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發行甚至超過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後來我跟他們熟知後，還拿此跟他們開過玩笑，因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於某些純粹現實的原因，這本書中夾雜著我在彼得堡寫的一些散記。在篇幅不足的情況下，又挪用了一部寫得很拙劣的詩體小說中的內容，我隻是簡單地把這些內容改成了散文體。
這本書走紅，可能有幸運的成分。當時，德國文學界是男人的天下，我的寫作風格和寫作的主題，可能帶來了某種新的變化。
尼采也禁不住對它進行了評價：“這部小說具有女孩的天真，溫柔而自負。在敘述上卻像出自一位老男人之手，因而顯得有些怪味。但小說本身具有它的嚴肅性和高度。如果說吸引這姑娘的不一定是永恒女性的東西，那也許就是永恒男性的東西。”
尼采在與我分手之後，偶爾還會提及我。盡管他有時脾氣很壞，很不理性，但總體上還是一個念舊的人。包括對我，對保爾，對瓦格納，都是如此。
我們在柏林的圈子裏，包括各類學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學家、東方學家、曆史學家，還有哲學家。這個圈子原來是以哈勒爾為中心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艱辛地勞作，然後胳膊下夾著一部手稿來到我們麵前，做了一些極為私人性的演說，讓我們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學的收獲與哀傷。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邏輯玄學、形而上學、心理玄學》發表之後，他在去北歐的途中跳海自殺了。這一舉動很明顯是源於他的神秘主義，也許他參透了什麼，以為活著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就放棄了一條鮮活的生命。
哈勒爾的自殺，讓朋友們引以為憾。哲學對於人的心智具有某種不確定的煽動性的影響，這一事實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風氣。我們幾乎可以把那段時間稱為“哲學的英雄時代”。哈勒爾的自殺，隻能說是哲學陷入了某種困境，正如尼采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可救藥一樣。
當哲學跟十九世紀所謂的達爾文時代的反叛精神發生衝突時，便失去了動力。在頭腦清晰的理性和客觀的思想中，悲觀主義的種種感想為他們清空了場地——不管它們是藏匿於潛意識之中，還是公開受到承認甚至強調。在那時，在科學意義上的客觀之“真”和詩歌意義上的主觀之“真”之間，分歧越來越尖銳、明顯。那個時代的意願是把邏輯學的精密轉變成心理學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麵前彎腰屈膝，隨後到來的是通過自我坦白而徹底屈從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標誌是某種特別的自負。
即使在我們的圈子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這時，他已經發表了《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這是一本後來讓他舉世聞名的格言集，比他以前的所有著作都重要。但是，剛出版時卻遭到了出版商的刁難，一拖再拖，最後尼采不得不自己出資印製了該書的第四卷，因為經濟有限，當時隻印了區區40本，以靠送朋友閱讀的方式來傳播。這對尼采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特別是他的尊嚴和信心受到傷害。這時，他的經濟也出現了問題，他在一封給他母親的信中清點著自己的家當，隻剩下一些衣物，可謂是捉襟見肘。
但是，他仍站在我們中間，就像一個潛藏的陰影，一個看不見的形象。他真正觸及到了靈魂中的興奮點，也經曆了最客觀的知識的痛苦和歡樂。難道尼采偉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現在這些東西上？難道詩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結合得非常成功？難道不是精神的戰鬥和沮喪促使他不斷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雖在出版上遭受磨難，但終究還是走向了社會。尼采為此感到興奮，他在給朋友加斯特的信中說：“一切都會等時機成熟的時候到來。我二十歲的時候就設想過四十歲的目標，我現在四十歲了，並且我發現自己正好到了這個點。這是一段美好、漫長而又艱難的旅程。”
在《瓦格納事件》被聖彼得堡的出版商看中時，當瑞典的斯特林堡致信對尼采要發表他的講稿時，尼采激動地說：“通向法國的巴拿馬運河終於打開了。”
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在尼采自己所處時代的末期，特別是下一個時代中，他的思想才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時間也許是最好的評判者，它能過濾掉時代所處的所有喧囂，人們在發黃的紙頁中品味著思想的恒遠和綿長。
不管怎麼說，尼采在那時就顯示出了與其他朋友的鮮明對比，不世俗、不兼容，在孤獨中春蠶吐絲般地噴出他的思想。但是，無論他們對那些重要問題的感受是多麼地不同，他們全都讚成一樣東西：客觀的價值，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範圍內把那種情緒從求知意誌中分離出來。求知意誌使他們努力地想要成為科學家或學者，從而讓情緒作為純粹私人的東西而放置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