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我50歲。用中國人的古話說，五十而知天命。這一年，中國數千年的帝製被推翻，震動了歐洲。
就在這一年，我轉入精神分析領域。這是一個全新的學科，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進入這個新起點，也可以說是一段機緣。因為我在這個時候結識了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
在我的人生中，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經驗使我特別能接受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學，我能在精神上分擔另一個人的超凡而罕見的命運。伴隨我成長的周圍的人們天生都傾向於內心生活。
這與我年輕人的經曆有關。
在我接觸的重要人物中，基洛特、尼采、保爾、裏爾克，還有我的丈夫安德烈亞斯，他們的言行和思想時時激發著我想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我曾經說過：“我要了解每個人的內心”。其實，這就是精神分析的起步。
1911年的夏天，我到瑞典休假，在女作家埃倫.凱伊的家中認識瑞典精神病學家比埃爾博士，並和他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比埃爾是柏林精神分析學會會員，與弗洛伊德密切合作過，他向我介紹了精神分析學科的理論和實踐。
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在於，隻有從分析疾病狀態入手，我們才能打開通往正常人的潛意識神秘地帶的道路。在這個潛意識之中，性和自我尚處於自戀式的相互聯結狀態，真正的人類之謎也是從這裏開始。
我發現，這是我多年來想尋求的一門學問，它是一把可以打開人類心靈的鑰匙。現在回想起來，我似乎覺得，脫離了童年以後，我的生命期盼就是精神分析。這不僅是為了分析別人，也是為了分析自己。
我在瑞士短暫停留後，回到了家裏。9月份，我和比埃爾博士結伴前往魏瑪，參加在那裏舉行的第三屆精神分析學大會，並與弗洛伊德謀麵。我強烈要求跟他學習精神分析學，他卻嘲笑了我，他用了二十五年時間才形成自己的學說，而我卻想在短時間內學會它。
這一年，弗洛伊德55歲，正處於事業的巔峰期。他創立的精神分析學說，對人類的心理活動的提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揭開了夢境的謎底，開啟了性學禁區，發現了人類思維深處的潛意識。開始時，有人視他為天才的創造，有人則視為離經叛道。到了1911年，精神分析學說已經成為國際顯學，在第三屆國際精神分析學大會上，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參加。弗洛伊德是大會的中心人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是經過長期的研究演變而來的。最開始，他是在接觸一個癔病病例時，發現催眠術存在很多問題，就改進了宣泄法，後來又變成“自由聯想”。1896年，弗洛伊德將通過病人的精神“自由聯想”而使醫生分析病因的方法稱之為“精神分析法”。弗洛伊德在提出這一概念後，又通過對無意識、性欲、過失、夢等概念的進一步研究，形成了精神分析科學理論，成為引起世界轟動的重大發現。
從最初接觸，到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已經進行了長達25年的探索。他當時拒絕收下我這個老學生，因為在他看來，這不是一個速成班就能解決的問題。另外，在很多人看來，一個年過半百的女人，還能學會什麼呀？等我學會了，也許隻能帶著這些知識和方法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可是，我絕非一時興起，精神分析已經吸引了我，就像當初我被文學吸引一樣。為了能讓弗洛伊德收我為徒，我決定先自學六個月的精神分析基礎課程，以拉近我與這門課的距離。
1912年9月底，我在哥廷根給弗洛伊德寫信，告訴他，我從未放棄過精神分析研究，而且隨著研究愈深，愈發被吸引。現在，我有機會去維也納，在那兒待上幾個月。“如果可以的話，我可以親自向您求教，可以去聽您的講座，或許還有機會申請去參加您所舉辦的‘星期三心理學會’？全身心的投入到以上所列事項，是我此次前往維也納的唯一目的。”
這次，弗洛伊德沒有再拒絕。他給我簡短而親切的回答：“尊敬的夫人，如果您能來維也納，我們全體人員將會竭盡全力，讓您了解到全部精神分析學已知的點滴。我已把您參加魏瑪會議看做是一個吉祥的征兆。”
10月25日，我和埃倫.凱伊坐著火車來到維也納。那天，剛下火車就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巧合：我們在找住房的時候碰上耶克爾斯醫生，他告訴我，弗洛伊德的講座當天剛開課。我們就到弗洛伊德家去領入場券，發現他的家就在附近。拿到入場券才知道，弗洛伊德在大學裏的講堂幾乎就和我住的飯店門對門。飯店旁邊有一個餐館，下課後，到這裏來用餐的全是弗洛伊德的弟子。門外還有一些喜鵲在嘰嘰喳喳地叫。這是一個美好的開始。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和弗洛伊德交流，也方便與他的弟子們在餐後討論學習中遇到的難題。餐廳裏將是一個各抒己見，在偏執中流露真理的地方。
我和弗洛伊德見麵了，他看起來比參加魏瑪會議時老了很多，人也顯得憔悴了。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本人也提到了這一點，似乎有難言的苦衷。後來，我想這可能是受當時正在進行的“斯特克爾之爭”的影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