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頓的經典力學絕不隻是影響了自然科學界、工業和技術界，更重要的是它喚醒了人們對科學真理的認知，從而推動了社會變革和人們的思想革命。
如同法國伏爾泰等人在18世紀宣傳和普及牛頓物理學，從而推動了法國的啟蒙運動一樣，牛頓學說在中國的傳播也為清末資產階級改良派掀起社會改良運動提供了輿論準備。如果前者為眾所周知，那後者就似乎鮮有所聞了。
1898年，變法運動的主將康有為、梁啟超和譚嗣同等人，都無一例外地從牛頓學說中尋找維新變法的根據，尤其是牛頓在科學上的革新精神，鼓舞了清末那些希望變革社會的有誌之士。
在1840年之前，歐洲文藝複興運動以來的科學學說和科學思想、因為與聖經和神學相抵觸而基本上未曾傳入中國。明清之際雖有來華傳教士參與中國編撰曆法工作，但隻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采用了開普勒或牛頓的一些天文數據。
在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開普勒的橢圓軌道、牛頓的萬有引力三者才光明正大地相繼傳入中國。
1859年刊行了三部和牛頓物理學關係密切的譯著，一是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譯的《談天》，二是李善蘭和艾約瑟合譯的《重學》，三是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譯的《代微積拾級》。這三本書原是歐美的科普著作或大學低年級的教科書，第一本譯書主要講述牛頓的萬有引力概念及其定律，第二本譯書介紹了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第三本介紹了牛頓的微積分計算方法。
牛頓的光學實驗和光學理論較為詳細、準確地介紹到中國是1879年的事，這是通過趙元益和傳教士金楷理合譯英國物理學家丁鐸爾的《光學》而完成的。可以說，1859年，是牛頓的物理學、天文學、數學比較全麵、集中地傳播到中國的一年，中國學者李善蘭為此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早期牛頓的中譯名為“奈端”，力學譯為“重學”，萬有引力譯為“攝力”。李善蘭在譯《重學》之前曾請教傳教士艾約瑟“何謂重學”？艾約瑟答曰：“幾何者，度量之學也；重學者，權衡之學也。昔我西國，以權衡之學製器，以度量之學考天；今之製器考天，皆用重學也。故重學不可不知也。”
李善蘭通過譯書，極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科學水平，甚至超過了許多傳教士。他在《重學》自序中簡潔地總結了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就是一個例證。
在《談天·序》中，李善蘭指出，古希臘托勒密的學說和天地運動不能盡合。李善蘭指出：開普勒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為橢圓。其法行麵積與時恒有比例也。然僅知當然而未知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為皆重學之理也。
接著，李善蘭簡略地敘述了牛頓怎樣以“攝力”解釋和計算天體的運動，並且大聲疾呼：牛頓的運動定律定論如山，不可移矣。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精深神妙，不可改也。牛頓的物理學和天文學就這樣在中國學者之間流傳了。
由於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傳入中國的宇宙觀主要是附屬於神學的托勒密地心說。後來，這些教士為了向中國皇宮和中國人交出一份較中國傳統更為準確的曆法，才不得不采用開普勒的橢圓軌道和等麵積定律。但是，他們絕不放棄地心說，拒絕將地球放在橢圓的一個焦點上。這樣，就在中國學術界曾一度引發了關於宇宙觀的激烈爭論。
通過李善蘭等學者翻譯並出版上述三書，尤其是李善蘭在序言中對於近代科學的宇宙觀發出不可更改的呐喊，並且聲稱自己“主地動及橢圓之說”，又告訴讀者，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這才使近代科學的宇宙觀得以在中國傳播開來，中國傳統的蓋天說、渾天說，來自西方的神化了的地心說等從此才煙消雲散。
李善蘭的《談天·序》是當時中國一批先進學者接受新的科學宇宙觀的宣言書，成為中國人從傳統宇宙觀向科學宇宙觀轉變的一塊曆史界標。
因此，李善蘭出版《談天·序》的1859年，是中國人宇宙觀發生根本轉變的標誌性的一年。李善蘭本人在譯完《談天》之後，也曾興奮地預料這種轉變，他說：“此書一出，海內談天者，必將奉為宗師。”
《談天》出版之後，引起了中國人極大反響，以致該書前後重印了13次，之後又以活字印刷。1874年又由徐建寅將那些迄1871年為止的西方天文、物理最新成就做了補充，由江南製造局增訂出版。
梁啟超稱《談天》最精善。他認為，人每日居天地間而不知天地做何狀，是謂大陋，因此，《談天》一書不可不急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