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康有為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的，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賜康有為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
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近代史專家湯誌鈞教授等以為，這兩道密詔均不可信。第一道顯係偽造。與光緒給楊銳密詔相比，可以看出最關鍵的兩處不同：一是將光緒給楊銳的密詔偽造成給他本人的密詔，將授命“籌商”者由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軍機四卿改為以康有為為主；二是與光緒帝密詔原意（想辦法既不得罪太後，又能使變法繼續下去）完全相反，變成了要康等“設法相救”。這便導致了激化矛盾、圍園劫後的行動。第二道即使有，其詞句也必經過康有為篡改，將光緒命其出外辦報改為命其暫避風頭，保存實力，出外相救，使其出逃及在外活動有合法根據。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諱言圍園劫太後、發動政變的密謀，稱此為守舊派的誣陷。台灣史家黃彰健對譚嗣同遺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真偽，提出質疑，以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方是譚嗣同原詩，因其中“歐刀”暴露了維新派曾有武裝奪權的謀劃，於是梁啟超改之。然新近發現的《唐煊日記》（唐煊時任刑部主事）八月二十五日所記中，有傳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之詩，時距譚嗣同遇害僅12天，應該可以認定譚嗣同遺詩是真實的。此外，20世紀80年代中期，楊天石等學者還從日本檔案中發現了畢永年的《詭謀直記》。畢永年為親曆其事之人，《詭謀直記》詳細記載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密謀“兵圍頤和園”，由畢永年帶百人進園“往執西後而廢之”的計劃。
第二個事件是袁世凱告密事件。長期以來，人們以袁世凱《戊戌日記》為根據，認為戊戌政變是因袁世凱告密而起。事情經過是：八月初三（9月18日）深夜，譚嗣同秘訪京郊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與虎謀皮，要他殺榮祿，圍頤和園。至於進園對付西太後，或囚或殺，無需袁世凱，他譚嗣同在北京可動員好漢數十人，足可解決園內一切。袁世凱慷慨相允。八月初五，袁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回天津，立即向榮祿告密，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9月21日）晨，慈禧先下手為強，發動政變囚禁光緒，臨朝訓政，捕拿維新派，殺“六君子”，百日維新遂告失敗。
近幾十年來，經過史學家考證，確認這是袁世凱為平息傳言，洗刷自己，而在日記中做的精心偽造。理由是：一、政變之初，慈禧捕拿維新派的名單中隻有康有為兄弟，沒有遊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後的“逆首”譚嗣同，且上諭中康有為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有圍園劫太後之謀，則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應首言之。二、榮祿不可能乘火車連夜趕回北京。袁世凱陛見後，即乘火車“抵津”時，“日已落”，趕到榮祿處告密，應在夜間，當時京津火車通行不久，沒有夜車，榮祿萬難當夜趕到北京，而慈禧初四（9月19日）即已返回大內，控製了光緒，初六上午正式宣布訓政，可見太後的政變並非由袁世凱告密所引起。三、袁世凱既要告密，京師後黨剛毅、奕劻、徐桐等均可為對象，袁世凱與之亦有交往，初一、二尚與剛毅、奕劻會麵，且有初四一整天的時間，圍園武裝政變何等大事，為何一定要回天津告密？四、據袁世凱說，初五日返津見榮祿，即要告密，剛“略述內情”，忽有客葉祖圭等人來訪，因此欲言又止，隻好等次日再說。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慈禧有旦夕之禍，隻因有客便將此事延宕一天，於理不通。五、翌日，袁世凱向榮祿報告，二人因感事涉皇上，“籌商良久，迄無善策”。當時處在危險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緒，因籌商保護光緒又耽擱一整天，更說不通。事實應該是，袁世凱參加了密謀。初五日袁世凱返津。初六日，禦史楊崇伊至津，向榮祿報告太後發動政變、已行訓政的消息。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受光緒帝封為侍郎，已知政變消息的榮祿對前來拜訪的袁世凱，“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嚇壞了，以為密謀已經敗露，“大哭失聲，長跪不起”，向榮祿表示懺悔，並將譚嗣同夜訪、圍頤和園殺西太後的密謀和盤托出，為保全自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袁世凱沒有事先主動告密，而是在獲知慈禧訓政消息之後，怕受連累被懲罰而被動告密。因此，並不是袁世凱告密導致慈禧政變，而是慈禧政變導致袁世凱告密。而由於袁世凱告密，消息反饋到北京，後黨才知有兵變圍園的密謀。於是事態擴大，繼續搜捕，並不經審訊於八月十三日處決“六君子”，宣示的罪狀中有：“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製皇太後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