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
由於人們都能理解的原因，有10年以上的時間，我沒有機會閱讀國外新出版的曆史書籍。直到1978年暑假，為了集體編寫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定稿工作的需要，我才抽出時間集中地看了一批從60年代中期以來陸續出版的有關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英文著作，並且了解到國外學者在這一方麵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進展。在這些著作中，史扶鄰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更多地引起我和我的同事們的興趣。
這本書，從資料的豐富和論述的嚴謹兩方麵來看，都超過了以往在海外流行的幾本孫中山傳記。作者的功力之勤，不僅表現在從檔案、報紙、口碑中廣泛搜集資料，而且更表現在對於許多曆史記述作了認真的考訂。可以看出，作者力圖比較全麵、客觀、如實地把孫中山早年的革命生涯展示在讀者眼前。
書中幾乎看不到人們慣常譏誚的所謂“孫中心”的痕跡。因為作者決不是著眼於孤零零的孫中山個人，而是把孫中山看作社會曆史的產物，特別是看作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孫中山是新的社會力量的一員，盡管是出類拔萃、領袖群倫的先行者，然而卻決不是什麼天生的神話式的英雄豪傑。作者樸實無華地敘述了孫中山的家世和他青少年時代所經曆過的迥然不同的國內外社會環境。書中如實地論述了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發展變化過程，並且著重分析了孫中山從改良主義到民主革命的深刻轉變。作者也比較客觀地敘述和評論了與孫中山同時代的其他革命領導者的事跡和作用，例如，對於孫中山與楊衢雲的關係及兩人是非功過的評述，就使人感到要比某些著作持平公允得多。對於孫中山與黃興的關係，興中會與華興會以及其他革命團體的關係，由於本書時間下限的局限而未能展開論述，但作者的態度顯然也是比較客觀的。
當然，史扶鄰也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樣，為了表示對“孫中心”的異議，就隨心所欲地貶低甚至抹殺孫中山在曆史上的客觀作用。本書的特點是往往首先展示曆史進程提出的迫切任務，繼而比較孫中山和其他重要人物對這個任務的理解深度、解決方案、依靠力量和實行辦法，然後令人信服地說明孫中山領袖地位的逐步形成和他對革命運動所起的實際作用。我們對孫中山的看法與史扶鄰不盡相同，但是我們讚賞他這種比較科學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應該說明，我們從來是反對以個人為中心的英雄史觀的，然而我們認為對於領袖人物在曆史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給以恰如其分的尊重與科學評價。正如領袖不能代替人民群眾的作用一樣，群眾也不能代替領袖的作用。大凡在曆史上起過積極作用的群眾運動，總有卓越程度不等的領袖人物廁身其間。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則往往容易流於盲動。那種把科學地評價孫中山的領袖作用與“孫中心”甚至“正統觀”混為一談的看法，顯然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