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和《重學》兩書中述及的科學思想和宇宙觀不久為青年學生熟練掌握。上海格致學院1889年春季考課作文中，孫維新、車善至、鍾天緯三人的答卷將新宇宙觀描述得清晰明了，以致他們三人分獲一、二、三名。在戊戌維新運動、辛亥革命過程中，這個科學的新宇宙觀曾被人們當作變革社會的鼓舞力量。
在戊戌變法之前，各地相繼成立學會。他們聚徒講學，介紹西學，倡導新說，給維新變法運動提供包括自然科學方麵的理論根據。
曾經遊曆英國並精通西洋科學的王韜，撰有介紹牛頓學說的《西國天學源流》和《重學淺說》。曆史學家範文瀾在其著《中國近代史》中說，王韜著書多種，對變法運動有很大影響。
梁啟超在1897年用半年時間讀完了當時各地譯出的西書，其中包括有關牛頓學說的各種著作。
在一部以收集支持變法維新的論著為己任的《皇朝蓄艾文編》裏，宋育仁作《序》說：“昔人雲通天、地、人謂之儒。由漢迄今，實踐無愧者，頗難其人；唯泰西名家，如培根、奈端、蘭麻克、哥白尼輩，各以穎悟辟新理，卓然名某家者，稍稍近似。豈西人智而華人愚耶！”既然不是“西人智而華人愚”，在維新變法者心中，自然隻有“除舊布新”。正如103天的維新運動所頒布的命令一樣：廢八股、辦學堂，獎勵新著作、新發明，廣開言路、提倡實業，準許私人辦廠等。
在維新派與頑固派鬥爭激烈的湖南，力主變法的皮錫瑞在譚嗣同創辦的南學會講學，而他的兒子、一個在哥白尼和牛頓學說影響下的年輕人，旋即著《醒世歌》：“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換句話說，大清帝國不在地中央，地不在天中央。日月五行都依據萬有引力定律在宇宙太空中繞日做橢圓軌道運動。這在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和頑固派看來是多麼可怕的世界觀呀！難怪《醒世歌》一傳開，就招來了許多訓斥。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奮筆疾書寫了一篇維新運動的激烈的宣言書《仁學》，他在“自敘”中高聲疾呼：“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曾經積極推行維新變法的梁啟超概括《仁學》的實質說：“仁學》內容之精神，大略如是。英奈端倡‘打破偶像’之論，遂啟近代科學；嗣同之‘衝決網羅’，正其義也。”
康有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自稱“大購西書，大講西學”，“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專精學問，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俯讀仰思，日新大進。”他在《諸天講》中又寫道：“至康熙時，1868年，英人奈端發明重力相引、遊星公轉互引，皆由吸拒力。自是天文益易明而有所入焉。奈端之功以配享哥白尼可也，故吾最敬哥、奈二子。”可見康有為對牛頓之推崇，並受牛頓學說影響之深。
可是，戊戌變法運動隻有短命的103天，它的失敗當然不能歸結為宣傳牛頓科學理論的不成功，其中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
牛頓的科學理論不僅影響了法國18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也影響了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變革，對此牛頓本人是絕不可能預料到的。
在戊戌變法失敗後的十幾年，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在青年時代，頑強地學習，獲得了大量而又係統的自然科學知識，其中包括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
孫中山先生高度地評價牛頓：“達爾文發明物種進化之理，而學者多稱之為時間之大發明，與牛頓氏之攝力為空間之大發明相媲美。”他還把牛頓的科學理論作為他的“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的一個思想基礎。
牛頓“見蘋果落地”這個故事，據說最初是由伏爾泰編撰的。它流傳如此久遠，影響如此深刻，而對青少年啟迪智力如此有效，是伏爾泰當初為普及牛頓力學所始料未及的。
嚴肅的科學家時有為蘋果落地的故事而擔心。其實亦不然，隻要言者在講述該故事的同時說明科學創造與科學發明是需要付出巨大艱辛的心力即可。否則，蘋果落地變為守株待兔那才可悲。
這個生動的故事是於1891年傳播到中國的。其時，任京師同文館，也就是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的美國教士丁韙良在其著《西學考略》中，第一次用中文撰述了這個故事。可見，該故事也在中國傳播了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