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壽俊
士珍，她和我同學同工作同戰鬥同生活了58載，互相幫助，互相鼓勵，離休後，我們正以“老驥伏櫪”共述千裏之誌，在長期與病魔鬥爭中她竟先我而逝。我謹將此篇留給我們的後輩以為紀念。
媽媽從小就教育王士珍，女孩子要有獨立工作的能力，在社會上才有她的地位，不怕別人欺負，唯一的出路就是認真讀書、認真學習，有廣博的知識，有辨別是非的才智，就能從中擇優進取，排邪扶正。
她在中學時代就是一名勤奮好學的優等生。尤其在鬆江女中高中時，得到沈茲九老師的教導，漸漸懂得了社會與國家大事，明白了壓迫與被壓迫、侵略與反侵略的鬥爭。青年女學生要學科學，造福於人類，還要學社會學，為人類和婦女本身解放擔負起光榮的義務和責任。她在中學接受了先進的老師們的社會主義啟蒙教育，初步有了一些理性知識。1933年，她剛進入大學時，她媽媽病危臨終前囑咐還是要她“努力學習，認真讀書，堅持下去……”
1932年我因父親去世、家庭經濟困難改為工讀生，這樣就需要工作與學習兼顧。在化學實驗室與士珍有機會相遇了。士珍每天下課後總是要到實驗室去看看，抽空校正自己的儀器和清理實驗室公共儀器設備。因此，我很感激她多次為我效勞。我在圖書館工作時，那兒麵對錢塘江和富春江彙合之處，青山綠水，風景宜人。士珍星期天經常在閱覽室查文獻收集資料，做功課寫論文。她與眾不同，不是為論文而論文、為備課而備課，她查文獻資料是為擴大視野豐富知識。在查閱資料文獻時，發現新問題她總是一查到底，追根尋源，天長日久她就從書本中解放出來，把課堂學的知識作為拋磚引玉之用，推而廣之，她的思路溝通了五湖四海，能很快接受新事物，吸取新事物，是她以後幾十年工作順利、屢建戰功的勝利基礎。之江大學與燕京大學為姐妹學校，在六和塔附近二龍山上。山頂上有開創時建立的天文台，山溝裏有清澈的泉水，是全校學習工作生活之源。校舍周圍綠樹成蔭，禮堂石壁蓋一層厚厚紫藤和爬牆草，令人好似進入深山古寺。女生宿舍就在這古寺的後麵。每年招女生不多，士珍在上學時，大約150人。兩個女生一套房子，外間是讀書學習室，裏間是臥室，還有衛生間。這樣優待女生是少有的，女生宿舍單獨有清潔工，還有一名美國老太太，她們叫她“老MISS”，住在女生宿舍門口，早晚按時點名，管理女生生活和學習。規章製度很嚴，但不妨同學們星期天交往。士珍是很守規矩的學生，常得到老太太的幫助，從中學習英語會話和生活管理知識。在這裏養成她生活井井有條、學習與工作忙而不亂、一絲不苟、分秒必爭的習慣。在天朗氣爽的秋天，士珍喜歡帶一本古代文學書，約一至兩個女同學到附近的九溪十八澗，品一杯龍井清茶，陶冶在鬱鬱芳香、環繞在高山幽穀之間的八月桂花，以此她塑造自己的高雅素質、愉快恬靜的性格與心情。
盧溝橋炮聲連接著八一三全麵抗戰。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已越過上海向內地轟炸，錢塘大橋就是它轟炸的目標。有的同學順路回家，有的改道轉上海直接參加抗日戰爭，最後隻有我同士珍抵達建德，是指定之江大學等院校疏散之點。
我們在建德大約住了兩個星期。我們看複課無期，浙大也感建校困難。這時我們在建德遇到從上海來內地組織抗日救亡戰地服務隊的中、小學老師和同學，他們對我們說上海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和團體都已遷至武漢，武漢成為當時抗日中心，是中共中南局所在地，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和黨刊《新華日報》並積極組建敵後新軍、新四軍等等。我同士珍研究商量，決定去。正好浙大也要往西遷。我們就乘便車同浙大表兄毛起爽教授和四年級女生表妹劉導芳等一同去。我同士珍由浙贛路去南昌，再乘火車直奔武漢，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我們到武漢，一下火車就去新華日報社。見到總編潘梓年和章漢夫同誌。他們熱忱地介紹國際國內形勢，重點談了當前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和我黨中央十大綱領在全國深得人心。我們就以新華日報社為樞紐，經常與全國抗日救亡總會和八路軍辦事處保持聯係。士珍住在女同學家。她同學的弟弟是空軍飛行員，每周六能抽些時間回家看看，同時講講空軍生活。
在一次武漢大空戰中，蘇聯空軍與我們空軍並肩作戰。翻雲穿霧猛追猛趕，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敗北潛逃。我們國際友人也受到損失與犧牲。耳聞目睹，給士珍上了一堂愛國主義教育課，又好似親臨前線參加了一次戰鬥革命實踐。從此我們不僅加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還要直接參加戰地服務工作。有一天，全國抗日救亡總會組織歡迎剛從馬德裏戰鬥回來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張銘鼎等同誌和一批國際友人，彙報他們在馬德裏解放鬥爭中的事跡。他們不分國別，不分職位，隻有一個共同心願，為真理而鬥爭，在戰鬥中不怕犧牲的精神，使聽者無不感動振奮，增強抗日決心和信心。就在這個時候，八路軍辦事處和解放日報社告訴我們，中央為加強抗日根據地工作，需要大批軍政人員和青年知識分子到敵人後方去，擴大根據地，同時也緩和正麵壓力，開展保衛大武漢的另一個戰場。中央軍委決定，將原紅軍大學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從第四期（前三期是紅大）起擴大招生，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士珍立即表示提前赴延安進抗大學習，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抗日戰爭政治方針政策和軍事戰略戰術，畢業後成為一名光榮的抗日前線戰士。1937年12月，由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填好表格，經過董老（董必武同誌是辦事處負責人）簽署批準，我們第二天就拿著武漢辦事處的介紹信去西安辦事處，在西安未停留就乘西安辦事處的汽車直奔延安。
我們由西安辦事處接待安排，乘汽車沿途順利到達目的地延安，住南門招待所。當時因抗大三期尚未畢業，正擬改紅大為抗大的手續和四期教學計劃尚未就緒，我們隻好在招待所等待。這時邊區政府建設廳、教育廳和青年團體分別來人訪問我們，從他們中間知道了邊區是支援前線，成為抗日根據地的總後方，又是中央和中央軍委指揮全國抗日根據地的作戰中心，我們處處感到溫暖，也感到很新奇，吃飯住房不要錢，比別處招待還要周到，比家人還親。又看到政府和群眾生活一樣，粗衣淡飯，無拘無束，對於國際國內形勢，每個人都能了如指掌，侃侃而談，對抗日、對自己充滿信心和必勝的決心。他們帶來了無限青春活力。素來喜歡安靜不愛多說話的士珍開始問長問短活躍起來了。
紅大第三期學生學業未滿，改為抗大四期一大隊。我們新的同學建立四期二大隊，1938年3月份正式開學。我編在二大隊四隊，士珍編入女生隊二大隊五隊，我們都穿上了抗大軍服，有紅領章，腰係帆布軍用帶，綁腿布整整齊齊地綁在膝蓋下，交叉成一條線。抗大是軍事大學，對軍風紀律和內務清理都是紅大傳統繼承下來的，要求嚴格，抗大校風就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有一個星期日，我和士珍從清涼山自然辯證法研究小組回來，手中拿著馬列書籍和一些學習筆記，在途中遇到抗大總校教務長許光達同誌，士珍右手有書，匆忙地舉起左手來敬禮，許光達同誌回了禮，馬上指點說見領導見同誌互相敬禮是必要的禮貌，但用左手不符軍人作風，軍紀也不允許的。從此，士珍經常記著，軍人一舉一動都必須自覺遵守革命的鐵的紀律，時刻記著自己是一個革命軍人。
抗大二大隊五隊（女生隊）學生占三分之一青年是來自上海、江蘇。經過一個多月的軍事訓練軍事生活，在延安郊外的春風和西北吹來的沙浪把她們嬌潤的麵龐變成赤紅健壯的模樣。當時抗大二大隊五隊是全校有名的模範隊，也是抗大開創以來第一批女生隊伍。
在各大隊的黨員和黨組織都暫不公開的情況下，士珍由隊長指導員啟發培養介紹入黨了，她開始總感到自己不夠，對黨員標準看得很高。在黨的生活和學習實踐中，知道黨員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天才，也是不斷鍛煉、不斷地深入群眾加強黨性修養，才能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鋒戰士，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光榮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