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裏希那穆提的書與思想，因胡因夢，漸為華語人士所知。當她說“我知道五十三參的旅程已經到了盡頭。我找到了”時，我在想，或許克裏希那穆提是又一位印度佛教思想家，此後也沒有再多關注。因為自“奧修”以來，華語譯介過來的近現代外籍思想家的著述太多，基本上已經是雙語版百家講壇的架式。現代人對語言的敏感度遠遠超過思想本身，胡因夢的譯述或許亦有某種新穎的風格，吸引著各色人等津津有味、手不釋卷，而我以為，這隻是一股舶來小熱而已，不久即會褪去。在我看來，如果本身心靈無所觸動，僅為熟習幾句口頭禪式的談資，遲早會索然無味。
而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意識到，克裏希那穆提本來麵目並非一個佛教思想家，他的思想應該說已經逸出了單純的“宗教”範疇。對於克氏而言，思想與宗教雖聯係密切，誠如“新瓶裝舊酒”，宗教隻是一個方便提取思想的“瓶子”而已。當我看到克氏的“酒瓶”理論時，雖並不精深玄奧，卻也頗為認可。當我得知這種思考向度，是克氏十三歲即有的態度時，可以說讓人感到震驚。而當我得知克氏十三歲的首篇筆記體習作《禮足恭聽錄》並非胡因夢所譯，而是六十五年前一位上海故人所譯時，則更為驚詫起來。
時間回溯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新年伊始，想象中的畫麵徐徐開幕。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的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和過去所有新年開篇時的忙碌一樣，新出版的各色雜誌、增刊、畫冊和圖書在印刷廠裏嘩嘩地製造了出來。
某日，一個自稱從“朱府”來的夥計徑直到印刷廠裏，訪客登記簿上的地址欄上，夥計寫下“太原路三二一弄三號朱府”之後，拿著的一摞剛印好的冊子匆忙而去。
“朱府”裏的一位中年男子，此時正伏案研墨，靜待著這一摞新書歸來。
新書仍是傳統的線裝豎排版式，封麵上有王少雄用一手漂亮的行楷題寫的書名《禮足恭聽錄》，朱府裏靜候此書的男子手撫書冊，扭過頭去對夥計說，給少雄先生去個電話，就說新書印出來了，讓他過來看看。夥計怏怏地應著，似乎還在想著別的什麼事，又似乎還有什麼別的事想跟主子報告。
男子一臉詫然，提高嗓門對夥計說，還不快去？夥計終於從牙縫裏憋出一行字來，先生，福昌銀號那邊的款子要不要先提了，候款的人都擠不開咧。男子略微一怔，緩緩地說了一句，電話先別打了。幽幽地歎了一聲，揮手示意夥計退下，似乎他還是想仔細讀一讀這本剛印出來的新書，其他的經濟、生意上的事務隻得暫且放一放罷。
事實上，1947年的上海金融勢態嚴峻，物價飛漲。據文獻數據表明，1947年2月1日，金價已漲至每兩40.6萬元（舊幣），美元與法幣的比值達到1∶7700。從1947年開始，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每個月都在發生20%比率以上的貶值。朱府夥計的擔憂不無道理，盡快將存款兌換成黃金、美元等保值增值的硬通貨，是那個時代理財首選。這個道理，不光是朱府的夥計，即便是街頭給人洗衣的老媽子也明白的。
在各大銀號、錢莊正在擠兌存款、瘋搶黃金的人群之外，朱府裏的中年男子仍就拿著那一冊剛印出來的新書靜默無語。書頁翻開，封麵的背麵印著一個長條形的方框，中年男子拈著一管毛筆，鄭重地在方框左下側鉛印的“謹贈”二字之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朱寬”，而在右上側的鉛字“道鑒”之上沒有題寫名號，也許是一時還沒想好贈與誰，也許隻是臨時署名備用，以備後來贈送給那些素昧平生的新朋友。這一摞夥計拎回的新書，隻是朱寬捐資印製的初版兩千冊《禮足恭聽錄》的一小部分，這本書沒有定價，在版權頁上明確的印著說明“本書為非賣品”。看來，這本書從誕生伊始，就是拿來送人的。
此書開本為十六開，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聚珍仿宋版印製。無論從開本、用紙，還是設計、排版，這本贈品書可以說都是當時中華書局印刷廠能夠承印的最高檔次。鉛字橫排、平裝釘裝等當時最普通可行的書籍印製方式都沒有為朱寬所采納，他偏偏選擇了古籍經典裝幀方式的線裝豎排，用了聚珍仿宋字版，而且還用的是大字型號；這本書的字號出奇的大，幾乎達到了一般出版物字號的四倍大小。所有這些，都超出了常人的理解，包括朱府的夥計、傭人們在內的所有為物價飛漲搞得手忙腳亂的上海人都不理解，一本贈品書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血本？這兩千冊書裏，究竟有什麼了不得的內容，值得讓在上海有家有業的朱寬如此在所不惜？
《禮足恭聽錄》的扉頁上印著一行大字：“獻給有誌於叩門的人”。從目錄上來看，除了一頭一尾的“短歌”和“詩”之外，正文部份的四章“一鑒別”、“二無欲”、“三善行”、“四仁愛”似乎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本書的主旨，無非是勸人向善、多行仁義的勸善書之類。任何一個剛翻開此書的讀者來看，朱寬所印製的這本書極可能就是當時頗流行的，可能由天主教會資助或提供內容的“聖跡書”、“布道書”、“福音書”之類的洋玩意兒。然而作為本書附錄部分的朱寬自述內容“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仔細讀後，就知道原來根本不是一般讀者想象的那回事，這其實就是克裏希那穆提（當時的譯名為“克理希那摩諦”）的第一本著述，也是克氏著述的第一本中文譯著。
朱寬在文中開篇即提到：“這本書是作者在印度馬特司省證道學會裏寫成的，時為一九〇九年。那時的作者，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每晚在夢中，他的教師——某英國證道學者——把他領到一位導師那裏去聽訓。”很難想象，這本書即是朱寬為一位十三歲的印度小孩子所作的譯述，這個年紀的“思想家”說的一番“夢話”，能讓一位1940年代的上海人為之傾倒，的確有些匪夷所思，頗讓人欲知其究竟。
接下來的敘述更加不可思議，朱寬提到這個小孩子用並不流利的英文寫好一番“夢中心得”，還通過夢境呈送給了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看完後，亦莞爾許可，並囑付道：‘可把此書好好的印成冊子，和這孩子，一並介紹與世人！”當然，接下來，肯定就是“夢中心得”的英文版出版發行，朱寬本人就是最早接觸到這個彌勒菩薩認可的英文版的中國人之一。他感慨說，“人們都說他們讀了此書後，看出來的東西，什麼都不同了；整個生活，都起了變化了。所以在短短時期內，這書已被譯成二十七國文字，銷數之廣，動以萬計。”當然，接下來朱寬的這個中文譯本，又使這本“夢中心得”有了第二十八國文字，朱先生當然對此是寄予熱望而賦予重任的。
接下來，朱寬對書裏幾個名詞的翻譯心得有明確闡示，可以看到朱寬的專業精神和對本書宗旨的透徹理解。他說，造物者一詞，原文為“上帝”；蓋承用耶教之尊稱也。釋氏曰“真如”，曰“佛性”；道家曰“真宰”；儒家曰“天命”，曰“性”；皆指此耳。譯者為求避免宗教色彩起見，特采用造物者一詞以代之實則，無非皆指唯一至上之聖性而已。從對“造物者”一詞的譯用來看，朱寬的譯作秉承這個十三歲印度小孩子的意見，不把思想與宗教混同，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即使是一些帶有宗教色彩的常用詞彙也加以避免。這樣看來，這本書中記載的思想應該純度相當高，沒有受到過任何現有觀念體係的熏染與包裝。
當然，作為深受中國傳統知識體係影響的朱寬，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將這個十三歲思想家的觀念及其境遇作一些文化上的聯想。在後來的敘述中，他就將明代憨山大師的生平加以例舉，以資說明“夢中心得”及“夢會彌勒”的可能性。從《憨山大師自撰年譜》中，朱寬拈出其三十三歲在五台山夜夢清涼大師之事例。文中提到，“憨山大師乃明朝人，而他夢中所遇到的，卻是遠在數百年前的唐代的清涼大師；此與導師的指示作者，初無二致也。”這種例舉，一方麵說明朱寬的佛學見識尚有一定水準，另外一方麵也無形中拉近了克氏學說與中國人的文化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