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保爾也很悲觀、憂鬱，甚至在他還是個少年的時候，他就動過自殺的念頭，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後來他漸漸變得自信而快樂起來。他在表麵上是幽默樂觀的，悲觀主義隻留存在他的惹人喜愛的思想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保爾傾向於從中發現那些令人高興的東西——因為他驚喜地發現，很多事情並沒有像他所預料的那樣糟糕，比如我和他同住在一個屋簷下。盡管他心胸坦蕩，敢於承認所有的過錯，但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不能理解他那潛在的神經質。我感知到這一點——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於賭博之後。他的心性也有迷失的時候。
我跟他初次見麵是在羅馬的一個晚上，那天他因為賭博輸得很狼狽。我開始在意識中把那個羅馬的賭徒跟眼前這個我所了解的人聯係起來，我覺得現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
保爾是一個猶太人，他有著一種自我憎恨的病態心理，他常為自己的混血而苦惱。當他沉浸在賭博中時，他可以忘掉這一切。從本原意義上說，這種分裂心理幾乎不能稱為是病態的，它就像瘸子的腿長短不一並不會讓人感到驚詫。像保爾這樣的瘸子則明顯地不同，他的兩條腿都是健康的。他徹頭徹尾是個猶太人，但他從來不承認自己哪怕有一點點猶太人的血統，他以一種可鄙的、為人不齒的方式否認真實的自我——我從別人身上從沒看到像他這樣嚴重的心理病態。
直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學提早幾十年問世，我會用來幫助保爾走出他的迷失。
保爾在學醫時，我在寫著自己的文章，偶爾出席一些沙龍活動。我們幾乎是定期見麵，一起去買點菜，然後一起做飯。
時間一晃幾年，我們的了解在加深。
本來，我和保爾都認為，兩個人短暫的分開，並不能改變我們之間在內心上的聯係。並且我認為，保爾在醫學上的成長，會帶來更穩定的經濟基礎。
但是，突然有一天，一個人闖進了我的生活，結束了我和保爾五年的情誼。這隻能說是一種命運，隻有這樣解釋，才能理解後來所發生的一切。
這個人叫安德烈亞斯，就是我後來的丈夫安德烈亞斯。從基洛特、尼采、保爾，到這個人，是第四人明確向我求婚，並且是把動作鬧得最大的人。
我從沒見過他這種狂野的追求方式。自從我和安德烈亞斯見過幾次麵之後，我就把這件事告訴了保爾。我想問問他，我可不可以繼續和安德烈亞斯交往。
保爾露出疑惑的眼神，但沒有明確表示反對。
我從來沒有對他說過，我要找個人結婚。他所知道的，我是一個為愛所傷的不婚主義者。
我知道保爾喜歡我，但他一直沒有表露出來。也許，這與尼采在他心裏留下的陰影有關。
現在，有人狂熱地追求我，讓我感到了不一樣的滋味。而我在和他第一次見麵時，就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魔力，好像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你說我該怎麼辦呢？如果我答應這個人，這對保爾肯定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答應他，我又是為何呢？我和保爾都是自由人，我們雖住在一個屋簷下，但並沒有向對方許諾什麼，甚至兩人多年來沒有肌膚之親上的瓜葛。
突如其來的安德烈亞斯，有著眾多的神秘感。他比我大十五歲，生於爪哇島，在波斯呆過多年，初看竟與我的父親有幾分神似。
安德烈亞斯在求婚時表現得很強勢，幾乎讓我無法拒絕。很快我們就訂婚了。不過，我們在婚約中有很特殊的一條：我可以拒絕與他發生性關係。但我沒有將這一條告訴保爾，因為我既然答應嫁給安德烈亞斯，就要保住這個會成為我丈夫的男人的麵子。
我沒有隱瞞和保爾這種特殊的同居關係。安德烈亞斯曾表示，理解並接受這個不可能取消的事實。我們婚姻關係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點。
保爾表示，我這樣做自然會有合適的理由，他不想迫使我改變什麼。是的，如果我願意改變，那我和他之間的這種關係就不會保持到今天。保爾說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迫使自己忘卻他曾在羅馬被我拒絕的恥辱。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卻。盡管我們之間為此事進行了坦率的討論，但誤解仍未消除。他堅持要求，我應該冷靜下來，在一段時間內，既不主動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應該去跟我的丈夫做更深入地交談。
我和安德烈亞斯訂了婚，就不可能不交往。我看到了保爾眉宇間隱藏的哀怨。不過，他這人總是克製著自己的痛苦。他一直不想與安德烈亞斯見麵，他不想看到搶走我的這個男人，他也不想在別人麵前感受著被人拋棄的滋味。當初，他擔心自己搶走了我，讓尼采受不了；現在，別人的男人搶走了我，他又受不了。
其實，我當時是迫不得已地邁出了那一步，是對自己衝動的懲罰。在後來看來，那是永遠也收不回的一步。這一步，不僅將我與保爾分割開來，也把我和我自己分割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