潦倒年年愧不才，春風披拂凍雲開。
窮途已盡行焉往？青眼忽逢涕欲來。
一字褒疑華袞賜，千秋業付後人猜。
此生所恨無知已，縱不成名未足哀。
由於得了王士禎的讚賞，蒲鬆齡和他的《聊齋誌異》的名聲一天天大了起來，開始飛出淄川，廣為社會所知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山東按察使喻成龍傾慕蒲鬆齡的文名，令淄川知縣周統“盡禮敦請”他去濟南一會。據說蒲鬆齡以身體不適、倦於奔波為辭，高臥不起，還是經館東畢際有父子懇切“勸駕”，才去了濟南，在按察司官舍中盤桓數日，賦《梅花書屋圖》詩而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蒲鬆齡與濟南朱緗結為忘年交。朱緗，字子青，號豫村居士，是個貴胄子弟。父親朱宏祚官至浙閩總督，二弟朱絳官至廣東布政使，三弟朱綱直做到雲南巡撫。但朱緗本人卻連個秀才都不是。他雖然是一位富貴閑人，卻也是一位風雅之士，耽於吟詠，喜交名士。他對蒲鬆齡傾慕已久，於是乘蒲鬆齡來省城之際，送酒到旅店，又請他到家裏做客。兩人談詩論文，坦誠相敘，相見恨晚。就這樣，57歲的窮秀才和27歲的貴公子結成了忘年好友。
朱緗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見到蒲鬆齡之前，就已從唐夢齎處借到了部分《聊齋誌異》的稿本。因為非常喜愛，就過錄了下來。與蒲鬆齡相識後，朱緗便幾次給他寫信，借閱整部《聊齋誌異》，並全部抄錄了下來。這是《聊齋誌異》的第一個抄本。同時，朱湘還把自己及其家屬中的奇聞軼事提供給蒲鬆齡作創作的素材，《老龍船戶》一篇就是講述朱緗父親朱宏祚任廣東巡撫時緝捕盜賊的事。《外國人》也是朱宏祚親身經曆的事。在《司訓》和《嘉平公子》兩篇後，還附錄了朱緗《耳錄》中的故事。可惜的是，蒲鬆齡的這位知友享壽不永，年僅38歲便早早去世了。他抄錄的《聊齋誌異》，在他過世後被人借去傳看，不久就不知去向了。後來，他的兒子又向蒲鬆齡的子孫借得原稿，重抄了一部，這部為“殿春亭主人”即朱緗兒子抄錄保存的抄本，後來成為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鑄雪齋抄本聊齋誌異》的底本，對於《聊齋誌異》的廣泛流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蒲鬆齡的朋友中，朱緗可謂最了解《聊齋》深意者。蒲鬆齡的長孫蒲立德在《書〈聊齋誌異〉朱刻卷後》的跋文中這樣寫道：
公（指蒲鬆齡）之名在當世，公之行著一世，公之文章播於士大夫之口，然生平意之所托，以俟百世之知焉者，尤在《誌異》一書。夫“誌”以“異”名，不知者謂是虞初、幹寶之撰著也，否則黃州說鬼，拉雜而漫及之，以資談噱而已，不然則謂不平之鳴也，即知者，亦謂假神怪以示勸懲焉，皆非知書者。而豫村先生相賞之義則不然，謂夫屈平無所訴其忠，而托之《離騷》《天問》；蒙莊無所話其道，而托之《逍遙遊》；史遷無所抒其憤，而托之《貨殖》《遊俠》；昌黎無所攄其隱，而托之《毛穎》《石鼎聯句》，是其為文，皆涉於荒怪，僻而不典，或詼詭絕特而不經，甚切不免於流俗瑣細，嘲笑姍侮，而非其正，而不知其所托者如是，而其所以托者，則固別有在也。
從文中看，朱緗給《聊齋誌異》很高評價，認為它不隻是“假神怪以示勸懲”這麼簡單，把蒲鬆齡與屈原、莊子、司馬遷、韓愈等第一流的文學家並列，應當說是卓有見識的，表明他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輕視小說的舊觀念。在這一點上，恐怕就連王士禎等人也沒有這等認識。朱緗確實堪稱蒲鬆齡生前的一位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