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11月，我和保爾在柏林定居。“三人同盟”變成兩人搭夥，日子安穩了許多。尼采則又開始了浪跡天涯，像一個中國古代的詩人一樣，過著行吟生活。最終，他選擇了意大利的熱那亞，在那裏離群索居，過著憂鬱的日子。
這期間，他曾寫下了一首《憂鬱之歌》：
從前我是如此沉淪，
沉淪在自己的真理般的幻想之中，
沉淪在白晝的渴望之中。
白晝讓我倦怠，陽光讓我憔悴。
我沉淪向下，向著黃昏和黑影，
一切都被一種唯一的真理
燒焦而枯槁。
你想起了嗎？想起了嗎？
我燃燒的心啊，
那時你是如何的焦渴。
尼采的離去，也讓我冷靜地思索著過去幾個月的生活。我的結論是：即使尼采不離去，我們也不可能有結果。套用婚姻中的俗語就是“性格不合”、“門戶不對”，即使結合在一起，也未必就能幸福。
我欣賞他的思想，為他的氣質迷醉，現在重新產生的距離讓我清醒過來。我從他那變化莫測的語言中，探尋著讓人眼花繚亂的思想，他人生最大的特點就是痛苦、孤獨和悲觀，是從叔本華那裏一脈相承下來的悲觀主義。
他這種悲觀、孤獨、痛苦的人生觀，對於一個年輕的女子來說，肯定難以接受。僅此一點，我們之間就不可能有任何結果。雖然欽佩他的思想，但是我不會為他的思想而活著。尼采的思想畢竟是尼采自己的，永遠不可能變成我的思想。如同我嫁給了尼采，別人會叫我尼采夫人，也還是會打上尼采的烙印。
我曾經在一篇日記中反省自己：“我們真的很近嗎？不，我們遠未達到彼此靠得很近的程度。恰恰是幾個星期前還讓尼采感到高興的那些想法，會造成我們之間的隔閡。我們在本質的深處，彼此間是有著天壤之別，尼采就像古堡中幽暗的地下室，在外麵很難看清裏麵隱藏著什麼？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前一段時間，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想法，我和尼采完全有可能成為敵人。”
這是一個不祥的預感。
尼采是一個極端思想的人。孤獨讓他絕望，讓他的思想變形。在萊比錫分別後，尼采似乎被他自己所造的流言弄得不愉快起來。我是從斯坦因那兒知道這情況的，他是我們的一個親密朋友，他曾去拜訪過尼采。他試圖說服尼采跟我們和解，消除相互的誤解，不過，尼采搖頭說：“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不可原諒的。”他剛剛康複的身體，再一次舊病複發。
到柏林不久，我收到了他寫的信：
“一個孤獨的人正可怕地懷疑著幾個他所愛的人——特別是當懷疑他們討厭他的整個人的時候。為什麼我們的關係現在缺少一種明朗化？難道是我說話隱晦？我一旦產生了信任，你們就會看到，我也就擁有這個詞。直到現在，我總是不得不沉默。”
他想挽回我們之間的關係，想讓我們回到薩庫蒙特山上暢談時的那種狀態。可是，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時，也就不可能回到過去了。再說，我能接受的關係，並非尼采真正所要的關係。
同樣，三十八歲的尼采在周圍的人看來，尼采不隻是要找一個傳遞衣缽的女學生、一個善於傾聽的紅粉知己，更需要找一個時時能夠撞擊他的靈感的情人、一個能夠全心全意伺候他生活的老婆。這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最主要的是，在與基洛特分手之後，我還沒有將婚姻放上日程表。
我給尼采回了信，冷靜而禮貌，這似乎惹惱了他。尼采以為我和跟保爾在一起，把他忘記了。他發瘋似地給我寫信，措詞越來越不注意，神經質又發作了。在信中，他這樣寫的：
“我相信，對你身上的優點和缺點，沒有一個人像我想得那麼多。不要為你自己辯護，我已經為你辯護了，而且比你能夠辯護的做得更好。像你這種人，隻有那些具備崇高目標的人才受得了。”
“你在尊敬、感恩、虔誠、禮貌等方麵是多麼地貧乏，姑且不論其他更高的品性。你勇敢嗎？你不會背叛嗎？如果我這樣問你，你會怎麼回答呢？”
“難道你當時就沒有感到，像我這樣一個男子向你靠近時，你需要極大的自製力嗎？你已經和所有男人中可能的最寬容者打交道，但是要請你記住，我憎惡狹獈的利己主義和可恥的軟弱。沒有一個人會像我一樣，會輕易地被憎惡所征服。無論在哪一點上，我都不曾讓自己受騙兩次。”
“你要當心！我要是指出你的整個德性，那可不太好看。如果您對可憐的人，都還要由著您的性子，誰還能與您交往？您造成了傷害，您給別人帶來了痛苦，這不僅僅是給我一個人，而是給所有所愛的人，這是一把懸在您頭上的劍......”
“要是我來創造您，我就、會賜給您更多的健康，但我首先會給您一些比健康更重要的東西——比如更多一些友愛。您想想，這種自私使得人沒有愛的能力，使得生活的感覺成為一片空白，這可是您所信奉的，而這正是人性中最令我厭惡的。再見吧，我親愛的，我不會再見到您。保護您的靈魂，不要讓它受到如此人為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