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早在25歲時，就寫有《平均篇》一文，認為一個朝代的興起，財富分配一定比較均勻，帝王取一孟（大碗），大臣取一勺（大勺），眾民取一卮（小酒盅），大體相齊。而財富高度集中，貧富懸殊，這個朝代就會衰亡。他認為當前的情況是兩極分化很嚴重，民怨沸騰，動亂四起，統治者麵臨“喪天下”的危險。因而他主張用損有餘以補不足的辦法解決社會危機，維持不引起動亂的大體“平均”。所以，他說：“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
七年之後，龔自珍對“平均”的具體辦法，有了進一步的考慮，寫了《農宗》一文，提出反對土地兼並引起貧富不均的改革建議。我們知道，清軍初入關時，各族統治者瘋狂掠奪土地，清政府還頒布了圈地令大規模占地，引起直隸人民的強烈反抗。失去土地的農民生計困難，當然就引發起義。於是龔自珍“淵淵夜思”，考慮“定民生”的方案，就不能不首先籌劃土地分配辦法。
在《農宗》中，龔自珍主張按封建宗法關係分配土地。他把每個家族中的人劃分為大宗、小宗、群閑和閑四個等級，按等級分配土地，四個等級繼承父田的畝數依次減少，他還以為佃戶也是必須有的。龔自珍希望用這樣的辦法限製土地兼並，使各封建等級安於本分，互不侵犯，且把無地農民吸引為佃戶，固定在故鄉的土地上，解決當時已經突出的流民問題。這樣在其他人維持溫飽的基礎上，保持血緣的長子在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從而保證等級製社會秩序的穩定。
很明顯，龔自珍的土地分配方案不是把中國向前推進到資本主義，而是企圖用落後的宗法製來維持封建主義，並沒有觸動地主階級土地占有製，與農民階級的均田思想有本質不同。因而，它的價值不在於它能真正實行，而在於它的矛頭指向官僚地主兼並勢力，反映了群眾要求限製土地兼並勢力以解決社會危機的願望。
在龔自珍那個時候，新疆天山南北的廣大地區還是叫“西域”。自17世紀以來，那裏先後發生了好幾次少數民族分裂主義者的叛亂，不過都被清政府平定了。如1690年，新疆天山北路準噶爾地區的漠西蒙古貴族噶爾丹，在俄國唆使下，公然向康熙帝提出“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的狂妄要求，並發動反對清朝中央政府的戰爭。1695年，噶爾丹在俄國支持下，又沿克魯倫河東下，大舉內犯。這兩次叛亂被康熙帝率兵平定。1755年，在俄國支持下，控製新疆準噶爾部的反動貴族陳睦爾撒綱發動叛亂。1758年，新疆天山南路的維吾爾族反動貴族大和卓木和小和卓木發動叛亂。這兩次叛亂是乾隆帝派兵鎮壓的，並在其後重新統一新疆地區。從1762年開始，清朝在新疆設伊犁將軍，統治天山南北兩路，又在新疆各地駐紮軍隊，設置哨所，加強西北邊防。
但由於新疆地處邊陲，情況複雜，一直到19世紀20年代，清政府對新疆隻滿足於一般的軍事管理，地方實權仍掌握在當地少數民族上層貴族手裏。這種情況對於清政府鞏固多民族國家，以便抵禦俄國等西方國家的侵略是不利的。
對於這樣的軍國大事，一般知識分子避而遠之，以全其身。龔自珍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內閣中書，卻在剛入閣的那年（1820年）寫了《西域置行省議》，向朝廷提出一整套在新疆建省、開發新疆、鞏固西北邊際的建議，顯示了他的宏謀遠略。
首先他肯定新疆是中國的版圖，認為清代曆朝皇帝西向用兵開拓西邊、平定叛亂，是完全正確的。接著他認為朝廷當今的任務是在已有武功的基礎上，采取種種措施大力開發新疆，有效治理新疆，使之安定繁榮，不能再消極地等叛亂發生再去征討。為此，他提出了許多具體建議：
一是“移民”。把內地過剩的人口“招募西徙”，去開發新疆，增加財富，培養國基。二是“置省”。新疆要建省，成立各級政府，任命各級官員，龔自珍還因地製宜，詳細提出行政區域的劃分、各州府縣的名稱、各級官員的名額和駐地。三是“施政”。包括軍事、農墾、財政、文教等方麵的政策措施。軍事方麵，強調督察，農墾方麵強調改屯丁為民戶，財政方麵強調保護當地生產，文教方麵強調重視教育。
在文章最後，龔自珍的“自己”說，字字句句顯示了他是多麼希望自己的一片議政苦心能為當政者理解，把字麵上的東西付諸實踐啊！
當《西域置行省議》定稿時，新疆又發生了張格爾叛亂，英國派間諜充當張格爾的顧問，並向他提供新式武器，駐守新疆的清軍兵力不足，嘉慶帝急忙遠距離調軍鎮壓，龔自珍認為這樣勞師糜飾，不明智，更急於把自己主張“以邊安邊”的《西域置行省議》交給有權處理邊事的官員“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