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把他所處的衰世比作一個全身長滿疥癬的人，大發議論說：“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瘡痛，則日夜撫摩之，猶懼未艾，手欲勿動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獨木，縛之以長繩，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雖甚癢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何也？無所措術故也。”
為挽救這種衰世，龔自珍疾呼“更法”“改圖”。他在《尊隱》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將統治者所在的京師比作行將崩潰的“鼠壤”，與之對立的有一種“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的“山中之民”，一嘯百吟，將要起來衝破清王朝統治的堤岸。他希望統治者能夠振作起來，“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龔自珍認為造成社會黑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要之官”昏庸腐敗，不務國政。因此主張“裁損吏議”，特別對於那些貪官汙吏要堅決革職，對於極為惡劣的要像捕捉熊羆鴟鴞豺狼一樣捕殺之。
在中國，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長期為腐朽的封建統治者所擁護，“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想已經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因此，龔自珍呼籲改革，必須先尋找一種有權威性的理論，給改革的主張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使自己的改革主張立於不敗之地。28歲的龔自珍從著名公羊學派學者劉逢祿那裏接受來了“公羊學”，並以此作為改革的理論武器。
“六經”（《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春秋》）是封建社會法定的儒家經典，闡發“六經”的工作叫“經學”。“經學”是中國封建統治學說的總稱，是中國封建社會學術研究的主體。自漢代以來，這“經學”內部存在不同的學派：古文學派，偏重於“名物訓詁”，特色為考證，流弊為繁談；宗學派，偏重於講“心性理氣”，特色為玄想，流弊為空疏；今文學派偏重於“微言大義”，特色是功利，流弊為狂妄。在三個學派中，孔子分別被認為是史學家、哲學家、政治家，而“六經”又分別被認為是孔子整理古代史科之書，孔子載道之具，孔子政治之說。在龔自珍那代，宋學派、古文學派受統治階級優寵而成正統，龔自珍的長輩及青年時代的自己本是古文學派（考據派），但進入中年後，從宣傳其社會批判與社會改良思想出發，他改而讚成今文學派，即認為孔子是政治家，要在孔子等先聖著作中探求政治鬥爭的“微言大義”，從那裏獲得議政的理論依據。
最受今文學派重視的儒家經書是《春秋》，最受重視的解釋《春秋》的典籍是據說由公羊高傳寫下來的《春秋公羊傳》，因為該書對於史實的記敘少，而大力闡發孔子的政治思想。公羊學曾在漢代衰微，清代重新興旺，一批眼光敏銳的學者企圖在學術研究中找出一條挽救社會危機的道路，通經致用。龔自珍就是在這時向劉逢祿學習“公羊學”的。
劉逢祿，字甲受，江蘇武進人，當時任禮部主事，著有《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等書。龔自珍被他們的高言快論所傾倒，被今文學派公羊學的“經世致用”觀點所折服，而決定“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因為當時古文學派搞考據訓佐之學，往往鑽到鳥獸蟲魚等瑣碎事物解釋中去，故被譏為“蟲魚學”，而東漢時有人把《春秋公羊傳》譏諷為“賣餅家”，是被人瞧不起的。龔自珍的此兩句詩顯示了他尋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理論武器時喜悅痛快的心情。
龔自珍從“公羊學”那裏接受的議政的思想武器主要包含著辯證發展觀點的曆史觀：“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托古改製”的觀點。即認為曆史是按照“據亂世”“開平世”“太平世”3個階段，循環向前發展的，任何一個王朝如果不能明修政治，都會衰敗而被新興的王朝所替代，中國古代的夏商周三個王朝的改朝就是如此。孔子編寫《春秋》的目的，是通過記敘魯國的曆史來貶絀衰亡的周朝，尊崇新興的魯國，宣揚政治變革思想。因此，“公羊學”的這種觀點盡管有曆史循環論的缺點，但畢竟能支持龔自珍去批判現實，支持他改革現實，為他所歡迎。早在他青年時代所寫的《乙丙之際箸議》第九和《尊隱》的議論裏，已有這一觀點的初步運用，但在學習“公羊學”之後，這種觀點才理解運用得更加透徹與明確，成為他呼籲改革的理論基礎。
龔自珍第二次參加會試落第之後，以舉人資格任“內閣中書”之職，當時的“內閣”僅是個起草一般詔令，批答一般奏章，抄錄和保存文件檔案的事務性機關，沒有什麼實權。“內閣中書”的品級很低，為“從七品”。
但是內閣大庫有豐富的藏書，內閣官員可以隨便翻閱，龔自珍對這些典籍和檔案資料很感興趣，經常進庫閱讀，甚至帶去蠟燭，挑燈夜讀。他如此勤奮閱讀，是為了深入了解世情民隱，熟悉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麵的各種典章製度，以便自己議論時政、提出改革方案時，做到有的放矢、切實有效。
龔自珍很注意從經濟角度探索衰落的根源和設計社會改革的方案。在他看來，先有經濟，特別是先有農業生產，然後才有國家和禮樂、刑法等製度，因此，要治理好國家先得從經濟改革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