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誌異》是蒲鬆齡一生的心血，是他隨時隨地收集鬼怪故事、民間傳說得來。
早年他在離家赴寶應的途中，一天碰上了大雨，蒲鬆齡與一個叫劉子敬的書生住在一起。秋雨敲窗，長夜寂寞，兩個人天南海北地攀談。劉子敬講述了桑生與鬼狐戀愛的故事，並拿出王子章撰寫的《桑生傳》給蒲鬆齡看。後來，《桑生傳》經過蒲鬆齡的再創作，成了纏綿悱惻的聊齋名篇《蓮香》。
蒲鬆齡寫狐鬼小說，在當時許多人眼裏，純屬不務正業之舉，走的是一條與功名無緣、白白浪費時間精力的絕路。即使他的朋友，也不是都能理解他、讚成他。蒲鬆齡屢困場屋，過不了鄉試關，有些人就很自然地歸咎於他談狐說鬼，分散了精力。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鬆齡鄉試失敗後，孫蕙在給他的信中就表示過這個意思，並勸他“兄台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填否耶？”很明顯，這裏的“斂才”就是指集中精力治舉業，不要再把心思用在狐鬼小說上。
我們隻能說，蒲鬆齡是生不逢時。他不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
郢中社友張篤慶與蒲鬆齡一生篤好，但他對蒲鬆齡寫作《聊齋誌異》始終不以為然。張篤慶認定蒲鬆齡記述狐鬼故事荒誕不經，於世於己都無益處。
張篤慶、孫蕙都是蒲鬆齡的摯友，但他們卻如此看待蒲鬆齡嘔心瀝血、寄托良深的文學創作，雖然本心是出於友情，但卻不能不使已經倍感孤獨的蒲鬆齡更加傷心。這就無怪乎在《聊齋自誌》一文裏，蒲鬆齡把創作《聊齋誌異》過程中受到社會冷落、友朋勸阻、世俗譏笑的悲涼比作“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闌自熱”，並感歎“知我者，其在青林裏塞間乎”了。
長期陷入貧困、失落和內心孤獨苦悶的境地，蒲鬆齡對那些能給《聊齋誌異》創作以理解和支持的人們尤為感激，把他們引為知己，如高珩、唐夢齎，如畢際有、畢公權，特別是王士禎。
王士禎是清代著名學者，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新城（今山東淄博桓台）人，順治年間進士。45歲時，康熙皇帝召對懋勤殿，授翰林院侍講。此後一帆風順，直做到刑部尚書，再為台閣重臣。同時，在文學上力倡“神韻”之說，長時間主持風雅，被目為文壇領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王士禎因為父親病故返鄉。大約在第二年暮春，到了淄川西鋪畢家。畢、王兩家世代聯姻，畢際有的夫人就是王士禎的從姑母。當時蒲鬆齡正是畢家的西賓，免不了要作陪的。王士禎是海內知名的大詩人，蒲鬆齡自然對他是“耳灌芳名”，傾慕之至，王士禎對畢家這位文才很高的老西賓大約也有所耳聞。於是，二人相會，談詩論文，王士禎可能也看過《聊齋誌異》的部分稿子。王士禎本有文學眼光，又喜歡獎掖後進，自然對蒲鬆齡稱譽了一番。返回新城後，王士禎主動寫信給蒲鬆齡，索取《聊齋誌異》看，閱後作了評點，並且題了一首為後世廣為傳誦的詩：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蒲鬆齡與王士禎一生隻見過一次麵，但卻結下了文字之交。此後，雖然兩個人的社會地位日殊，但仍然時有書信往來。王士禎有書刻成，也寄贈給蒲鬆齡。
王士禎對蒲鬆齡的褒譽、鼓勵，特別是對《聊齋誌異》的評點、題詩，使蒲鬆齡有絕處逢生之感，對王士禎倍加欽敬、感激，並鼓起了繼續創作《聊齋誌異》的信心。作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的《偶感》一詩，就真切地抒發了蒲鬆齡在自感窮途末路，不為人所理解、賞識的境遇中，忽然得到王士禎的獎譽而產生的感激、欣慰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