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中央成立馬列學院，要調一批有理論基礎有外文翻譯能力的知識分子，從事研究整理社會零散的馬列主義讀本和著作，重新按原著對照校對翻譯成整套的較大型有係統的馬列主義理論正本。士珍在抗大是高才生，6月被推薦保送為馬列學院第一期第一批學員，從事馬列主義理論研究、翻譯和編校工作。當時校長是洛甫。毛主席、劉少奇同誌等中央領導去講課。《共產黨員修養》一書就是在那裏分段講後整理成冊的。洛甫具體指導翻譯校對，同時他也參與原著講解，糾正翻譯本中的不確切之處。晚飯後他們都經常在山下海邊農田間散步，有一天洛甫在西瓜地裏見到士珍來了，他馬上叫：“老鄉，快來吃西瓜！”洛甫和士珍是上海浦東人，所以叫她為“老鄉”。馬列學院是文人彙集之處，同抗大生活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稱之為“紅色翰林院”。同她一班的女同學有董明秋、龔澎，當時士珍學名和筆名為魯林。
本來我是同士珍一起調到馬列學院的，因抗大的訓練部也成立編譯科，為教材的急需就把我調到本校內部工作。我翻譯了炮兵和防化兵教程、毒氣與化學戰爭。為幫助我工作和學習，士珍經常到我這兒來。組織為照顧我們的生活，給了一間新房安家落戶。
1938年9月，馬列學院第一批學員畢業。一部分上前方，一部分去大後方，還有大部分留校繼續研究學習和編譯馬列主義書籍。士珍被調到邊區中學教書，離我們編譯科更近了，都在城裏。邊區中學除本地幹部子弟外，大都是前方軍事指揮員和烈屬的子弟，培養後一代的政治任務責任重大，因此，對教員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士珍調去當教員遇到第一個難題，是士珍南方口音，多數學生聽不懂。正在焦急的時候，有一個學生自告奮勇地起來替士珍當翻譯。士珍看他聰明，有意識培養他。可他又很調皮。當他站在士珍身旁的時候，他就規規矩矩地一字一句翻譯，回到自己桌位上他就睡覺或玩玩具、做遊戲了。士珍叫他到室外去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快回來。他開始很聽話，按時回來，不久後說話不靈了。士珍發現他自以為是，驕傲起來了。其實他有些功課學得不透，為此，士珍在每次考試前或作業練習中叫他上黑板當眾表演。有些題他能起帶頭作用，但在關鍵時或難題他就慌了，做錯了，答不對題。士珍借此讓平時認真學習、做事踏實的同學，一處一處替他改正，並當眾指出錯誤的原因和錯的地方。經過幾次教育，他感到自己不特殊，改掉了自己的優越感。其他同學也逐漸聽懂老師的說話口音，士珍也了解了全體同學的性格、脾氣、學習程度，一個個幫助，使全班同學都能互幫互助，認真讀書，培養成尊師愛生的良好教學風氣。
1938年冬天，延安遭受日本帝國主義飛機轟炸，延安中學被指定疏散到安塞。組織照顧和關心我們，同意她調回抗大八隊女生隊當教員，因此她又重新過上緊張的軍事生活。在日寇第二次飛機轟炸時，士珍就很快地帶隊進山溝裏的防空洞，她同另一教員來不及躲避，飛機已臨上空，她們隻好就地臥倒，一個炸彈在距她們百米地方爆炸，震得頭昏眼花，沙土把她們蓋住了，她們仍沉著冷靜，待飛機離遠了馬上起來檢查同學們防空情況，無一人傷亡，也沒有其他損失。在這個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解放區抗日根據地轟炸，實現“三光”政策。國民黨反動派在後方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製造摩擦，對陝甘寧邊區經濟封鎖。中央號召克服困難堅持抗戰，自己動手開展大生產運動。抗大也不例外，各級響應中央的號召，除各隊師生進行開荒種地外，還組織生產工廠，保證日常生活用品和教學用具自給。1938年，在延安北郊棗園對麵侯家溝裏建成一個包括能生產化學用品、粉筆、墨水、肥皂、防毒麵具和鞋帽、被服等的軍需工廠。在抗大校務部領導下，任命我為工廠副主任，兼支部書記。士珍調來負責化學用品的生產技術並任文化教育，主任由供給科科長楊林同誌兼任。產品基本供給全校，但肥皂是全延安機關學校都需要，在抗大合作社敞開供應。尤其前方回延安的同誌感到格外親切，在前方洗澡困難，作戰後迫切需要痛痛快快洗一個幹淨的澡，對抗大能生產供應肥皂太高興了。洗了一次澡等於殲滅一批日本鬼子一樣，舒服多了。因此他們把抗大肥皂定名為“抗日肥皂”，到前方廣為宣傳，並引用生產肥皂的方法在前方設廠投產，供前方部隊用。
1939年6月，中央決定抗大總校開赴前方，在八路軍總部領導下，培養幹部直接為前線服務，同時在延安成立抗大三分校，任命許光達為校長。調我和士珍到三分校擔任校長秘書，士珍掌管印章以及內部各級機構各隊請示彙報材料，我負責對外宣傳報道以及外賓各界人士的訪問和學校向上級請示報告等。8月間我們正忙總結和處理總校遺留下來的工作，同時還要擬定三分校教學計劃上報中央軍委。這時我患痢疾很重，士珍不僅按時完成她自己的日常事務，還要照料護理我打針吃藥，更緊迫的是幫助我完成教學計劃的初稿，提交校務會議審理修改後上報。士珍是有能力的，她能科學地分析當時輕重緩急，分批分類安排程序，她能夠將重急的文件先處理交領導審批，不急的事交各部門傳閱後征求意見，這樣上下結合能做到保質保量，按時完成，工作主動，處理得忙而不亂。
1939年9月，我們完成了教學計劃初稿，提交校務會議討論，修改後再給校長最後審校定稿。經報中央軍委批準同意後，許光達同誌告訴我們，為革命需要，中央調我們去籌建新成立的自然科學研究院，希望早日報到開展工作。並告訴我們，李富春為此連寫三封親筆信給他，介紹自然科學院的情況和任務，並請他大力支援。最後許校長對我們說，三分校計劃定了，方向任務也下達了，希望你們到新崗位上繼續保持抗大作風，為革命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1939年9月一天晚飯後，我和士珍去中央組織部報到。當時李富春正在籃球場上打球。見到我們馬上引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們中央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的目的和意義。並親自批轉我們的介紹信給中央財經部副部長曹菊如（當時中財部部長由李富春兼任）。由曹菊如又轉給自然科學研究院負責人陳康白。曹陳在接待我們時重申富春同誌指示：因前方敵人瘋狂掃蕩，後方敵人經濟封鎖，我們的物力財力幾乎消耗殆盡，麵臨嚴峻局麵，我們一定要克服困難，堅持革命戰爭，並為發展我們新民主主義經濟打好基礎。並對我們說：中央決定李富春同誌兼任中央財經部部長時，富春同誌就向中央建議“要克服財政困難，必須發展經濟，要發展經濟必須要從開展科學技術實驗著手。尤其在我們一窮二白的邊區，更必須廣泛進行調查研究和科學實驗”。中央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是根據富春同誌建議決定的。同我們一齊調來研究院的有楊作材、湯欽訓、徐經綱、王勳、李丹、林影等同誌。當時研究院既無院址又無設備。為了便於開展工作，我們都集中在安塞溝漕渠振華紙廠。因那時紙廠廠長劉鹹一就是自然科學研究院成員，也是自然科學研究院最先調的一批派駐進工廠的。我們以紙廠為大本營，分頭出去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研究如何擴大改造現有的小生產作坊。同時根據邊區條件與有關單位密切配合，逐步形成紡織、造紙、農具、機械、化工、煤炭、食鹽、醫藥、皮革、印刷、玻璃以及電扇、軍工生產等邊區新的工業體係。
我同士珍根據同誌們的建議留在紙廠，研究紙廠擴大發展、保證邊區紙張供應問題，當時紙廠隻生產糊窗用的麻紙（原料是煤礦舊麻繩頭），既不能印報又不能印書刊文件。那時《解放日報》印刷廠將臨無米之炊的困境。中央為開展整風運動，要求中央邊區幹部人手一冊整風文獻，加強政治素質，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我同士珍愉快地接受這光榮的任務，日日夜夜與劉鹹一和全廠職工調查研究。首先解決主要矛盾——原料的來源和紙張的質量標準。我們曾試過糜稈、麥稈、稻草、高粱稈等作原料，造出紙質量較差，綿軟易破，而且這些原料都是陝北大牲畜的主要飼料，產量很少。麻皮、樹皮加工困難，雜質多，周期慢。尤其是木材，必須有先進的生產手段然後才能大量生產，在農植物中打算已沒有希望。忽然間我們想起在開荒時曾被馬蘭草割了手、劈壞了钁頭。據農民說馬蘭草天生頑強，牲畜不敢吃，不能吃，踐踏不死，年年割，年年長，割得多，長得快，越長越旺，是用之不竭的纖維原料，拿它來造紙，一定有希望，而且不與別人爭食。第二天，我同士珍就翻山越嶺到安塞，在延安附近大川小溝裏調查馬蘭草生長情況、數量與質量，並且同農民商討收割保存與運輸問題。我們回來時，裝滿了兩袋馬蘭草，放在騾子背上回到工廠，就開始試驗。經過選料，蒸煮、漂洗、打漿、抄紙一關關通過了，遇到最後一道工序，抄紙貼曬紙易破，成品率低。曬紙女工們有點心急慌亂，士珍親自安慰她們，並同她們一同操作試驗。發現揭紙不利的原因，是抄出紙帕水量太多。在抄紙排水時將壓力加大，時間較長一點，結果就好揭了。貼在牆上易落的原因是曬紙牆不光不平，要重新翻修。臨時措施是在曬紙牆輕輕灑一點薄薄的米湯水，把紙貼緊了，曬出的紙又光又滑又挺。為了滿足印刷廠急需，除在紙廠本身擴大生產外又在甘泉洛河川建立分廠。那兒原料豐富，水源充足，就地取材，很快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產量超過總廠兩倍。一年之間保證了印刷廠每月需要15萬張馬蘭草紙的任務，還能供應延安機關的辦公和學習用紙。馬蘭草造紙成功，首先引起農民極大興趣。他們踴躍送草，把過去認為占地不打糧的害草變成“搖錢樹”。年年不花力不施肥，割就賣到錢。他們保證原料供應。在延安以外地區的群眾聽到這消息，都來紙廠學經驗、學技術。不久各地都根據自己需要辦起自己的紙廠。就連延安地區的機關學校、軍隊，為動手勞動生產，擴大需求，也在自己附近山溝裏辦起各式各樣的馬蘭草紙廠。為了青年群眾團體特殊需要，中央青委請士珍去南泥灣考察，發現那兒條件優越，比洛河川更為廣闊有利。立即決定建立邊區造馬蘭草紙的第二個生產基地、為邊區青年開展文化活動、普及科學教育，創建了一支堅強有效的物質保證力量。1942年，朱德總司令偕四老視察南泥灣時曾做詩表揚他們的功績：“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使馬蘭草紙身價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