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鎰被擠出朝廷後，中書令暫無人。盧杞知道德宗必另立一相。他擔心補一強者會與其分庭抗禮，他無法獨專朝權。於是，他煞費苦心地想要物色一個不敢與他爭奪相權的人選。經過觀察，他見吏部侍郎關播怯懦柔順，易於控製，便竭力向德宗推薦關播，言其“懦厚，可以鎮風俗”，德宗於是任用關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名義上，朝中有他兩個宰相，實則“政事皆決於盧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關播是個徒有其名的宰相，一次，德宗與兩個宰相商議國事，關播持有不同意見，站起欲講，盧杞急忙示目阻止。回到中書省，盧杞對關播說：“因為你沉默寡言，所以我才薦舉你入相，剛才與皇上議事，你為何想要發表不同意見呢？”表麵上看，盧杞完全是為關播著想，怕他惹德宗不悅而受冷淡，遭抑或被貶，實則，盧杞是玩了一個花招，意在警告關播；別看你也是個宰相，但你與我截然不同，休得多言多語，否則沒你好果子吃！盧杞等於給關播的嘴巴貼了封條。果然，關播從此再也不敢發表不同意見。
盧杞如此忌賢妒能，陷害有才幹的臣將，而他又無治國之才，所用之人又屬無能之輩，必然導致國力衰微，江山不穩。正值“兩河用兵”、“財用日急”之時，盧杞罷黜了精於財經的官吏杜佑，以其黨羽趙讚取而代之。趙讚本無掌管全國財經之能，惟有能秉承盧杞旨意行事而已。按照預算，當時諸軍費用月需百餘萬貫，而京師庫存勉強能維持3個月。麵對如此困窘之狀，盧杞授意其黨羽太常博士韋都賓等上奏：“富利所聚，皆在富商，每商留萬貫，餘者均借為軍用。隻需借一二千商，軍用足矣。”德宗準奏。奉旨而行的京兆尹“暴責其期”，長安尉“大搜廛裏”，“疑占列下盡，則笞掠之，人不勝冤，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闋日。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縱然這樣，離所需仍相距甚遠，於是，“又僦櫃、質舍、居貿粟者，四貸其一。”然而，勉勉強強湊了200萬，盡管可以暫時應付困局，可是已弄得人不勝苦，民怨沸騰，長安為之罷市。成千上萬的百姓相邀上街，圍住盧杞申訴。盧杞開始假意慰諭一番，然而群情怒不可遏，隻好匆匆改走他道，逃之夭夭。德宗聞知怨聲載道，所收錢財又不足供給軍需，便詔令停止。然而，軍需如何解決？趙讚秉承盧杞之意，“於是間架、除陌之暴縱矣。”這個間架法規定：凡屋兩架為一間，按等收稅，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官吏入室丈量計數。隱瞞者沒收其兩架房屋，告者賞錢五百以獎之。這個除陌法“規定”：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由市牙注明買賣情況。凡隱瞞者，瞞錢一千沒收二萬，告者以萬錢賞之。借此機會，市牙營私舞弊，為非作歹，賄賂成風，—誣告不窮，結果是掌握權柄者中飽私囊，而官府收入不及一半。百姓深受敲詐勒索之害，“恨誹之聲滿天下”，盧杞、趙讚如此橫征暴斂，使得百姓沸怨不已，大有官逼民反之勢。
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奉命率兵五千援救襄陽。路經長安，時值天降大雨，極為寒冷，士兵又多攜子弟而來，希望能得到皇帝的賞賜以安其家。可是在盧杞的謀劃下竟一無所賜；兵至注水，京兆尹王翊犒賞軍士，盡是粗米爛菜，軍士怒而將其踢翻，揚言：“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於是兵士們全副武裝衝向皇宮。尚在皇宮辭行的姚令言聞聽，急忙出來勸阻，兵士們不聽，反而圍擁著姚令言湧向皇宮。德宗見勢不妙，急令中史賞軍士每人帛二匹；軍士愈加憤怒，射殺中史。軍士們沿途呼告百姓：“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貸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長安百姓聚觀者數以萬計。德宗令神策軍使白誌貞禁軍鎮壓。然而，禁軍中多半都是“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召受給賜，而身成市廛為飯鬻”，“竟無一人至者。”德宗隻好逃奔鹹陽。盧杞爬牆而出，與趙讚一同隨逃鹹陽。涇原兵攻入皇宮，與百姓一道分取宮中內庫金帛，通夕不已。姚令言等擁立朱為主。此次兵變，實屬盧杞所實行的竭澤而魚的政策釀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