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扶鄰是一位嚴肅的曆史學者，他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樣囿於傳統的“價值觀念”，把為殖民主義辯護的那一套“西方影響=近代化”的簡單模式強加於中國近代曆史。他倒是力圖從客觀存在的曆史實際出發，既看到西方文化對中國曾經起過的進步影響，又認真剖析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帝國主義性質。他沒有過多地強調反洋教鬥爭和義和團運動中的消極落後因素，而是認真說明這些鬥爭是殖民主義各種形式壓迫所引起的強烈反抗，這就與某些曾經流行過的西方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著作大異其情趣。
去年我到美國和日本訪問時，不少外國同行向我介紹他們如何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近代史，並且征詢我自己的意見。我的回答有兩個要點：第一，所謂社會學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即使在西方學者之間，大家的理解和運用也並不一致，有些甚至差異頗大，因此很難給以一個統一的評價。第二，其中，有些學者比較重視各個社會集團（或勢力）的動向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努力發掘它們的社會背景，探討它們政治情緒變化與物質生活方麵的利害得失之間的關係，以及在剖析個案的基礎上區分類型等等。我認為，他們的學術活動取得不少有益的成果，對於某些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比較切近實際的論述（盡管分析的深度還有局限），因而是一種值得注意的趨向。史扶鄰在自己的著作中並沒有標榜什麼社會學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但是我覺得他的研究方法與上述學者確有相通之處。另外，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論著態度也比較通達，願意從中吸取一些自己認為合理的部分，這與那些充滿偏見、深閉固拒的西方學者也不可同日而語。
史扶鄰是一個西方人，盡管他對中國近代曆史的研究甚勤，然而書中仍有某些論斷和敘述不夠準確，這多半是由於對中國國情的隔膜，或者是由於對中文資料掌握不足所致。這樣的缺陷在任何一部較大的著作中都是在所難免的，更何況寫的還不是本國的曆史。我希望讀者通過本書將可了解，史扶鄰的研究成果把我們觀察孫中山的視野更多地引向了海外，引向那些曾與孫中山或多或少發生過關係的國外的學校、教會、會黨、醫生、教士、記者、浪人、商人、政客、官吏、軍人以至一般工人、平民等等，而這些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孫中山的早期革命生涯，無疑是有裨益的。
我與史扶鄰教授素昧平生，去年在美國訪問時，他的朋友說他很想與新中國的同行交流學術見解，但由於地理的阻隔，大家並未能夠見麵。我衷心希望他的良好願望能夠變為現實，並借他的著作中譯本出版的機會，寫下以上那些不成熟的意見向中國讀者略作介紹。
1980年6月5日於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