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麵提到的這些作品中，有好幾部表現出強烈和緊湊的戰鬥感，這些進行曲使人們的精神為之震撼。這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和“終曲”中非常明顯，特別是在《獻給亞曆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中，激昂壯烈的氣概表現得更加突出。這種音樂所蘊涵的英雄氣概令人們聯想到產生它的那個時代。大革命已經波及到了維也納，貝多芬也加入其中。騎士德·塞弗伊德說：“他同摯友在一起時，會很開心地談論政局，並用超於常人的聰明頭腦、清晰明確的目光發表評判。”他將所有的同情都投入到革命思想之中。晚年時，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說：“貝多芬傾向共和原則。支持無限製的自由與民族獨立……他希望大家能夠齊心協力建設共和政府……他盼望法國能實行全民選舉，期望波拿巴建立這個製度，從而奠定人類幸福的基礎。”他就像一個革命的古羅馬人，在普魯塔克思想的熏陶下，夢想著有朝一日實現一個由勝利之神--法國的第一執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國，因此他陸續創作了帝國的史詩曾經題為《波拿巴》的《英雄交響曲》(1804年)和《第五交響曲》的終曲。第一支真正的革命樂曲，時代之魂在樂曲中盡情展現，就像當初的重大事件在他這顆偉大而孤獨心靈中撞擊出強烈、純真的回響一般，即使與現實接觸也不會減損分毫。
貝多芬的這些作品似乎受到了曆史戰爭的影響，都反映著史詩般戰爭的色彩。而他自己似乎並沒有注意到。在《科裏奧蘭序曲》(1807年)中，我們可以聽到暴風雨在呼嘯；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第一章，就與這個序曲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在俾斯麥談到的《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麥曾說過：“如果我能經常聽到它，那麼我一定會永遠英勇頑強。”從《埃格蒙特序曲》，到他的鋼琴協奏曲，再到《降E大調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1809年)，高超的技巧顯示著英雄的壯烈，好似有千軍萬馬奔騰而過。可是這又有什麼值得驚訝的呢？貝多芬在寫關於英雄之死的《葬禮曲》(作品第二十六號)時，那位比《英雄交響曲》中的英雄拿破侖更加值得歌頌的將軍--霍赫，戰死在萊茵河畔，他的紀念碑至今仍然矗立在科布倫茲和波恩之間的一座小山丘上……盡管當時貝多芬並不知道霍赫將軍戰死的信息，但他還是在維也納目睹了兩次革命的勝利。
1805年11月，貝多芬創作的歌劇《菲岱裏奧》首次公演，法國軍官紛紛前來觀賞。貝多芬現場演奏了他的《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以獻給巴士底獄的攻克者於蘭將軍。當時於蘭將軍恰巧住在貝多芬的朋友兼監護人洛布科維茲家裏。1809年5月10日，拿破侖在舍恩布倫駐紮下來。沒過多久，貝多芬便仇恨起這些法國的征服者來，但他對法國人史詩般的狂熱之情並沒有減少，那些不能像他一樣去感受的人，或許對他的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無法徹底了解。
貝多芬突然停止了《第五交響曲》的創作，在打草稿的前提下，一反往日習慣，一口氣寫出了《第四交響曲》。因為此時，他又看到了幸福的光芒。1806年5月，貝多芬與特蕾茲·德·布倫瑞克訂了婚。特蕾茲很早就愛上了他。貝多芬最初來到維也納的日子裏，特蕾茲還是個小姑娘，當時她(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斯瓦爾伯爵的朋友)跟著貝多芬學習鋼琴，進而對他產生了好感。
1806年，貝多芬與特蕾茲兄妹倆到匈牙利的穆爾其瓦澤家裏做客，他們在那裏相愛了。關於那段幸福時光的回憶，都保存在特蕾茲的一些敘述之中。她說：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吃過晚餐，在皎潔的月光下，貝多芬坐在鋼琴前。他先撫摸了一遍琴鍵。弗朗斯瓦爾和我都知道他有這種習慣--他總是要輕輕地摸一下再彈奏。然後，他先在低音部彈了幾個和音；接著，他帶著一種莊重神秘的情感，緩緩地彈奏著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要把心獻給我，請悄悄地傳達；我倆心靈相通，誰又能猜到端詳。’
“母親和神父都已入睡；哥哥凝神遠望；而我，被他的歌聲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無比幸福。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花園中相遇。他對我說：‘我正在寫一部歌劇，劇中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眼前，不論我走到何處，不論我在何處停留。我從未達到過這麼高的境界。一切都是那麼的明亮、純潔。在這之前，我如童話中的那個孩子，隻顧撿石子，而忽略了路邊盛開的鮮花……’就在1806年5月，在征得我親愛的哥哥弗朗斯瓦爾的同意後，我成為了他的未婚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