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茜
我名姚靜修，參加革命後改名蘇茜，生於1913年11月，屬牛。我的命運和牛一樣。
聽祖母說，我八個月時，母親抱我到蘿卜地拔蘿卜，將我放在蘿卜地裏，我兩手拉著大蘿卜葉子就站起來，慢慢地邁步往前走，當時在地裏幹活的人都驚奇，祖母知道了就很不喜歡，罵我“八月鬼養不活”。
我去延安，是經過很久考慮的。當時縣農業中學校長姚寅濱是我族叔，他校有個教師郝伸士（解放後任中央農業部長）是地下黨員。他受那位教師的影響，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他常常動員我和他一同走。我下了決心，1937年11月底，我和女校老師孫月華，並帶了一個臨時教體育的女青年和一個女學生同走（女青年叫李晏旭，後來和高崗結婚），還把大哥兩個兒子帶到徐州，交還其母，就和另外幾個人西去了。
陝北公學總校在延安，我們進的是關中分校，成仿吾是校長，羅邁是副校長，邵式平是政治部主任，何定華是教務部長。因戰爭需要，各方從簡，學生都是從全國各地冒著生命危險經過萬水千山到這塊革命聖地的。學生不分年級，隻編連隊，我們四個女的編入四十五隊。課堂是大樹底下、農民場院，陰雨天在窯洞，每人發一塊木板，席地而坐，由於敵人封鎖，天上不時有敵機擾亂，學校四處設防空哨，如聞飛機聲，則哨聲大作，人們四處隱蔽，待敵機過去，再集合聽講。
看花宮離職田鎮五裏地，那裏駐有國民黨軍隊，白天講統戰，互不侵犯；夜晚則襲擊，每天大家剛睡下，機關槍就雨點似的射來。為了避免流血犧牲，全校師生都順著大溝跑到很遠處躲藏。半夜，槍聲停了，才回窯洞再睡，此種情況天天都有。我到隊上第三天晚上就站崗，站在村頭，夜深人靜，一點風吹草動，我都警惕，眼睛時時向四處張望，手端著子彈上膛的鋼槍，心中忐忑，真是如臨大敵。一個鍾頭過去了，沒有發生什麼，我感到萬分僥幸。後來還站過村莊的另一頭，我身背鋼槍，手按槍機，時時準備與敵交鋒。有一班崗，剛站一半，我看到村西有個黑影，朝我而來，我連忙作射擊式，口中大聲問：“哪個？口令！”對麵答話：“是我。”我聽聲音很熟，知道是熟人，走近看時，是軍事教練，他生氣地對我說：“你怎麼問話不狠？聲音不大，不像個站崗的哨兵，你這樣敵人不怕。”我無言可答。他又說：“以後站崗要大膽，大聲，勇敢。”說完他就走了，從此我深深地懂得，對敵要狠，才能克敵製勝。後來再站崗，我膽子就大了起來。
這裏三個月學習結業，我學習不滿一個月，聽人家說學校調學員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我心動了，跑去找指導員，要求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指導員問我：“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到八路軍、共產黨裏來了，就是黨員。”指導員笑了，她和藹地對我說：“來到八路軍、共產黨裏，隻能說你思想有進步，願意打敵人，反對壓迫剝削，但還不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奮鬥到底，不惜流血犧牲。入黨時還要兩個黨員介紹，履行入黨手續，宣誓才行。另外還有三個月候補期考驗。”我聽了這一席話，覺得自己還差得很遠，我表示一定努力爭取。她點點頭。以後，我和孫月華都下決心，認真學習，努力做好一切工作。隻要黨召喚，刀山火海敢闖，流血犧牲不怕。打起仗來，隻有前進，不後退，視死如歸。過不久，隊幹事馬岩找我談話，肯定了我的表現，問我是否想加入共產黨？我說：“願意，時刻聽從黨召喚。”她笑了，拿來兩張表給我們填。我看上麵寫著“入黨申請書”，高興極了，兩人就到僻靜地方填了交去（當時秘密入黨）。星期天的晚上，馬岩同誌找我和孫談話，說她和張誌淵是我們兩人入黨介紹人，組織上已批準我們入黨，今晚要到黨委會舉行入黨宣誓。我心中又是高興又是覺得肩上擔子重了，自己和普通人不一樣了，肩負著解放全人類的重擔，處處都要以人民的利益、黨的事業為己任了。晚上我和孫參加了宣誓會，我們站在黨旗下，高高舉起右手，一個字一個字宣讀了誓詞，心激動得要跳出來。宣誓畢，黨委負責人講話後，散會回宿舍。未睡的同學問我們到哪裏去啦？怎麼不來自習？我們說指導員找有事。從此，“共產黨員”這個稱號深深地埋在我心中。我全身都是力量，我知道，這是我的信仰。黨的小組會每周一次，都在晚上開，開會地點在村外樹底下或破窯洞內，為了不讓人知道，去的人要單走，不叫別人看見。開會小聲發言，怕人聽見，一個人發言，大家都把耳朵湊到一起，才能聽見。開完會也是東一個、西一個地走。共產黨員要交黨費，我們進校後隻發過一次錢，每人一元，我就交一元黨費，以後直到全國解放，一文未發，黨費也免了。
我在四十五隊學完結業了，我和孫月華都分配了工作，我分到教育部，她分到校油印室。我到孟家村幾天見不到部長，也沒有人談工作，又回到看花宮，要求另作安排。領導要我當教育幹事，教通訊員、炊事員文化課，我同意了。以後每天教他們讀書識字。過不久，五十一隊（女生隊）成立了，我感到自己學的東西少，要求再學一期，組織同意了。未學多久，學校開了高級班，我被調到高六隊學習。這時天漸漸熱起來，莊稼也快成熟了，呈現一派豐收景象。我們全校員工都在準備收割，就在這時國民黨打過來了，他們要拿共產黨占領的五個縣。我們在這裏的兵力很少，陝公雖有幾千人，都是文人，雖然上軍事課，操練時都是樹棍，又無槍，怎能頂住他們的進攻。中央決定我們全去延安，全校共編六個梯隊，每天一個梯隊出發。我是五梯隊，出發前夕，郝來找我，說他腳走不了，要求留下，另找出路，他動搖了。我正在收拾東西，未及回話，他已溜了。後來知道他去國民黨後方了。
五梯隊出發時，我背一袋米、四斤書、一支長槍，還有做飯的鐵鍋、水桶、自己的衣服。清晨一聲令下徒步前進，過河不許喝河水，我渴極了，偷偷捧水喝，一看水中蟲子很多，也不管它，喝了再說。一天幾十裏下來，我的腿痛，可是路遙遙啊！要多少天才能到延安呢？次日一早動身，我們全副武裝，徒步隻走三四十裏，腿已拐了，兩腿都腫了，戰友們將我身上的東西分去背了，還走不動，當天下午休息在一個村莊，組織決定將我留在那裏等第六梯隊，並告訴我，這村是統戰地區，白天不摩擦，晚上摩擦，弄不好人會犧牲的。我留下來，還要留一人陪著，我心中很不安，心想：萬一敵人把我弄死了，還搭一個，大不合算，我既不能走，生死由命，不能再害別人，因此堅決不要人陪。組織看我誠心，交給我一袋米留下吃用，我坐在農民屋簷下，目送大隊遠去了。久久，我不回屋裏，那些農夫農婦看著我，我不知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太陽落山了，夜快來臨，我還是在屋簷下，眼一直向六梯隊來的方向看，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了，我還是往那個方向看，實在難挨的分分秒秒啊！到明天我是什麼樣？現在有誰能安慰我？想啊，盼啊！那些農民講什麼，我不知道，也沒有一個人理我。夜靜了，人們欲散去，這時，我好像看到前麵有火光，再看，真的有火光，又聽見有聲音，我的心開始緊張，那是什麼人，莫非是敵人嗎？一種萬分恐懼的心理，嚇得我呆若木雞。真的敵人來了，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抓住我。聲音又大了，火光更亮了，可以看到人了，走近了，他們來到我麵前問我：“你怎麼在這裏？”我反問他們：“你們是哪裏的？”回答：“陝公六梯隊。”我聽了，差一點掉下淚來，我說：“聽說你們明天趕到這裏，怎麼現在就來到？”他們說：“敵人追得緊，再也等不到明天了。”我接著說：“我腿壞了，一步也難走，等你們支援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