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也，朕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個。”
這便是明朝亡國之君崇禎皇帝朱由檢在吊死於煤山一棵歪脖子樹之前寫的絕命遺詔。在這篇絕命遺詔中，赫然有“諸臣誤朕”四字，至今看來，莫不屬實。在這誤國害君的“諸臣”之中，內閣首輔周延儒應首當其衝，明朝的滅亡，實與他大有幹係……
周延儒（公元1593—1643年），字玉繩，江蘇宜興人。
作為明末弄權誤國的大奸臣，周延儒並不是生來就是貪而又奸的，他的童年與同時代其它兒童一樣，天真無邪，而且從小就表現出他的聰穎。隨著年齡的增長，小延儒上學堂了，他從此天天與四書五經——這些枯燥的經書打交道。讀書——參加科舉考試——獲得一官半職，這是當時每個書香門第子弟入仕的必經之路。小延儒也不例外，他在熟讀這些經書的同時，努力學習寫作八股文。
眾所周知，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文體的名稱。它不僅有刻板的寫作格式，連題目也必須是四書五經中聖人說的某句話，考生答題的內容也必須從四書五經中聖人說的話闡述開來，模仿聖人的口氣，舉其微言大義，不允許出格半分。“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統治者便是依靠這種方法來控製人的思想，使得到一官半職的人都成為皇帝唯命是從、思想僵化的忠實奴仆。經曆了這樣的“磨煉”之後，周延儒終於符合“要求”了：往日的聰穎活潑早已無影無蹤，代之的是滿腦子的“子曰詩雲”。他的小聰明也變成了一種工具——升官晉爵的工具。
時代可以造英雄，但時勢也可以造就出大奸臣。周延儒所處的時代，正是明朝政治腐敗、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時代。由於明中期資本主義萌芽，到周延儒時已頗有發展，周的家鄉宜興地處沿海地區，資本主義萌芽更是興盛。人們的眼光都盯住了一個“利”字。思想上經過“改造”的周延儒一走進社會這個大染缸，便變了色，他的腦子裏全是升官發財的美夢。
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剛滿20歲的周延儒參加京城會試、殿試均中第一，成了名符其實的“狀元郎”，人稱“江南才子”。不久，他被授翰林編撰。此時年少得誌的周延儒覺得海闊天空，躊躇滿誌。此後，他沾沾自喜地與同年考生馮銓交往，兩人關係密切。他這樣做的打算很精明，是想今後在朝廷中有幾個可以倚仗的人。天啟年間，由於他善於經營，被升為右中允，掌司經局事，不久又以少詹事之職掌南京翰林院事。
周延儒在科舉場上獨占鼇頭，身為狀元郎且又仕途通達，按理說他該心滿意足了。然而周延儒並不滿足，他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銀子和更大的前程及權勢。出於這種欲望，周延儒便盡其察言觀色，阿諛奉承之能事，以求獲得更大的升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