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我國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我們古老而多難的祖國揭開了曆史的新的一頁。全國人民反帝愛國熱情的空前高漲，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呼聲，極大地震撼和激發了郭沫若的愛國主義熱情。他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這個偉大的啟蒙運動之中。1919年6月，郭沫若和幾個中國留日學生在福岡組織了愛國社團“夏社”，搜集整理日本各種報紙雜誌的侵華言論、出版刊物，進行反帝愛國的宣傳活動。這個時期，他一邊學習大學裏的功課，一邊寫白話新詩和小說，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作品。
“夏社”的成員都是學醫的，不善於做文章，因此撰述和翻譯的事都由郭沫若一人承擔下來。暑假期間天氣炎熱，住在鬥室裏本來已經夠難受的了，郭沫若憂慮著祖國的命運，就更加氣悶。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憤慨，像燃燒旺盛的大火，燒得他快要爆炸了。他深深感到地火在運行，熔岩在奔突，想要尋找一個噴發口，不過暫時還未能找到。
1919年9月11日，《抱和兒浴博多灣中》等新詩，第一次以“郭沫若”的筆名，發表在上海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上。郭沫若身在異國，以沫水、若水取名，透露出他依戀家鄉、熱愛祖國的深情。第一次看見自己的作品印成鉛字，郭沫若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他作詩的興會陡然大增。從此，他寫作新詩的激情，像潮水一樣，一發而不可收。他不止一次地說過，那時候他“每天都陶醉在詩裏麵”，“每當詩的靈感襲來就像發瘧疾一樣時冷時熱，激動得手都顫抖，有時抖得連字也寫不下去”。對郭沫若來說，在他一生中的關鍵時刻，《學燈》副刊像一把火，點燃了他的創作激情；像一片園地，給他提供了耕耘的場所；像一個戰場，給他提供了馳騁的天地。
這時候，他讀到了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瓦爾特·惠特曼（1819-1892）是一位傑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第一個美國民族詩人。他以詩歌為武器，反對美國的蓄奴製度，批判資產階級的金錢崇拜，也抨擊金融寡頭的殘酷掠奪和美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他以激昂慷慨的語調、樂觀主義的精神號召人民起來奮鬥，爭取民主、自由與平等。《草葉集》是惠特曼的代表作，作品歌頌大自然，歌頌勞動人民，歌頌自由與民主。在詩的形式上，惠特曼創造了新詩的形式，這就是自由詩。當郭沫若讀到《草葉集》後，立即與這位美國詩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詩必須“表現自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每讀一遍《我之歌》，就感到與惠特曼又貼近了一步。惠特曼那種雄渾、豪放和不受束縛的詩風，與我國五四時代的狂飆突進的精神正相合拍，使郭沫若已經開了閘的作詩欲望又一次受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他的“詩興到發狂的地步”，“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的方式”，於是，郭沫若胸中的烈焰和熔岩噴薄而出，化作了斑斕、灼熱的詩篇。因此，郭沫若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0年的上半年，便進入了詩的創作的“爆發期”。在這時期，郭沫若幾乎全部課餘時間都沉浸在新詩的意境裏。他經常在黃昏或早晨，步行博多灣去踏歌。每當他有新作產生時，一個人獨自奔走在博多灣畔，手舞足蹈，旁若無人地高聲誦讀自己的新作。
這個時期，郭沫若寫下了許多劃時代的詩篇。詩集《女神》就是他這個時期創作的主要結晶。《女神》出版於1921年8月。《女神》的書名，來源於19世紀德國作家斯托姆的名著《茵夢湖》。1919年郭沫若和在日本一起學習的錢君胥，翻譯了斯托姆的《茵夢湖》。這部作品，通過一對青年男女對愛情的幻想、追慕，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所宣揚的平等、自由和博愛的精神。書中有一首這樣的主題詩：“……伊眼眼如金，森林之女神。”郭沫若為詩集取名“女神”，正是要歌頌平等、自由、博愛的思想。
《女神》共收入57篇作品，分為三集。第一集的三篇《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詩劇，取材於曆史；第二集包括《鳳凰涅槧》等30篇，是充滿著時代狂飆精神的作品；第三集包括《別離》等23篇，大部分是表現作者內心世界的抒情小詩。還有一篇序詩——《女神》在思想內容上是極其豐富的，充分地顯示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無畏精神。
《女神》洋溢著熾熱的愛國主義思想，鮮明地表現了詩人對祖國的深切懷念和為國獻身的決心。五四運動時，郭沫若正在日本學習，他對祖國懷著無限眷戀之情。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在詩人心目中，“就像一位蔥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猶如“愛人一樣”。1920年，他寫了《爐中煤》，請看其中的一節：
啊，我年輕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詩人把祖國比作一個自己愛戀的“年輕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燃燒的爐中煤，為了祖國的新生，他甘願像煤一樣燃盡自己的軀體。《女神》中的許多詩篇，都表達了詩人對祖國的深厚感情。
《女神》擂響了摧毀黑暗現實，創造光明世界的戰鼓。《女神》中歌頌叛逆和反抗，歌頌破壞和創造的詩篇，占著很重要的位置。在1919年9月寫的《浴海》一詩裏，詩人高聲地呼喚：
太陽的光威，
要把這全宇宙來熔化了！
弟兄們！快快！
快也來戲弄波濤！
趁著我們的血浪還在潮，
趁著我們的心火還在燒，
快把那陳腐了的舊皮囊，
全盤洗掉！
新社會的改造，
全賴吾曹！
這是毀壞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戰鬥誓言！
在《鳳凰涅架》裏，這種毀壞和創造的精神表現得最充分、最深刻。全詩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序曲”，生動地描繪了鳳凰火葬前的悲壯情景，讚頌了“鳳凰”脫胎換骨、自我革命的精神；第二部分“鳳歌”和“凰歌”是鳳凰自焚前的歌唱，表現了“鳳凰”與舊世界徹底決裂的決心；第三部分“群鳥歌”集中揭露了當時社會上各種各樣卑劣人物的醜態；第四部分“鳳凰更生歌”，熱情地歌頌從烈火中誕生的光明、華美的新世界。詩中反複吟唱：
我們更生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
我們新鮮，我們淨朗，
我們華美，我們芬芳，
……
我們熱誠，我們摯愛。
我們歡樂，我們和諧。
詩人對更生後的新世界，是充滿著無比歡快的心情的。
《女神》熱烈地歌頌了社會主義，歌頌了無產階級和工農群眾，表現了鮮明的革命傾向。俄國十月革命的炮響，震驚了郭沫若，他當時“雖然沒有見到太陽，但對太陽的光和熱已經感受到了”，他對社會主義，產生了熱烈的向往。在1919年寫的《匪徒頌》裏，他以充沛的激情歌頌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1920年1月，他向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呼喚著晨安：
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羅斯呀！
晨安！我所敬畏的先驅者呀！
1921年5月，郭沫若在《女神》的序詩中，莊嚴地宣稱：“我是個無產者……我願意成為共產主義者。”雖然當時他對共產主義還缺乏深刻全麵的理解，但卻表現了詩人對共產主義的熱烈向往和堅定信念。
在《地球，我的母親》一詩中，他讚頌了辛勤勞動的工人、農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孝子，田地裏的農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保姆，
你是時常地愛撫他們。
地球，我的母親！
我羨慕你的寵子，炭坑裏的工人，
他們是全人類的普羅米修士，
你是時常地懷抱著他們。
這是對工農群眾最高最美的讚頌！在五四運動時期，對工農群眾作如此誠摯而崇高評價的詩人，隻有郭沫若一個。當工人階級剛剛登上政治舞台時，郭沫若就把希望寄托在工人、農民身上，表現了詩人明顯的社會主義傾向。
《女神》反映了強烈的個性解放的要求，讚頌了自我表現的力量，體現了鮮明的五四時代精神。《女神》中的叛逆和反抗，幾乎全是通過“自我”表現的。在《天狗》一詩中，他大聲疾呼：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在《女神》中到處都屹立著一個巨大的“我”，它像“烈火一樣地燃燒”，像“大海一樣地狂叫”，像“電氣一樣地飛跑”。這種氣吞宇宙，囊括一切的自我力量，正體現了五四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時代精神。
《女神》還有不少描寫和歌頌自然的詩篇，以自然萬物作為抒情的對象。在《我是個偶像崇拜者》一詩中，他連連高呼：“我崇拜太陽，崇拜山嶽”；“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偉大的江河”；“崇拜蘇伊士、巴拿馬、萬裏長城、金字塔”……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他都熱烈地加以描寫和頌讚。
詩人所以盡情地描寫和讚美自然，和他接受泛神論的影響有關。“本體即神，神即自然”，這是泛神論的基本原理。詩人全力地歌頌自然界中浩瀚雄偉的力量，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女神》中的泛神論思想，與強烈的個性解放要求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緊緊地融為一體，彙成滾滾波濤，奔騰不息，猛烈地衝決著人世間的黑暗羅網！
《女神》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成功地反映了五四的時代精神，而且在藝術上也具有偉大的獨創性，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浪漫主義詩集，開創了我國新文學中革命浪漫主義的優良傳統。在詩歌創作上，郭沫若是一位勇於革新的詩人。他把古今中外文學形式中適合於自己需要的，都吸收進來，熔於一爐，形成了雄渾而瑰麗的獨特風格。《女神》在形式上的最大特點是自由、放逸、新穎和多樣化，在我國五四的詩壇上，開放出燦爛的藝術之花。《女神》不僅確立了郭沫若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新詩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和廣闊的天地。
郭沫若在醉心於新詩創作的同時，還積極開展文學活動。1921年4月，他偕同成仿吾歸國，在上海籌劃創立文藝團體。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同年7月返回日本，與成仿吾、鬱達夫、張資平等人，正式成立了創造社。以後，郭沫若又多次回國，籌備出版刊物，於1922年5月出版了《創造季刊》，1923年5月，又出版了《創造周報》。創造社作為一個文學團體，對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段時間，郭沫若的思想曾出現過苦悶彷徨。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各派軍閥的混戰，中國到處是混亂、饑餓和野蠻，並沒有出現詩人呼喚的“平和之鄉”的景象。詩人感到失望。郭沫若的第二本詩集《星空》，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詩集《星空》，共收34首詩，這些詩大部分寫於1921年和1922年間。詩人麵對黑暗的現實，隻好仰天長歎。詩人曾一度企圖從星空、遠古中尋找靈魂慰安的天國，但是嚴峻的現實使詩人無法忘懷人世的痛苦，詩人的理想也無法在星空中兌現。他雖然痛苦，但並沒有絕望；雖彷徨，卻並沒有停止探索。在《星空》中那些痛苦、低沉的吟唱裏，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五四時代那種強烈的反抗現實、追求理想的旋律。這裏有對黑暗的現實社會的詛咒，有對美好社會的向往，有對勞動人民的熱烈歌頌。可見，《星空》這本詩集，既是詩人低吟時的一隻“苦杯”，也是詩人前進中的一顆“星辰”，它真實地記錄了郭沫若在革命低潮時期迂回前行的思想軌跡。
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國大學醫科畢業後回國。他攜帶妻兒回到上海，繼續從事文學活動。由於受“二七”運動以後革命形勢的激發，他逐漸從憂傷和痛苦中奮起。詩集《前茅》中的詩，大部分寫於1923年。在《前茅》中的詩裏，對工農勞苦大眾的讚美，社會主義的意識和現實主義的態度已經成為詩集的主調了。在《前茅》裏，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開始清算個性解放和泛神論思想了。
1924年，郭沫若到日本。通過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他稍有係統地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當時他的條件很困難，沒有桌椅，連寫字的硯台都沒有。但他以頑強的毅力，用皮箱當書桌，用磚頭當硯台，從清晨到深夜，僅用了50天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20多萬字的譯稿。翻譯這本書，使郭沫若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過去，他隻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懷著茫然的憎恨，而這本書卻使他“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曆史的蟬變”，“深信社會生活向共產製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於海，這是必然的路徑”。就在這一年的11月，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上海後，曾到宜興作了一個星期的社會調查。軍閥混戰的罪惡，人民生活的苦難，使他對現實社會有了更深切的認識。
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目擊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革命誌士的鮮血和反帝愛國的怒火，向詩人“啟示出一條艱巨而應該走的路”。
郭沫若當時曾打算以“五卅”運動為題材寫成三幕劇：“第一幕，慰問顧正紅的家；第二幕，南京路上的慘劇；第三幕，病院中的死別”。但這劇沒有完成，卻寫成了曆史劇《聶荌》。詩人曾說：“沒有五卅慘劇，我的《聶荌》悲劇不會產生，但這是怎樣的一個血淋淋的紀念品喲！”1923年，郭沫若曾寫過曆史劇《卓文君》和《王昭君》，這兩個劇主要是歌頌反抗壓迫、爭取人權的叛逆性格，是《女神》個性解放思想的延續；而《聶荌》則是塑造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表現了鮮明的反帝愛國主題。《聶荌》借虛擬的曆史故事，歌頌現實生活中一對大學生姐弟。這出戲，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給站在鬥爭第一線的工人以極大的鼓舞和支持。郭沫若已經用自己犀利的筆，直接參與轟轟烈烈的群眾革命鬥爭了。1925年，郭沫若認識了瞿秋白同誌，並在一起討論過社會政治和中國革命的問題，這對郭沫若的思想變化，起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