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現在的我來說，去國外旅行是稀鬆平常的事。但我的足跡隻涉及到歐洲的一小片地方，我從來不曾被歐洲的最西端所吸引。我去歐洲南部的最長一次旅行是經過波斯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地，最後進入土耳其。現在被稱作南斯拉夫人的民族給我帶來了洪水般的記憶，就如同俄羅斯人已經從被壓迫的狀態中解放了出來，進人了快樂與自由的狀態。土耳其人相互之間很友好。我幾乎沒有見過比身材高挑、金發碧眼的南斯拉夫美女更加可愛的尤物，她們跟土耳其女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往往因為身材壯碩、步態蹣跚，而顯得十分沉重。在南斯拉夫，街道上的孩子盡管衣衫襤褸，但我幾乎沒有見過比他們更加迷人的孩子，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充滿了美的韻律，就好像是合乎某種遠古的傳統似的。他們整個的身體語言似乎都含有這種美的韻律，感覺特別地協調，那些穿著民族服裝、赤膊騎著車滑下山坡的人是如此，那些在水邊勞作的人亦是如此。他們在洗澡時，或在祈禱時，姿態顯示出了同樣的節奏。我們有時會經過某個年老的乞丐旁，他蹲在草地上，手向外伸著，但看起來像是某個落魄而友善的老王爺，以至於第二回當我們看到他用另一隻手把一個藍色的琺琅煙盒從懷裏拿出來遞給我們時，我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這是一個民族的氣質和品位，對於後來者來說，幾乎是與生俱來。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比俄羅斯更富於東方情調，更加古色古香，更加充滿原汁原味。
一年多後，我跟裏爾克曾就此有過一次生動的討論，就好像我們倆享有相同的記憶似的。那吸引裏爾克轉向俄羅斯的宗教生活的因素，似乎以某種更加深刻、更加實在的形式，把這裏的一切都感染了。也許這種因素顯得有些呆板，但正是因為它的古老和“僵化”，它才顯得更有吸引力，甚至在俄羅斯的教會儀式中也是如此，在亞美尼亞則更是如此。
接照這種宗教，一個乞丐把一隻空空的銀碗遞給陌生人尋求幫助時，他也可能會在其中放人他自己所奉獻的東西。伊斯蘭教的信仰也是如此，它跟希臘正教的儀式很容易合得來。當我們意欲跨入清真寺，加入那些靜靜地祈禱的人們中間時，我們會順從地脫掉鞋子，不需要任何人來提醒。那些人在美麗的地毯上或站或坐，我們會被帶入一種內在精神的共同氛圍之中，整個身心不可抗拒。
我想起了在那兒的第一個晚上的情形，這讓我意識到了他們那種宗教奉獻精神的本質。我們的窗戶朝著一條狹窄嘈雜的街道，售貨員的叫賣聲、過往車輛車輪發出的聲音和驢子的嘶鳴聲摻合在一起，窗前是一片亂哄哄的。突然，一切都安靜下來，就好像整個宇宙屏住了呼吸，甚至那些嘶鳴著的驢子都變得安靜了。清真寺的尖塔像一根伸直的手指聳入正在暗下來的天空，仿佛是指向夜的天國。從那兒，傳來提醒禱告的聲音：“阿拉，阿克巴。”這聲音仿佛來自所有生物的心靈，帶著恐懼和渴望，回蕩在光明與黑暗的邊緣。我們聽到這聲音，不會停下來思考它後麵的意義，而是情不自禁地參與到那種普遍的奉獻中去。仿佛還在深夜，黎明的曙光還沒有顯現，那同樣的叫喊聲又穿透了沉睡中的心靈，如同起起落落的人生的潮音。所有的生物都能夠感知，何況人們。
我的最後一次旅行是在1911年，去的是彼得堡和瑞典。從斯德哥爾摩回德國的路上，我跟當地的心理醫生比埃爾博士一起去魏瑪旅行，就在那年9月，弗洛伊德研討會在魏瑪召開。一年之後，我到了維也納，直到1913年4月結束精神分析講座的學習。從那以後，我沒有再進行任何旅行，除非是跟裏爾克或弗洛伊德教授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