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人合影後不久，尼采又要經巴塞爾回家探望母親，保爾則繼續跟我們一起前往蘇黎世。保爾在蘇黎世轉道前往西普魯士，他的家就在那邊。
尼采走的時候，情緒有些低落。他說，我對他沒有在奧爾塔那般熱情，他弄不準我到底是怎麼想的。
為了安慰他，我答應等7月份出席拜洛特音樂節後，和他在德國的圖騰堡相聚。到那時候，我會聆聽他的教誨，像一個解放了的信徒一樣，洗耳恭聽。
沒有想到，這次分別，我們三個人沒有再次團聚過，那張惹得滿城風雨的照片，成為“三人同盟”的絕響。
在蘇黎世，保爾也跟我告別了。我跟我母親在蘇黎世鄉間朋友的住處呆了一陣子，隨後我們取道漢堡前往柏林，在那裏和我的三哥尤金碰頭。他是跟我年齡最相近的哥哥，是大哥把他派來幫助我母親把我拽回俄羅斯。不過，保爾一路上對我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慢慢取得了母親的信任。保爾為了證實對我的感情，還從西普魯士搬來了他的母親，說是要認我為幹女兒，接我們去西普魯士度夏。我母親不忍拂了他們的熱情，讓我在三哥的陪同下，去保爾家小住一些日子。我母親則繼續她的回國旅程。
在保爾的家鄉斯地伯，我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夏天。我和保爾朝夕相處，兩人的友誼越來越牢固。保爾在一封信裏對我說：“我隻同你有友情關係，而且隻同你保持友情關係。我覺得我和尼采的關係不算坦誠的，特別是中間夾著一個異國的小女孩時就更是這樣。我對他從來不如對你坦誠，對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這樣坦誠過，隻有對你，我才這樣。你是我的友情，你是我的崇拜。如果我對你的言行有錯誤的、虛假的和不坦誠的，我認為這是一種罪過。”
按照計劃，我在斯地伯一直呆到拜洛特音樂節，才跟瑪爾維達夫人一起去看望瓦格納一家。1882年7月27日，《帕西法爾》如期演出，我也因此跟垂暮之年的瓦格納見了麵，陪我看演出的是保爾，還有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而不是對此劇更有了解的尼采。
在《帕西法爾》兩次演出的間歇期，我看到了瓦格納的許多家庭生活情況——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者像潮水一樣湧到他的周圍。瓦格納永遠是中心，氣氛總是那麼快樂——他個子矮小，像一股冒泡的噴泉一樣，一會兒跳到這兒，一會兒又跳到那兒。他的夫人柯西瑪是音樂家李斯特的女兒，個子很高，長得漂亮，走過人群時，顯得比任何一個人都高——客人們一方麵圍著她，另一方麵跟她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她比瓦格納的年齡小了很多，晚年的瓦格納變得執拗、偏激、排他，人們擔心惹起不必要的是非。這位優雅而迷人的女主人跟瑪爾維達夫人的關係特別好，後者還是她的結婚證人，所以她還屈駕來看我，我們談的話題很多，既有瓦格納，也有尼采，還有女人之間的事。
音樂節期間，柯西瑪和瑪爾維達夫人把我引進了瓦格納的社交圈，我不時地結識一些新朋友。在接下來的那個冬天，瓦格納之子齊格弗裏德的家庭教師斯坦因成為了我們的柏林圈子中的一員。我是在拜洛特認識他的，他是我們這個圈子裏最早也是最忠實的分子。在跟瓦格納關係親近的人中，俄羅斯畫家焦考斯基成了我特殊的朋友，他有一枚小小的甲殼蟲狀的寶石名章，這在一幅巨型油畫的角上可以看出來，那幅油畫就掛在瓦格納的家裏，客人一進門，目光就會被它吸引。畫麵上是瓦格納的“神聖家庭”，齊格弗裏德被畫成了拯救者，丹尼拉被畫成了聖母，而瓦格納的另外三個漂亮的女兒則成了長著翅膀的天使。
對於拜洛特音樂節，尼采因為與瓦格納的決裂，不願意去現場。其實，他對這場音樂節是很關心的，甚至為沒有與我同去而充滿著遺憾。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我對自己做出不去的決定，是滿意的，但是我如果在你身邊，與你愉快地交談。如果我能夠在你的耳邊說東道西，那麼我還能忍受《帕西法爾》這種音樂。否則，我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