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天晚上，值監的警察學開車，把李敖的車尾巴碰了一點，李敖抓住此事，叫管區警察來，聲明由自己找人修理，並開了一個八千多元的修理單，非讓對方接受不可。管區警察二次前來，認為費用大大超過實際損壞。李敖說：“我李先生沒吃豆腐，是吃刺蝟。你們警察整天吃老百姓，今天就要被老百姓吃回來。你回去告訴大安分局局長叫他識相點乖乖把錢送來，不然我就寫信給他的上司，信中寫法是‘你們派人來跟蹤我，我沒辦法，要你們撤回，是強你們所難。但是你們派來跟我的人，屎尿太多了一點，一個去大便，一個去小便，我的車就被撞了。我現在求你們撤回跟蹤我的人，固屬奢求，但求你們精挑細選一下，派些屎尿少一點的幹員來，你們給予方便，則感謝無量矣！’”最後，管區警察想了一個辦法，是把撞車的責任推在一個計程車司機身上，同時湊足了八千多元的修車費，使李敖把車修理一新。
到了7月18日，“跟監”有了新狀況——多了一部車。李敖決定展開報複，跟那些人來一次“捉迷藏”。全部過程，那時剛從“銘傳”畢業的小蕾留下一份詳細的日記，現據此做一簡述：
這天早上十點來鍾，李敖把新狀況和他的想法告給了小蕾，於是分頭進行準備。因為李敖要求警總撤走一部車的最後時間是下午兩點，在這以前他們沒有動。到了兩點，那些人沒有撤車，李敖開始實施計劃。汽車已經過保養，並加足了油。幾個人分頭出發，然後在僑聯賓館碰頭。還真的擺脫了跟蹤的人。將近七點半到了新竹，吃過晚飯後又繼續南下。這天是舊曆六月十六，月色特好。又有涼快的風吹著，車行如飛，人很舒服。入了尖豐公路，就像走進了山堆，前後左右都是山。路上車很少，路麵又平，他們把車開得很快。不一會就進入台中，住到“意文”。路過王曉波的家，沒有進去。第二天七點離開賓館，逛台中市，先到書店買了一本《希區柯克怪誕小說選》，又到“一福堂”百貨公司買了些手帕、腕鏈等物。下午兩點半到達日月潭，找“日月潭飯店”用了一個多小時。這時跟蹤的人出現了，把李領到警局裏談了一會。晚上，李敖告訴小蕾，他初一時，班上旅行，他提議到日月潭。回到家裏，爸爸沒錢，結果提議的人沒去。以後也就一直沒來過，這還是他第一次來。第三天，是二十號，準備逛湖。逛完了孔雀園，李敖跟警察打招呼：“我們中午就走。”坐上了遊湖的船，是一個小孩開的，先到番社，又到小孩家開的小店買了些東西，再到月潭。隨即跟蹤船又出現了。李敖一行上路後，看見一個便衣警察跟那小孩一同往警局的方向走，當是安排下一步的跟蹤任務。中午過後，他們來到台中家裏，見到老太太。在“雙美堂”吃午飯時，跟蹤人員也來到飯店裏，就坐在他們對麵。飯後看了場電影，耗了兩個多鍾頭。本打算由南下的路轉至海線，使跟蹤者暫時摸不住究竟去哪兒。在進人員林時，看見界牌下有部車子，後麵車上的人不停地向車上的人打手勢，原是跟蹤的車子換班。也許每個站都有部跟蹤的車子在準備著。李找不到路，就把車子亂開，居然走到鄉間小路上。又到彰化，又到台中。這樣，一直到深夜才回到台北。
在被軟禁時代。李敖的“報複”不止於“捉迷藏”，還有更狠的，是接雷震出獄。
雷震，字敬寰，浙江省人，1896年生。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回國後任中央大學教授、中央軍校教官、教育部司長、南京市黨部書記長和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參政會副秘書長、舊政協秘書長等要職。1949年湯恩伯任上海保衛戰總司令時，雷在湯的總部任顧問，為助湯作戰，日夜奔忙。赴廣州辦理軍務期間，上海丟失，乃率團來台灣。此前，經陳光甫介紹，雷已跟胡適相識，並商定合辦《自由中國》雜誌。是年4月14日，胡適在太平洋的船上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11月20日，《自由中國》由雷震在台北創刊，胡適這篇文章就成了它的發刊詞。該雜誌以自由、民主、反共為標榜，以“言論自由”為旗幟。起初，它還比較謹慎。後來，它的反蔣傾向越來越明顯，不滿於蔣介石實行獨裁專製。1958年，該雜誌社出版小冊子，公開對台灣當局“反攻大陸”的口號表示懷疑。接著對“總統”連任問題發表不同意見，後來又就修憲、選舉等敏感問題展開討論。他們所宣揚的一套西方現代自由民主思潮，在自由派知識分子中和青年人中引起了很大共鳴，受到人們的喜愛。1960年，也就是在李敖即將走上思想戰線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該刊發表多篇討論成立反對黨意義的文章，同時籌備組織一個“真正反共”、“真正民主”的政黨。雷震與台灣省本地政治界人士郭國基、吳三連、郭雨新、李萬居等人籌組“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進而準備在9月底成立中國民主黨。這一行動為國民黨偵知後，認為是對其統治的嚴重威脅，就在“中國民主黨”召開成立大會前夕，以“配合中共統戰陰謀”、“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等人逮捕，將《自由中國》查封。此事發生在這年9月4日，這就是所謂《自由中國》事件。這是國民黨內一些自由主義分子要求改革的一次嚐試。也是台灣地區組織反對黨的第一個企圖，在當時的台灣並沒有多大社會基礎，但這個事件對台灣的民主運動起了一定的啟蒙和推動作用。李敖引起的中西文化大論戰，是進一步思想大啟蒙；李敖提升了的《文星》，是繼《自由中國》以後最有生氣的一份宣傳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