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友林（1916～），湖北省江陵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3軍政治部青年幹事，獨立營政治委員，第6師17團政治委員，紅二軍團第5師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新四軍第4支隊竹溝留守處教導隊隊長兼政治委員，豫東遊擊支隊政治部副主任，第2團政治委員，新四軍第6支隊3總隊政治委員，八路軍第4縱隊6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鬆江軍區哈北軍分區司令員，東北人民自治軍第359旅副旅長，東北民主聯軍第12縱隊34師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39軍副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誌願軍第39軍副軍長，東北軍區公安部隊副司令員，工程兵副司令員，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烏魯木齊軍區政治委員，蘭州軍區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譚友林，1916年11月生於湖北省江陵縣熊家河區譚家巷河南台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取名有林，後改友林。
譚母生下五男二女，由於生活艱難，日子過得窘迫，隻養活了譚友林和小妹。
全家僅憑幾畝薄田糊口，但勤勞、樸實的父親和慈祥、寬厚的母親，還是把五歲的譚友林送進私塾，隻圖孩子能識些字，懂些做人的道理，在黑暗如磐、爾虞我詐的社會裏不受騙，不受欺，成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
幼年的譚友林，深感父母供自己讀書不易，在私塾裏勤奮攻讀，《三字經》、《百家姓》等書他讀得滾瓜爛熟。在同學中間，他勇於打抱不平，肯幫助窮苦人家的小同學。
1927年，譚家巷流行血吸蟲病，父親不幸染病謝世。家裏賣掉了幾畝田，買棺埋葬了父親。由於家庭益艱，譚友林棄學務農。沒過多久，叔父譚良文和譚良武兩家，染上霍亂，滿門死絕。譚友林協助母親埋葬了兩家叔親，爾後跟著母親，帶著小妹，開始了艱辛的勞作。貧困的生活，在他幼時的心靈裏，產生了對鄉鄰的同情，對社會的不滿。
轉年，1928年1月，在洪湖地區建立武裝開展革命鬥爭的賀龍、周逸群，來到鄂西組織荊江兩岸年關暴動。中共江陵縣委領導民眾建立赤衛軍，並在沙崗燒毀了國民黨縣府設置的鹽卡，砸爛了反動派的炮船，繳獲了一批武器彈藥，槍斃了反動幫會首領孫福昌等人。以後赤衛軍又在龍灣、白馬處決了土豪劣紳徐友山等，成立了江陵縣農協會。窮人有了衣服穿，有了米吃，有了田種，土豪劣紳威風掃地，見了窮人磕頭作揖。世道改變了，窮苦人翻身了。對於發生的這一切，少年時代的譚友林，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在他的心靈裏，已開始認識到共產黨、赤衛軍給窮人撐了腰，出了氣。
1930年2月，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許光達領導的紅6軍，在潛江、江陵、石首、華容、監利、沔陽等城鎮，相繼建立了工農民主政府。譚家巷成立了兒童團，譚友林被選為兒童團長。譚友林的情緒特別高，辦事很熱心，勇於吃苦，帶領兒童團站崗放哨、送信帶路，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這年7月，他由王世榮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當年他還不足14歲。
譚友林加入共青團，標誌著他革命生涯的起點。他的思想境界開始躍入革命者的行列。他想起曾目睹的敵人“清鄉”時200多位鄉親慘遭殺害的血淋淋的場麵，怎麼也不能平靜，激憤的情緒促使他立誌拿起槍杆子，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為受害的鄉親，為被壓迫的窮苦人報仇。
1930年10月，洪湖根據地成立了紅軍學校，派人到江陵縣招生，譚友林和王世榮等七人被推薦前去報考，被光榮錄取。
1931年春天，洪湖根據地的紅軍學校改編為鄂西警衛營。譚友林由於幼年遭受貧困生活的折磨，經常不得溫飽，人長得瘦小，領導上怕他跟部隊行動有困難，動員他回江陵。他執意不肯。領導上又動員他到地方赤衛隊工作。他無可奈何，當紅軍為受害鄉親和受壓迫的窮苦人報仇的願望破滅了。在返鄉的路上，他邊走邊哭，情緒極為沮喪。恰巧，紅3軍9師打這裏路過，見他參軍心切，便把他“撿”上，讓他在政治部宣傳科當宣傳員。後來又讓他當油印員，印文件，印小報，印傳單。他心靈手巧，什麼事一學就會，一張蠟紙在別人手裏隻能印幾十頁，頂多上百頁，可是在他手裏，就能印幾百頁，甚至上千頁。
1931年底，紅軍攻打郝穴，譚友林在鎮外一個橋頭碰見了向往已久的賀龍軍長。賀軍長和氣可親，詢問了他的家庭情況，住在什麼地方，參加紅軍想不想家，能不能吃得苦。他都坦誠地回答了。賀軍長見他蠻機靈，挺喜歡他，便招呼同行的警衛員同他一起追逐談笑。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統治了中央領導機關，夏曦被派到湘鄂西。夏曦來到湘鄂西後，以中共湘鄂西分局書記的名義，排斥了賀龍的領導，下令撤銷了軍、師指揮機關，取消了政治機關，把部隊整編為五個團，由他直接指揮。夏曦還組織了一個“肅反委員會”對幹部、戰士任意強加“改組派”的罪名，予以逮捕、關押，以至殺害。
這時，蔣介石的10萬軍隊正“圍剿”紅3軍。紅3軍一麵要同“圍剿”的國民黨軍作戰，一麵又遭受肅反擴大化的衝擊，處境極其困難。
1932年下半年，譚友林給紅9師政治部先後幾任主任當過警衛員，後因這幾位主任均被指控為“改組派”，慘遭殺害。譚友林因此受株連，被捆綁、拷打。行軍途中，他被特務班的戰士牽著走。在從巴東過長江後翻越野之關時，他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打著赤腳板，在大雪紛飛、地凍天寒的山路上攀登，痛苦不堪，步履極為艱難。“肅反委員會”準備將他殺了，無奈手邊沒有殺人刀，又不敢打槍，怕暴露目標。第二天黎明時分，在山腳下遇到正在路邊檢查後衛部隊的賀龍軍長和關向應政委。譚友林還是在打郝穴時跟賀軍長見過一麵，事隔一年有餘。這一年，部隊轉戰河南、陝西、四川，進行了一次7000餘裏的小長征。可是，賀軍長居然還認出已是汙頭垢麵、衣服襤褸、肩上壓滿了槍支糧袋、腳趾被磨得稀巴爛、骨瘦如柴幾乎變了人形的譚友林。賀軍長立即下令把譚友林放開。重見天日的譚友林，無限感激賀龍軍長。賀軍長又派人牽馬，把譚友林送到鶴峰一個老鄉家裏養傷。後來賀軍長托人把譚友林接到桑植過年，並將他留在軍部仍當油印員。
1934年春，紅3軍重新恢複了黨團組織和政治工作機關，譚友林調任紅3軍政治部青年幹事，負責黨團員的登記。那時候，由於肅反，許多同誌願意當紅軍，不願意當黨員、團員，登記工作需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這年7月，經朱長清、穀誌標介紹譚友林轉為共產黨員，成為一名光榮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10月，紅3軍與紅六軍團在川黔邊會師，紅3軍恢複紅二軍團番號，譚友林調任紅二軍團政治部巡視員。部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收複桑植和大庸，隊伍也擴大了，譚友林又調任獨立營政治委員。隨後，他率部進駐湖南常德境內，執行打土豪、擴軍和籌款的任務。
1935年1月，獨立營編入紅6師17團，譚友林任該團政治委員。3月，部隊攻打高梁坪，敵人依仗優勢兵力和險要地勢，負隅頑抗。紅軍久攻不下。這時，急壞了擔任戰勤任務的17團，一致要求參加攻堅。譚友林去找賀龍總指揮和任弼時、關向應政委請戰。賀龍考慮到17團剛組建不久，新成分多，武器裝備差，大部分是大刀和梭鏢，怕他們打不好。譚友林向賀龍總指揮懇求說：“你不是說要我們從戰鬥中改善自己的裝備嗎，就讓我們去試試吧！”賀龍覺得譚友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請戰，並向他交代了打法。譚友林返回團部立即向全團做緊急動員，要求大家要勇敢戰鬥，不怕犧牲，爭取旗開得勝，為17團爭光。黃昏，17團在兄弟部隊配合下，以1營為前導，大刀、梭鏢隨後，向敵人占領的高地發起衝鋒。借助夜幕，他們迅速攻下敵人控製的據點，繳獲了一批輕重武器，裝備了全團，換下全部大刀和梭鏢。
紅二、六軍團會師後團結奮戰，先後取得了陳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園戰鬥的勝利，殲敵兩個師，活捉敵縱隊司令張振漢，擊斃敵85師師長謝彬，繳獲甚多。在塔臥戰鬥中，譚友林在向被圍困的敵陶廣部喊話勸降時，不幸右臂中彈，子彈貫通小臂，打碎臂骨，被送醫院治療。傷未愈他即隨部隊轉移，任桑植紅軍學校上幹隊政治指導員。紅二、六軍團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轉到外線作戰時，譚友林調任剛組建的紅5師政治委員。賀炳炎任師長。
1935年11月，紅5師在湘黔邊瓦屋塘的遭遇戰中，賀炳炎師長右臂中彈負傷，譚友林指揮部隊，奮力抗擊敵人，掩護軍團部安全通過。
紅二、六軍團西渡烏江進駐黔西、大定（今改名大方）、畢節地區後，譚友林等率紅5師在西溪打退敵人一個營的阻擊，在大定開展反蔣抗日宣傳，發動群眾，組織遊擊隊，籌糧籌款，擴大紅軍，以總部偵察隊為基礎，為本師組建了第14團。
紅二、六軍團揮師北上，紅5師和紅6師由後衛變為前鋒，兩師相配合給夾擊之敵以重創，直撲石鼓鎮，準備強渡金沙江。其時，正值春汛，冰雪消融，江水暴漲。金沙江水深流急，驚濤拍岸，沒有渡船。譚友林率領部隊，用群眾拆下的房梁和木椽紮成木排渡河。由於水急浪高，木排無法從河麵直來直往地渡過，隻能順流漂渡，都被大浪向下遊打走1000多米，所以每排都要拉纖，再溯流而上1000米，然後再放排。經過一天苦戰，全師勝利過江，稍事休息後進入中甸。在中甸，經過戰鬥動員，準備了糧食、鹽巴、食糖和煙葉，便踏上翻越雪山的征程。
1936年5月，雪山上仍然是一個封凍的世界，氣溫很低，空氣稀薄。在雪山行走，隻能走不能停歇，稍一停歇就再也起不來。有時山上的氣候瞬息萬變，時而大雪漫天，時而冰雹大作，狂風呼嘯，紅5師指戰員不怕艱險，忍受饑寒，團結奮戰，一連翻過好幾座皚皚雪山，才到達荒僻、冷落的得榮縣。譚友林由於一路櫛風沐雨，右臂傷口惡化，膿流不止。他堅持著爬過了雪山。
部隊在得榮稍事整理後繼續北上。一路上，除了翻山越嶺，還時常與藏民的反動武裝進行周旋，有時發生戰鬥，有流血和犧牲。7月2日進駐甘孜城，與紅四方麵軍會師。
這時，張國燾企圖拉攏紅二、六軍團幹部另立中央，分裂紅軍。譚友林和紅5師全體指戰員，堅定地站在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蕭克、王震等堅持正確主張的同誌一邊，維護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維護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指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紅二、六軍團合編組成紅二方麵軍，羅炳輝率領的紅32軍編入紅二方麵軍建製。紅5師編入紅32軍，改為96師，王尚榮任師長，譚友林仍任政治委員。
7月中旬，紅二方麵軍奉命過草地，途中譚友林身患傷寒病，加之受過傷的小臂化膿，人瘦得很厲害，被戰士們用擔架抬著行軍。賀龍發現後，擔心譚友林會丟在草地上，便要部隊派人把譚友林送到方麵軍總部，讓軍醫楊雲階給他治療，連吃了50多服中藥，才把他的傷寒病治好。曆盡艱辛的紅二方麵軍終於走出茫茫草地，經過天險臘子口，連克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殲敵一部。在紅一、二、四方麵軍會師會寧的前夕，紅32軍遭敵阻擊，王尚榮、譚友林率紅96師奮起抗擊，掩護軍部機關順利通過。不久部隊整編，紅96師撤銷，譚友林奉命赴保安紅軍大學學習。臨行，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就譚友林的傷情聯名向周恩來副主席寫信，請求設法給予治療。譚友林帶上信找到了周恩來副主席。周恩來看過信，又看了他的傷口，立刻打電話請來在延安的國際友人馬海德大夫給他看傷。馬海德大夫看過譚友林的傷告訴周恩來，由於傷勢較重，陝北沒有光機，沒有辦法動手術。周恩來立即安慰譚友林，讓他先到紅軍大學學習，等有機會到蘇聯去治傷。不久，紅軍大學由保安遷到延安，改名延安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3月，賀龍到延安開會，聽說要讓譚友林去蘇聯治傷，找到周恩來副主席請求說，前線正需要幹部，譚友林應該就近治傷，趕快歸隊。周恩來副主席采納了賀龍的建議，找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葉季壯，當麵交代安排譚友林到西安治傷。5月，譚友林一身學生裝到達西安，進入西京醫院，先後手術兩次，都因為手術高難而沒有清除碎骨。賀龍聞訊，托人把譚友林轉到西安廣仁醫院。這是一所英國人開辦的醫院，條件好，醫術高，經過兩個月治療，又做了兩次手術後傷痊愈出院歸隊。
1937年七七事變後，譚友林從西安到晉西北，回到八路軍120師不久，中共中央指示120師派120部到洪湖根據地，調查地下黨活動情況，譚友林奉命帶領四名幹部前往湖北。譚友林以120師358旅715團中校團副的身份，偕同行於12月到達武漢。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董必武，副書記郭述申，組織部長錢瑛，給他們介紹了本省地下黨的狀況，讓他們分別回原籍開展工作。第二年春，譚友林回到江陵縣，因為身份暴露，不好開展工作而返回武漢。之後，他化裝成朝陽大學的學生，同錢瑛同去沙市，也因身份暴露於當年夏天又返回武漢。這時，李克農告訴他，中共長江局決定派他到田家堰國民黨要塞司令部警衛營，以中校團副的名義任營長，爭取這個營，為保衛武漢做準備。譚友林到田家堰了解情況，然後返回武漢彙報，在八路軍辦事處遇到周恩來副主席。周恩來當即指示說：“當前最要緊的是到抗日救亡最前線去，到敵人占領的地方去。現在，吳芝圃率領的青年學生和當地農民在豫東打遊擊，堅持半年多了，那裏很需要懂軍事的幹部，你到那裏去吧。”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根據中原戰況指出：徐州失守以後，河南將迅速陷入敵手，我應準備向豫、皖、蘇、魯四省敵後發展。恰在這時，彭雪楓從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到武漢開會，見到了譚友林。彭雪楓向譚友林介紹了豫東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鬥爭形勢及在豫東地區創建新四軍遊擊隊的有利條件，也動員譚友林到豫東打遊擊。譚友林當即表示願意到豫東去，並請報周恩來副主席和八路軍葉劍英參謀長。不久，周恩來副主席找譚友林談話，代表中央軍委表示同意譚友林的請求，要他和彭雪楓一起動身，先到竹溝教導隊，培訓骨幹，爾後到豫皖蘇邊區發展抗日武裝，開展敵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