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自己當初為何會違背自己的意願，落入了婚姻的俗套。長期下去，我隻能失去自我了。在經曆了痛苦的反思之後，我決定從婚姻的迷宮裏走出來，走進柏林的文學和藝術界。
當時，柏林集中了一批文學和藝術的精英，他們有著不同的派別，分屬不同的俱樂部，大家自由地討論著各種問題。我家的房子雖不夠雅致，但麵積足夠大，經常有各種沙龍在這裏舉行。
那個冬天，我們認識了一些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也像我們一樣，生活在城市的郊區，例如作家格哈德·霍普特曼和他的妻子瑪麗。在自然主義興起並引起廣泛爭論時，他的《日出之前》這個劇本給舞台帶來了一種新的東西，這種東西有助於自然主義這個新的思潮在文藝中取得新的成果。盡管這部戲的本質是說教性的，它呼喚的是好公民形象，但它具有抒情詩的筆調，能給人美好的感覺。後來，我常去霍普特曼家做客，他的妻子可以說是賢妻良母，為他生育了三個兒子。我和他很能談得來，我們之間也曾在大量的書信往來，可惜後來應他的要求，將這些書信毀掉了。他是一個好男人，一絲不苟地維護著他的家庭的美滿。
在我結婚之前的日子裏，保爾曾有意地避開波希米亞文人的圈子，我們交往的範圍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學術界的，但這種情況現在改變了。我從來不曾對文學這樣地感興趣，也許我是想從生活之外尋找一種補償，或者說是寄托吧。《為上帝而戰》那本書的成功，讓我樹立了對文學的信心。
當我涉足文學時，我感到自己很無知，對樂觀主義一無所知，而當時一場新的爭論就是針對那種樂觀主義發動起來的。新精神所鼓吹的是青春的快樂、活躍和自信，甚至於當我們在處理最黯淡無光、最令人壓抑的狀態時也是如此。那最使我們感動的是人性因素。亨利·易卜生的聲名如洪水般漫過整個德國，為我打開了一道堤防的缺口。
易卜生是挪威的劇作家，是十九世紀末最具批判性的劇作家。安德烈亞斯是個語言學家，能懂多個國家的語言，他把易卜生的作品介紹給我，向我朗讀挪威語本的原文，一邊讀一邊還譯成德語。他的作品多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女性，為婦女解放而呐喊，他把眾多女性從漫無目標的迷途中解救出來，我甚至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易卜生最著名的劇本有《玩偶之家》、《群魔》、《海上夫人》等，不同的主人公代表著當時婦女不同的生存狀態。可以說，易卜生塑造的這些人物形象，讓我感動和著迷，讓我下決心沉入其中進行深度研究。
1892年，我出版了《亨利克·易卜生的女性形象》一書，除了分析、闡釋易卜生筆下的人物形象外，還在他的劇本的基礎上創作了一部童話劇。
這本書的出版，讓朋友們對我的文學才能又有了重新的認識。以前，有人向我潑來的“沙龍裏的俄羅斯花瓶”的汙蔑之詞，也銷聲匿跡了。
通過閱讀易卜生，我對戲劇產生了興趣，我同柏林的“自由舞台”戲劇協會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當然，他的劇作也讓我看清了擺脫家庭束縛的出路。
這時，兩座新興的“獨立劇院”出現了，其中一座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布拉姆和易卜生、霍普特曼等人的共同領導下，不斷地取得進展。我跟獨立劇院的創始人之一馬克西米連·哈登的友誼，也是從那時開始的，而且一直延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霍普特曼博士直到那時，都還想在哲學領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時也在提倡對戲劇的熱忱。年輕人為了文學和政治目標，拋棄了他們的學術雄心。我把許多個夜晚都花在跟庫聶曼的爭論上了，那時他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要一輩子在大學裏教書。
當時，在那些我最親近的人之中，從人性意義上而言，最重要的是喬治·勒德布爾。
我們是在1892年春天相識的。第一次見到他時，我並沒有聽清他的名字，他也沒有聽清我的名字。沙龍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第二次見麵時，有人給我們做了專門介紹，我注意到他十分在意地看了我的手。我正要問他看什麼時，他粗聲地問：“你不是結婚了嗎？為什麼不戴結婚戒指？”我笑著告訴他，我們忘了買戒指，並且現在也不打算買那玩意了。他幾乎是帶著威嚇的語言對我說：“你得戴戒指！一個結了婚的女人不戴戒指像什麼樣！”正在那時，有人以嘲笑的口吻問他，他對波羅曾湖上的夏日和風感覺如何，岔開了我們的話題。他剛剛結束在那兒為皇帝的服務。我禁不住發現這挺滑稽的：我居然為沒有戴戒指這件事，在社會道德上受這樣的指責。事後，他心情明顯低落，而在那之前，他一直精力充沛地與別人攀談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