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道光以來，豈盡雍正、乾隆之舊。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自播遷以來，皇太後宵夜焦勞，朕尤痛自刻責。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後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翦除亂逆，皇太後何嚐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嚐概行除舊。執中以禦，擇善而從，母子一心，臣民共見。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興，嚴禁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我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製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國家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麵、自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卜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痼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自西幸太原，下詔求言，封章屢見。而今之言者，率有兩途：一則襲報館之文章，一則拘書生之成見，更相笑亦更相非兩囿於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一歸於窒礙難行。新進講富強，往往自迷本始；迂儒談正學，又往往不達事情。爾中外臣工，當鑒斯二者，酌中發論，通變達權，務極精詳，以備甄擇。惟是有治法尤貴有治人。苟得其人，敝法無難於補救；苟失其人，徒法不能以自行。流俗之人，已有目短，遂不願人有一長。以拘牽文義為認真，以奉行故事為合例，舉宜興宜革之事，皆坐廢於無形之中；而旅進旅退之員，遂釀成此不治之病。欲去此弊，其本在於公而忘私，其究歸於實事求是。又改弦更張以後，所當簡任賢能上下交儆者也。朕與皇太後久蓄於中。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係於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轍，空言塞責，省事偷安，憲典具存，朕不能宥。將此通諭知之。
此諭指康有為所謂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翦除亂逆，皇太後何嚐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嚐概行除舊”？如今皇太後和皇帝“母子一心”，“一意振興”，實行變法，“事窮則變，安危強弱全係於斯”！此諭還限期要求朝廷百官、駐外使臣、各省督撫就如何變法各抒己見。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為“變通政治，力圖自強”，下令成立以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等人組成的“督辦政務處”。七月，下令自明年起科考取消八股文。八月初，下令整頓京師大學堂，將各地原有書院改成學堂，要求各省城設大學堂，各府設中學堂，各縣設小學堂。又命各省選派學生，以官費送出國留學，學成後將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的頭銜。廢除八股文而代之以策論，改舊式書院為新式學堂，戊戌政變後即被慈禧否定，現重新恢複。各省派遣公費留學生，則是百日維新還未提出過的。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慈禧離開西安的前四天，又發懿旨，表示要堅決變法：“變法一事，關係甚重”，“朝廷立意堅定，誌在必行。”“爾中外臣工，須知國勢至此，斷非苟且補苴所能挽回厄運，惟有變法自強，為國家安危之命脈，亦即中國民生之轉機。予與皇帝為宗廟計，為臣民計，舍此更無他策。”
慈禧為首的清廷在這個時候決意變法，當然首先有討好列強、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簽訂和約的用意。買辦官僚盛宣懷看到前引變法上諭後即說：“今兩宮一心，已飭議行新政，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釋前嫌。”他為清廷草擬致列強政府的信稿中這樣寫道：“敝國現議實行新法，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於後日。”正式發出的國書中“實行新法”四個字改成了“力行實政”。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