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初的體驗是對失落的體驗。那種體驗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鍾，我們和一切事物都沒有區別，是某種存在的，但看不見的組成部分——然後“被出生”。為了避免越變越弱的命運，那個整體的一小點殘餘都必須挺直著身子，直麵那個矗立在它麵前的現實世界，世界的現實性與日俱增，而它已從完滿的宇宙掉下來，就像掉入了一個正在將你剝奪的神聖空間。
“這兒的一切都很遙遠，那兒的一切近得像自己的呼吸。”我們最初的“記憶”，既包括對早先那種狀態失去的震驚和失望，也包括對它繼續存的留戀。早先的人類保留著對權力係統的信仰，整個表象世界似乎都屈服於由人控製的魔力。
逃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躲過了十月革命的清算，我活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對人生有了更多的認識。現在，我決定利用剩餘的歲月，來回顧自己的一生，讓那些湮沒在時光中的人和往事，得以重現。作為我們相識一場的紀念。
我後來的種種經曆，可能都與我的出生、我所受的教育、我所認識的人和事有關。盡管我一直表現得很獨立，但不可能不受到這樣或那樣有影響。
我出生在俄羅斯。父親的一方有法國、德國和波羅的海血統。法國大革命之後，我們家由德國來到波羅的海沿岸，在斯特拉斯堡定居了許多年。
我父親古斯塔夫.封.莎樂美一八0四年出生在波羅的海。這是一個大家庭，他有九個兄弟和一個妹妹。因為兄弟多的緣故，再加上那個時期崇尚武力，父親在少年時期就被送到聖彼得堡一個軍事學校學習，那還是亞曆山大一世統治的年代。
在一八三0年的波蘭起義中，我父親作為一名陸軍上校在戰鬥中立下赫赫戰功，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賞識。沙皇在他的法國貴族頭銜上又加上了俄羅斯貴族的頭銜。父親從此官運亨通。我記得當時家中有一本關於貴族盾徽的證書，上麵有沙皇的簽名，這記載著我們家族的榮光。
後來，等我稍大一些，可以看得懂上麵的字。亞曆山大二世在給父親頒發的金色勳章上寫著：“為了你的勇敢、奉獻、榮譽和光榮”，“紀念1831年8月25日—26日攻打華沙”。帝國還按照爵位，給我母親做了胸針，樣子很像金色的榮譽之劍，它是我父親所有榮譽的縮影。
我母親生於聖彼得堡。她父親的一方來自德國漢堡，她母親的一方來自丹麥。父親因為從軍的原因，結婚得較晚，我母親要比他小十九歲。
這麼說來，我的血統差不多覆蓋了半個歐洲。很難說我們在俄羅斯時一開始說的是哪種語言。俄語是在普通百姓中流行，但我們幾乎一直都是在說德語，父親的名字，還有我們平常寫信，都用的是德語。這是保持跟我母親的祖國相聯係的紐帶。在這方麵，語言幾乎和血緣一樣的重要。
我們在德國仍然有親戚朋友，德國讓我們感到某種親近性。這種親近性，與其說是跟德國的政治有關，還不如說是跟那些說德語的人有關。語言的聯係真是根深蒂固，就好比我們走到再遠的地方，一聽到故鄉的方言，就像遇上了熟悉的朋友。
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三日，我出生在聖彼得堡。這時，我的父親已經官至將軍之銜。沙皇在百忙之中派人送來了親筆賀信，聖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名流也紛紛前來賀喜，恭賀我的父親老來得女。這一年，父親五十七歲了。六天之後，俄羅斯發生了載入曆史史冊的重大事件——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簽署了廢除農奴製的法令。這是近代俄國開始的標誌。
改革總會帶來一股新風，我出生在一個令人振奮的年代。在我之前，母親先後生下了五個男孩，有兩個夭折了。我父親在這個年齡添了我這個小閨女，自然十分高興。我的名字叫露.封.莎樂美，還有一個小名叫柳婭。
我們在俄羅斯得到了應有尊重，過著體麵的日子。雖然我們身體裏流淌著俄羅斯以外的血液，但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來俄羅斯服役的外來戶。我們已經把自己看成了地地道道的俄羅斯的一員了，我算得上是第二代俄羅斯移民了。
父親是個將軍。我在清一色的軍隊製服的氛圍下長大，這也許讓我養成了幾分男孩的性格。後來，父親離開軍界，轉業到政府部門工作，先後擔任國務顧問、樞密院顧問，後來又當上內務部副部長。他在軍隊中度過了他的大半生，長期的軍人生活，讓他養成了嚴謹的習慣。他到政府部門上班時，年齡已經很大了，但堅持每天都去上班，我有時也跟著去他的辦公室玩。我對他來說，可以作為例外，我的哥哥們可很少享受到這種待遇。
我在八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叫巴倫，長得英俊帥氣。他是亞曆山大二世的副官，後來成了宮廷總管。他活的歲數比較長，先後經曆了沙皇帝製的衰落和蘇俄革命的興起。我跟他交往不多，但有一個小小的事件至今難忘：在一個冰天雪地的日子裏，我邁出父親的辦公大樓，站在台階的最上麵，我發現那個帥氣的軍官就站在我的身後。我不知道是激動，還是地麵太滑，或是為了故意吸引他的注意，我滑倒在台階上。他像一個騎士一樣跑過來，迅速扶起我，誰知他也摔倒在滑滑的台階上。我們倆哈哈大笑，坐在門廳的入口處，四目相視。我離他這麼近，甚至可以感到他的呼吸，他是那樣的迷人，我靜靜地體驗著這天賜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