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說：“在63年中，包括分紅在內市場總體的年回報率低於10%。如果把所有的投資收益再投資，那麼1000美元就可以增長到40.5萬美元。而我們年均20%的收益率則可以使同樣的1000美元增長到9700萬美元。這種讓我們心動的統計意義上的巨大差別，無疑可以激起任何人的好奇心。然而，有效市場理論的鼓吹者似乎從來沒有對這類與其理論並不一致的證據產生過興趣。當然，今天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對這個理念誇誇其談，但據我所知，無論他們曾經誤導過多少學生，至今還沒有一個人公開承認有效市場理論是錯誤的。而且，在大部分商學院裏，有效市場理論仍然是投資課程的主要組成部分。很明顯，不願公開收回自己的主張，並揭開神秘的理論麵紗，並不僅限於神學家。
自然，那些生吞活剝有效市場理論的學生們以及招搖撞騙的投資專家們，對於我們及其他格雷厄姆的追隨者反而提供了投資上的巨大幫助。在任何競賽中——無論是金融的，腦力的或者體力的——麵對一群被灌輸了即使嚐試也毫無用途的對手們，我們當然仍有巨大的優勢。從利己主義的觀點來看，格雷厄姆的追隨者們可能應當資助那些大學教授們，以保證有效市場理論永遠傳授下去。盡管我們這樣說，還是有必要提出一個警告。最近的套利活動似乎起來越輕而易舉，但這並非一種能夠保證每年都有20%利潤的投資方式，或者說肯定有其他類似的利潤。正如前麵所講的那樣，在大部分時間裏，市場是比較有效率的：在過去63年裏，我們每抓住一次套利機會，同時會放棄很多套利機會，因為它們的定價看上去已經比較合理了。”
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大多數機構投資者都認為，企業價值的多少在決定股票買入或賣出價格時毫無用途。現在這種觀點看來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當時的機構投資者中了名牌商學院的魔法，這些學院鼓吹一種新潮的投資理論：股票市場完全有效，因此計算企業價值，甚至思考企業價值——在投資活動中毫無用途。巴菲特說：“我們深受這些學術理論的恩惠：在智力競賽中，無論是橋牌、國際象棋或是選股，遇上那些認為思考是在浪費精力的對手，還有什麼會比這種對手讓你更有優勢的呢？”
1973—1974年間，《華盛頓郵報》經營依舊非常良好，內在價值持續增長。盡管如此，巴菲特持股的《華盛頓郵報》市值卻下跌25%，由買入成本1060萬美元變成800萬美元。本來在一年前巴菲特覺得已經便宜得可笑的股票變得更加便宜了，無比智慧的市場又將《華盛頓郵報》的股價相對於其內在價值進一步向下調整了20%。
巴菲特在2003年致股東的信中不無得意地說：“你們當然知道我們這次投資的美好結局。《華盛頓郵報》的總裁凱·格雷厄姆既有智慧、勇氣，以便宜的價格大量回購公司的股份，又有出眾的管理才能，使公司的內在商業價值大幅度增長。與此同時，投資人開始認識到公司非凡的競爭優勢，從而使公司股價上升，逐步接近於其內在價值。因此，我們得到了三大好處：一是公司內在商業價值快速增長；二是每股商業價值由於公司回購股份又快速增值；三是隨著股票被低估的幅度逐漸縮小，股價上漲的幅度超越公司價值的實際增長幅度。”
除了1985年根據持股比例在回購中買回給公司的股份外，巴菲特1973年投資1060萬美元買入《華盛頓郵報》股份一直持有至今，這些股份的市值加上因回購而出售股份所得的收入共有22.1億美元。
2.擺脫舊思想的束縛，做到與眾不同
做到與眾不同確實不易，但是，這是投資取勝的關鍵。
——沃倫·巴菲特
20世紀80年代在人們的記憶中，被認為是改變了財務管理界的10年。計算機程式交易（利用計算機程式掌握不同市場的行情，對股票、期貨、選擇權等進行買賣）、舉債收購、垃圾債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和指數期貨，如人們所預料地震驚了許多投資人。在基金經理人之間的那些界限已經變得模糊；基礎證券研究在彈指之間已經被計算機所取代；黑箱作業（black boxes）取代了經營訪問和調查；自動化代替了直覺。今天，一般投資人已經變得不再容易被蠱惑，並且與金融市場疏遠了。隨著大多數的基金經理人無法再為他們委托人的投資組合增加資產價值，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消極的指數投資為何如此受到歡迎。
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數十年中，又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投資方法，如小資本化、大資本化、成長法、價值法、動態法、主題法、產業循環法等，都曾證明它們在投資上是有益的。但有的時候，這些方法也不管用，而使它們的追隨者無法突破瓶頸。巴菲特則是個例外，他還沒有經曆過投資策略無效的時期。他的投資績效被廣泛證明是持續的領先者。當投資人和投機客都分心於尋找更好的投資策略時，巴菲特已經悄悄地聚集了一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自始至終，他都將投資當作一種企業經營活動，而以一般常識作為他的投資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