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楊銳近來朕仰窺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始如此，則朕位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使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誌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密詔說他已感到皇位不保，要求楊銳等迅速籌商一個既可以使舊法“漸變”，又不違背太後“聖意”的兩全之策。維新派幾經籌商，由康有為於9月初上密折建言：“請仿日本參謀本部，選天下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左右，上親擐甲胄而統之。”他分析了幾個握有重兵的將領後，認為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可為“虎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於是，9月16日光緒召見袁世凱，破格賞候補侍郎，專責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此舉引起後黨驚懼，榮祿謊稱英、俄在海參崴開戰，大沽口外戰艦雲集，將聶士成軍調駐天津、董福祥軍調駐北京長辛店，命袁世凱迅速回防，以防他變。京津氣氛頓時緊張。維新派決定鋌而走險，由譚嗣同去遊說袁世凱，要他舉兵勤王。當晚，譚嗣同秘密到京郊法華寺見袁世凱，希望他親率敢死將士數百名，擁光緒帝登上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世凱慷慨激昂，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又表示立即舉兵勤王有困難，他說：“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矣。”譚嗣同無奈，隻好同意等到天津閱兵時再作計議。
而同一天，禦史楊崇伊（李鴻章親家）通過奕劻遞密折請太後“即日訓政”。密折除了攻擊維新派和帝黨外，特別指出要防止維新派同東人（日本人）勾結亂政：“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當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來中國訪問，“京朝大小官吏奏請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為顧問官”，“持此議者甚多”。慈禧不擔心維新派上書言事，卻擔心他們掌握武裝、與外國勢力聯合。當天傍晚，光緒離開了頤和園，並將於9月20日會見伊藤博文；袁世凱則將於9月19日陛辭出京。慈禧對此不能不防，遂決定乘時政變。9月19日，慈禧帶領隨從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皇宮，光緒慌忙出迎。慈禧不理，徑直進入光緒寢宮，將所有章奏歸攏在一起，攜之而去，並怒氣衝衝指著光緒道：“我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光緒“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道：“我無此意。”慈禧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辭，臨朝訓政。從這晚起，光緒即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此後，他雖還有些活動，但已處在慈禧及其爪牙的嚴密監視之下。9月21日，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布詔書，宣布太後訓政，並命逮捕康有為等人。康、梁逃往日本。譚嗣同拒絕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1865年—1893年），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清末維新運動的思想家之一，倡“仁學”，組織“南學會”，辦“湘報”，為維新運動領袖之一。戊戌變法失敗後遇害，一同遇害的還有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史稱“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