖你是鬥士，可是殷老師不是了，他已屬於上帝。’如今一年過去了，感情的因素應該平靜些了，殷師母，我向您說，您錯了。海光先生仍然是鬥士，隻可惜能夠陪他一起鬥的人太少了，能夠認識他這一鬥士性格的人也太少了。所以當同他一起鬥爭的朋友坐了牢，包圍他的都是比他軟弱的人。或是對他這一鬥士性格缺少幫助和鼓動的人。大家不阻撓他，即倚靠他，以致海光先生精神負荷日益加重，同時他又是不善於調節精神與身體均衡的人（兩次被我強製送進醫院，即為一例），又最容易被小人利用，以致好惡無定，愁緒難排，最後終告不起。……海光先生和雷震先生一樣，他們都是鬥士型的偉大人物，鬥士的生涯就是鬥，不停的鬥，勸他不要鬥的人，動機盡管好，可惜是婦人之仁，愛之適足以害之。海光先生英靈不泯，在鬥士的行列裏，他是先烈，他將永生！我們沒死的人，雖然遺憾要分別采取不同的方式來紀念他，但對死後的海光先生說來，卻並沒有被‘分裂’——海光先生仍是完整的海光先生，有人以為抓到了他的什麼，其實隻是利用死屍而已。真正海光先生的靈魂，不是二流以下人兒所能了解的！”
六、軟禁與“反軟禁”
1964年。有一件重要事情發生，就是“彭案”。彭，指彭明敏，彭明敏有個學生叫謝聰敏，人極有心機。他說動他的老師彭明敏、同學魏廷朝，跟他一起搞台獨宣言。事泄，被捕，是為“彭案”。其實“彭案”的主角不是彭明敏，而是謝聰敏。謝聰敏跟李敖是兩度同學（台中一中、台大），彼此也是很熟悉的。
彭被捕後經多方營救，三個月後彭明敏被放了出來。彭設法偷渡，最後抵達瑞典。
國民黨當局一得知彭明敏偷渡瑞典，即不分晝夜，由專車一輛。專人若幹，把李敖緊迫盯了起來。先由警察單位派人。後由警總接力，前後“跟監”（跟蹤監視）。在專車一輛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組，每天三組，每組八小時，實行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緊迫盯人。那時李敖住在四樓公寓的頂層，警總在樓下對麵農家平房裏租了兩間，車就停在門口，跟李敖的車遙遙相對。每當李敖出門的時候，他們就跟蹤，亦步亦趨，時刻不離。對這種軟禁生活，李敖自有一套對付的辦法。他時常告訴自己：“我決心不被它打倒，相反，我要笑著麵對它。”《史記·管宴列傳》說管仲“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這是李敖最欣賞的一種本領，他努力使不如意事化為對自己有利。人要修煉到這一段數，才算爐火純青。爐火純青的人。不論在八卦爐裏、在八卦爐外，都是一樣逍遙。基於這種達者強者的人生觀，李敖在被國民黨軟禁過程中，一直表麵上悠哉遊哉，骨子裏卻用盡心機，化成對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吃警察”的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