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一月二日，結束在法國的任期後，我的父親裕庚大人以及我的母親帶著家人、隨從、隨從家屬、仆人等共五十五人乘船回到上海。我們抵達上海的時候，天下起了傾盆大雨，這可是件麻煩事。安置眾多的隨從對我們來說尚成問題，更不用說照看大堆的行李了。根據我們以往的旅行經曆，在眼下這種時刻，這些隨從、仆人中沒有一個能指望得上的。因此，我們隻好將全部希望寄托在母親身上。毫無疑問，母親在處理這些麻煩事情上是個天才。
船抵達法租界的港口時，我們見到了上海道台（上海最高行政長官）以及眾多上海的地方官員，他們都身穿朝服。上海道台告訴我父親，他們已經準備好天後宮供我們在上海逗留期間居住。但是，我的父親拒絕了道台的好意，他告訴道台，在香港的時候我們已經給法租界的僑民飯店打去電話，想必那裏已經為我們打點好了一切。一八九五年，父親作為駐日公使前往日本就任的途中，我們曾在“天後宮”短暫居住。鑒於以往不愉快的經曆，我們也不想再住一次。
天後宮是一座古老的建築，剛剛建成的時候非常漂亮，但如今年久失修，已經破爛不堪。按照朝廷規定，高官經過地方時，地方官員必須為高官提供食宿。而高官們在這種情況一般也會客隨主便。但是，我的父親總會婉言謝絕這些幫助。
最後，我們終於安全到達僑民飯店。到那裏才得知朝廷已經兩次打來電話要求父親即刻進京。但那時通往天津的航道還處在冰封期，加上父親年邁多病，離不開醫生的看護，因此沒有辦法成行。如果繞道秦皇島，父親的身體也是禁受不起一路顛簸勞累的。於是，父親打電話說，待貝普河一開凍，我們會立即離開上海，趕往天津。
二月二十二號我們離開上海，二十六號抵達天津。如先前在上海的經曆一樣，天津的道台及當地的一幹隨從接待了我們。
這裏有一種奇怪的風俗，所有從國外歸來的高官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就要立刻去請聖安，以祈求皇帝安康。像道台這樣的低級官員是沒有資格享有這種殊榮的。我們到達天津的時候，直隸總督袁世凱也在那裏。他派了一位很精幹的官員，負責安排我父親請聖安的時間和地點。一切妥當後，我父親和袁世凱就向萬壽宮進發了。他們都身穿蟒袍，外披馬褂，頸掛朝珠（琥珀色），頂戴孔雀花翎及紅珊瑚珠。
萬壽宮主要用於舉行接見儀式。他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有一群官銜較低的人在那裏等候了。在這座廟壇的後殿中央，擺放著一張狹長的桌子，桌子上麵供奉的是皇上和太後的聖位，聖位上寫著“萬歲萬歲萬萬歲”。總督，也就是袁世凱以及其他官員已經先行到達。袁世凱站在長桌左邊，其他官員自動分立在長桌兩廂。然後我父親徑直走到長桌前麵跪下，嘴裏說道：臣裕庚恭請聖安，萬歲萬歲萬萬歲。請過聖安後，我父親立即站起來，問候聖體安康。袁世凱回答說他們一切安好。就這樣，整個儀式就算結束了。
我們在天津停留了三天，二十九號到達北京。父親的健康狀況每日愈下，於是提出四個月的假期去休養身體，得到慈禧太後恩準。
在我們去巴黎之前，原已修建了一座漂亮的大宅院。但一九○○年，這座宅院在義和拳運動中不幸遭到毀壞，我們損失至少一萬兩白銀。最後我們租了一處中國宅院，暫時安定下來。
其實我們的老房子也不完全是新建的。在我們買那座宅院的時候，院中已經有一座精美的老房子。那原是一位王爺的府邸，經過一番巧妙的重裝改造後，這座府邸就變成一座漂亮的西式住宅了。在這裏用“西式”，隻是說它表麵看起來偏西式，比如門、窗、走廊、室內陳設等等，從根本上說它還是一座中式住宅。房子的整體布局以及庭院與北京的大多數房子無異，都是同一種閑適的風格。此外，院中還有一個大約十英畝的花園。
在我們去巴黎的時候，這座房子才剛剛裝修完。在建造和裝修這座房子上，我們花費了大量金錢、時間，所以僅僅住了四天就離開這個美麗的地方讓我們全家都感到非常遺憾。然而，對於中國的高官來說，不知道他們一生中還要承受多少這種磨難，這隻不過是無數磨難中的一個罷了。
北京的房子大多風格閑適，並且占地麵積很廣。我們的老房子也不例外。院中有十六座平房，大大小小的房間大約一百七十五間。所有的房門都麵向庭院，圍成一個四方形。房子門前有走廊相通。這樣的布局，你無須跨出大門一步，就能通過走廊從一個房間進出其他房間，走廊用玻璃密封。
讀者或許會奇怪，這麼多房間，我們要如何安排。其實，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家庭，加上眾多秘書、文員、信使、仆人、馬夫和轎夫，可以說要讓這些房子物盡其用沒有一點問題。
環繞房子的花園是依照中國風格建造。園中池塘裏，金魚遊來遊去，夏天時，塘裏開滿荷花，小橋橫架，垂柳扶岸，各種各樣的花兒布滿小徑兩旁，花帶在池塘岸邊迂回曲折。一八九九年，我們去巴黎的時候，花園裏整個看去一片花和綠色的海洋，見者無不讚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