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琴
在抗大填表時，成分一欄她寫了“地主、資本家”。其實這不是她的家庭成分。她是個獨生女，從小在爺爺身邊長大。她的父親遊手好閑，不務正業，她懂事後就瞧不起父親，從來也不搭理他，倒是爺爺很喜歡她。爺爺確實是地主、資本家，在長春有燒鍋，有大買賣（即商店），在外地，還有大量田地。在二道溝，乃至長春城內，也是很有名的人物。在她的心目中，爺爺那裏才是她的家，所以填了爺爺的成分。在學習討論時，她曾為祖爺辯護過，說他是靠勞動起家的。學友們駁斥她，指出地主資本家都是剝削階級，她還不服氣，硬是進行爭辯。她是否有所依據呢？也不能說是沒有，隻是在她的頭腦中，那時還缺少辯證法。說到底，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本世紀初，東北地廣人稀，勞動力奇缺。豐饒的大地，攥一把土，似乎都能捏出油來。有一句名言，說土地肥得插上根筷子也能長成大樹。現在還沒有考證“跑關東”這一熱潮始於何時。但是，冀魯豫和山西確實有大批人到東北去，並在那裏落戶。從此，東北的人口構成便發生了變化，跑關東的人數超過了當地的滿族人。跑關東的人無論從事何種工作都能賺錢。打個比方，東北的錢莊就全被山西人壟斷。一個單身漢挑擔賣菜，幾年後，積攢的錢就可把家眷接來，過上小康生活。她的外祖父很精明，靠勞動賺了錢後，又讓錢再生錢，錢多了就買地、買房產，接著就開大商號……於是，就從勞動者逐漸變為剝削者。這個過程，她不清楚，是學友們和指導員幫她分析後才明白的。她就是傅彬。
傅彬，女，原名傅國華，1920年生，吉林省長春人。她在長春的商埠小學讀完初小，即到天津去讀高小，最初在仰山小學，後來轉到扶輪第三小學。她自主自強的精神特別強烈，九歲離家去天津，住在二伯父家裏。二伯父是體育界知名人士，曾隨中國體育代表團參加遠東運動會。
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略軍炮轟沈陽北大營，接著就占領了沈陽和東北各地。這一消息好像一顆巨石投入她的心海，掀起了衝天巨浪。亡省亡家，切膚之痛，使她不由得悲憤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並積極參加救亡活動。由於她為人熱情、開朗、活潑、敢說敢做，受到同學們的擁戴，被推選為校學生會主席。她1934年考入北平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這才告別津門。
一二·九運動爆發，她參加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一六”示威遊行以及北平學聯領導的曆次運動。並在運動中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在北平成立東北黨務辦事處，統管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和國立東北中山中學的工作。後來又成立“力行團”（三青團的前身組織）。這個組織活動的目的是拉攏青年，分裂救亡組織，破壞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力行團團員在校內橫行無忌，有時甚至侮辱女同學。這時，傅彬便挺身而出，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不過，青年學生跟著國民黨跑的並不多。因為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已經打破了東北青年對它的信心，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卻深得人心。為了避開力行團的監視，傅彬便和同班同學白竟凡（白桂榮）、富鳴（富淑華）、趙雅乾、鄧爽等民先隊員在校外租用的一間小屋內開會，學習討論，研究民先的活動。一次，民先隊員在街頭宣傳抗日，並散發傳單，忽遭軍警驅趕，她不得已避入一居民家中，才擺脫險境。她生性好強，遇到困難從不叫苦，像男同學一樣行動果斷。
1937的春季，北平學聯在香山舉行集會，她和同班的民先隊員都去參加了。騎車回來的路上，下坡時由於騎得太快，她又沒有握緊把，摔倒在路邊，腿磕壞了，她卻撣了身上的土，又騎上車走了。
日本侵略軍進入北平後，大肆搜捕東北籍學生，因為他們在救亡運動中最積極，敵人特別嫉恨。傅彬一直躲在同學家裏。平津通車後，她乘火車回到天津二伯父家。在天津火車站卻經曆了一場有驚無險的風波。出站時，站口站著兩個日本憲兵在檢查旅客，突然，日本賓憲兵命令她和另外兩個女同學從旅客中站出來。日本憲兵問：“你的什麼的幹活？”
她答：“回家探親。”
日本兵又問：“家在什麼地方？”
她答：“河西。”
另一個日本兵打開她的箱子檢查，翻看結果，除衣物外，並無可疑之物，後在箱子的口袋中翻出一張日文名片。於是遞給審問她的日本憲兵。那個人看後一怔，問：“你認識他？”
那名片是1934年暑假她回長春探親時，祖父給她的。當時，祖父說，如果遇到什麼情況，拿出這張名片就能化解了。她並沒在意，隨手把它扔到了箱子裏。這時，她靈機一動，說：“他是我爺爺的好朋友。”
那個日本憲兵一改剛才凶神惡煞的樣子，躬身放她出了站口，卻扣下了後麵的兩個女同學。
走出車站，一個紅帽子腳夫湊近她的身旁，悄聲說：“好險哪！你一個女孩子夜晚走路不安全，我幫你找個客棧住下，明天再回去。”傅彬擔心那兩個女同學的安全，想等到她們出來一起走。那人卻說：“夜晚不方便找人，你先住下，明天再設法營救。”
那人介紹她到一個客棧，在過道上搭了一張床過夜。次日，她回到家中，請她二伯父托人說情，才營救了兩個女同學。
日軍鐵蹄所到之處，華北河山變色。平津大中學校的學生大批南下，乘輪船，抵達煙台或青島。中共及時組織了黨的外圍組織——平津逃亡同學會，負責聯係地方政府免費供應食宿，同時與交通部門洽商，免費乘坐火車分往各地。先行南下的同學寫信回來，詳述到達後的各項安排，更堅定了未成行人的決心。傅彬獲悉後，便向二伯父提出了遠行的要求。二伯父沉吟良久說，一個女孩子孤身外出，太不安全，為她的父母負責，決定不讓她出行。同時，還答應進行聯係，讓她進入天津耀華中學繼續讀書。此外，還對她進行了“經濟封鎖”，以免她私自外逃。
人生有如東流水，一浪接一浪，有時苦惱，有時歡樂。正當她困坐愁城、無計可施的時候，忽然天外飛來喜訊，她的同學白竟凡的妹妹白晶泉（白桂真）來看她。她向白傾訴衷腸，請求幫助，白立即應允。二人商量秘密離家南下的計劃，由白購買輪船票。登輪後，她擔心家中發現後會派人來追，直到輪船開出大沽口，才放下心來。
她身無分文，白晶泉買完船票後，也是一貧如洗。她們倆在船上不吃不喝，忍受饑餓的折磨，直到在青島上岸。在濟南稍事停留，她們便乘車直奔西安。途中，東北大學學生林潔（林藎卿）見她們沒吃飯，便來問長問短，她們謊稱不餓。林看出她們的窘境，出於同情，又都是逃亡學生，本應互相幫助，就把自己的所帶的食物分給她們吃，她們才免於饑餓。到了西安，白晶泉找到姐姐白竟凡，傅彬也找到了她的好友黃克（黃克純），在她家住了下來。
1938年5月，傅彬和黃克、黃中、黃顯第、何芃（彭德珍）及林潔同去延安。去延安的手續是東北軍將領黃顯聲（黃克的堂兄）托請東北救亡總會（簡稱東總）分會負責人高崇民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辦理的。在延安，她進入抗大，編入第四期女生第五隊。她擔任班長，改名傅斌。她到延安時，正值全國青年大批奔向延安。黨中央對於這批青年極為重視，中央領導同誌曾親自給他們講課、做報告。傅斌告訴我，她就聽過毛主席講課。當年，沒有課堂，大家都是席地而坐，露天上課。毛主席來了，穿一身土布衣服，頭發很長，個兒高，人也瘦，說話帶有濃重的湖南腔，說起話來，總是神采飛揚，有時還輔以手勢。說的話也很幽默、很風趣，有時，插入一兩個小故事，或是一個笑話，引得場內十分活躍。毛主席講課，條理分明，易記易懂。許多複雜的問題，一經他分析，便都十分簡單明了，通俗易懂。談起國內外形勢，他更是了若指掌。毛主席講課，沒有講義，大家都認真地做筆記，課後還學習討論。那時她就想，盡管毛主席的額頭很寬，可是，要容納這麼多東西也不容易啊。他真不愧是一個大學問家。她對毛主席的崇敬已經從聽人傳聞發展到個人的親身體會了。
每逢周末或星期天，清涼山下和延河邊，總有許多有情人成雙成對地漫步。延河邊上，女同學們在洗衣服，歌聲就在水麵上飄。延安有個規定：過周末，凡是夫婦，每周可聚會一次。所以，每到周末，她就和學友們騰出空窯洞，好讓有情人在洞中過夜。
延安抗大過的是軍事生活。一天，進行夜間緊急集合演習。哨聲過後，學員們急速起床，匆忙間，有的人穿錯了衣褲，有的人穿錯了鞋襪，有的人忘記腰間的皮帶，有的人忘記係衣扣……她卻早有準備，首先站在排頭，等學員們到齊了，出列報告人數。事後說起，皆哄笑不止。笑聲過後，人人都記取了這次的教訓，以後再也沒有鬧出這樣的笑話。延安的生活是艱苦的：小米飯，熬白菜。可是學員們卻精神飽滿，十分活躍，因為畢竟是到了理想中的自由天地。有時，指導員帶一兩個學生到合作社去吃個荷包蛋，就是改善生活了。8月，經周隊長和李指導員的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抗大畢業以後，她被分配在陝甘寧地區政府交際科工作。1939年1月，她被調到西安東總陝西分會工作。此後，她的生活之路便極為坎坷。
東總是在國統區的黨領導的群眾團體，內有黨組，劉瀾波是第一任黨組書記。為了加強東總陝西分會的幹部隊伍，也為了開展國統區內的地下工作，劉瀾波從延安調出三名幹部去西安。他們是何芃、黃顯第和傅斌。傅被分配在東總陝西分會聯絡處工作。
高崇民看到黃顯聲推薦的幾位青年從延安學習歸來，到陝西分會工作，特別高興，對他們非常照顧。傅斌把他視為自己的父親，高也把她當作女兒一樣看待。她剛接到工作，不知從何做起，向高崇民請教，他就習慣地盤腿坐在床上，像個老媽媽似的耐心教導她：“過去，我們做救亡工作，目的是要求抗日，現在，我們做工作的目的是，要求抗戰到底，收複東北失地，打回老家去。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而團結的中心是東北人民。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團結逃亡關內的各階層的東北人。要搞統一戰線，把一切能夠團結起來的人都團結起來。現在，在東北人中間做工作，有一個有利的條件，就是人人都願意收複東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因為他們吃夠了逃亡淪落之苦。幾乎人人都有這樣的想法：生為故鄉人，死為故鄉鬼，決不願拋屍異鄉。”接著，高又在工作方法上加以引導。他說：“當然，我們遇到的工作對象是千差萬別的，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必須分清目標，有針對性地工作。同時，要掌握時機，靈活地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了使她熟悉工作，高還親自帶領她走訪了盧廣績和張冠英（鮑文樾的夫人、張學良將軍的姐姐）。她本是搞交際工作的，經高的點撥和駐會領導陳先舟的支持，聯絡工作便開展起來了。特別是在團結東北軍家眷方麵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此外，她還是文藝宣傳骨幹，常和何芃一起在街頭演唱救亡歌曲《鬆花江上》、《大刀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畢業歌》等，還演出街頭劇，如鳳陽花鼓。她們唱道：“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占火藥庫，後占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凶，殺人放火真是凶！中國的軍隊有好幾十萬，恭恭敬敬讓出了沈陽城……”這淒婉哀怨的歌聲好像一把鋼刀，刺痛了圍觀的群眾，人們不禁流下了眼淚。
她到西安不久，丘琴也來到了陝西分會工作。朝夕相處，萌生了愛情。丘琴覺得她名字裏的“斌”字男人氣太強了，不如改為文質彬彬的“彬”字。從此，她就改名為傅彬了。5月，丘琴隨同東總黨組成員韓樂然去晉東南戰地考察，這中間有一段插曲。樂然是從重慶來的，當時有個頭銜：戰地黨政指導委員會少將指導員。韓需要一個能寫作的人幫他整理材料、寫報告。組織上決定由丘琴陪去，但是，丘琴不同意，因為他已辦好去延安學習的手續，正在等候搭乘八路軍的汽車去延安。他不願意放棄這個向往已久的好機會。組織上讓傅彬去做丘琴的工作，丘琴仍不同意。後經支部批準，由傅彬明告丘琴，韓是法國入黨的老黨員、東總黨組成員，隨他去工作就是為黨工作，回來後，保證丘琴隨時都可以去延安。丘琴這才同意，臨行前他和傅彬訂了婚。
東總派出的第一個戰地服務團的團長是張慶泰，一行20餘人，穿過封鎖線，到達冀中解放區呂正操部，反映很好。於是，東總決定組織第二個戰地服務團，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陝西分會。7月，高崇民和陳先舟等人研究後，決定派孟明（孟憲民）為團長，傅彬為副團長，到安吳堡青訓班去建團並進行組訓工作。孟明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大學學生、民先隊隊員，曾擔任過東北軍第五十軍戰地服務團團長。他也是東總會員，是由武漢撤退到陝西分會來工作的。
東總戰地服務團第二團正式建立，史行任導演，金紫光任指揮，團員有吳蘿演、趙辛等20餘人。全團在青訓班一麵學習，一麵排練節目。10月去延安，原打算赴戰地，因形勢變化，全團轉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該團去延安之前，傅彬被調回西安。
1939年，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許多地下組織遭破壞，共產黨員很多被逮捕、殺害。傅彬回到西安後不久，分會就被國民黨陝西省部查封。這裏也有一段插曲。
東總陝西分會最初在西五台大廟裏辦公，後來才遷到城隍廟巷。會址是兩層小樓，獨門獨院。被查封當天，她和何芃外出辦事，歸來時，發現門口有人把守，又望見支部書記於葦民在二樓上擺手，示意她們趕快離開。她警覺起來，未敢前去。在她們徘徊街頭之際，忽見路鴻誌走來。路也是東北大學學生，常到陝西分會來，她們和路很熟。那時，他在國民黨航空委員會任俄文翻譯，穿一身軍裝，係軍官皮帶，佩校官領章。她悄聲對路說：“分會出事了，門口有人把守，你這身軍裝頂事，快進去探個究竟。”路昂首進內，門口把守的人未敢阻攔。上到二樓，於葦民小聲告訴他，抽屜內有材料，趕快拿走。路假裝搜查，把材料取出，放進皮包內，一場險情幸得化解。
為了再建立一個工作據點，高崇民向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地區辦事處（簡稱西北工合）主任盧廣綿推薦，由傅彬擔任西北工合西安事務所所屬的東北婦女縫紉生產合作社的理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