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朱寬已經完全能夠運用“證道學”來解釋克氏學說，其中種種接近於佛學或其他宗教思想的核心觀念已能明白地加以闡示，毫無拖泥帶水之感。就拿“憨山夢清涼”一說而言，朱寬指出，“拿證道學來印證，就是說：我們眼前的世界，與我們的欲界、識界，以及其他諸界，盡在一起，互相涉入。此即世俗所謂：地獄天堂乃至涅盤之境，都在眼前也。”——用“證道學”來解釋佛教華嚴宗的“諸境圓融”，是朱寬的創舉。六十五年之後，胡因夢也是用華嚴宗“五十三參”的典故來喻示其初遇克氏著述之驚喜，也算是殊途同歸吧。
接下來，朱寬還對當時頗流行的“靜坐養生學”乃至“禪宗”學說，站在“證道學”的思辯路徑上，加以評述。朱寬認為，以為清靜是修行的唯一條件，是故修行的人，必須謝絕凡俗，並且要有清靜的環境，這種見解未免太偏了。佛學裏的禪宗主張禪定最力，然亦認為須有上根利器的人，才可蹈等以求，而且開悟之後，依舊要修萬行的，習靜僅僅是六度之一。他進一步提出，在塵凡中修行，反而能得更大的收獲。試想一個人，涉世不深，何以明事理？事理不澈，何以息妄想？妄想不息，何以獲真定？於以可知：惟有動中求得的靜——內心的恬靜，不是外麵來的——才是真正的禪定。朱寬的這一係列論述，靜、習靜、清靜、恬靜、禪定、真定等概念論述相當清晰易懂，沒有故弄玄虛，但卻直指禪悟本義。
誠如朱寬對克氏的這本少年習作之評述一樣，修行的方法，即如上述，可見除了做人之道外，別無修行之途。而這本書，即為篤誌力行者的津逮。強調“做人之道”，強調在“人道”本身著眼，思行合一，無疑在朱寬的譯介中，成為克氏思想及證道學說的旨趣所在。從這樣的旨趣來考察，這樣的思想就絕非宗教、絕非哲學，甚至也不是一種倫理學色彩的社會理論，隻能是一種心靈原發性質的高純度意識趨向。它趨向於通過激發心靈能量來達成人格及人道力量，而不是一開始就搭建一個主觀性質的力量體係去規範心靈的能量。
朱寬在“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一文之後，還專列了一章，名為“介紹證道學”。開宗名義，給出了明確的名詞解釋：所謂證道學，並不是宗教；它是一種研究宇宙間一切人、物之究竟的學問，專講不著色彩的純粹的真理，並且主張，真理高於宗教。可以想象得到，這樣的思想主張及其趨向，在1940年代的上海是相當超前的，而且也是相當不合時宜的。朱寬篤誌於此，也應該是相當寂寞的吧。
1947年的上海，剛剛從抗戰勝利的喜悅中緩過神來的人們，更切實的緊迫與憂愁也隨之襲來。通貨膨脹、物價猛漲下的搶購黃金、瘋兌美元、米價風潮種種民生怪狀層出不窮，甚而還有國民政府的“禁舞令”，讓數以萬計的在十裏洋場中討生計的“舞女”們加入失業大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手段勝過道義、投機勝過誠信的世間樣態，朱寬本人不可能不感同身受，也不可能無動於衷。但是他既沒有隨俗從流地參與到投機主義陣營之中，也沒有轉而委身於悲觀避世的宗教庇護圈裏，讓人不得不承認克氏理論對某個特定境遇下的心靈之強大支撐。
據說，克裏希那穆提是印度一個婆羅門家庭的第八個孩子，在某些特定圈子裏被稱為是20世紀最卓越、最偉大的靈性導師，天生具足多樣神通。在印度還被一部份佛教徒肯定為“中觀”與“禪”的導師，而另一部份印度教徒則承認他是徹悟的覺者。
1947年時，克氏五十二歲，他一定沒有想到在中國上海一隅，有一個叫“朱寬”的中年男子正著力於翻譯他少年時代的習作，而且自掏腰包、精心印製，用於免費贈閱。克氏沒能飄洋過海來中國一趟，沒能像當年泰戈爾訪華那樣風光無限地大受文化界追捧；自然，朱寬本人也沒能像徐自摩、林徽因那樣熠熠生輝，成為文化史上的一個談資式人物。事實上，直到現在為止，除了極少數仍以“證道學”為修行主旨的資深華人修習者，能語焉不詳地提到克氏著述的首度中譯者朱氏兄弟，曾供職於英美煙草公司之外，別無更詳盡資料。
好在還有這樣一冊，朱寬自費出版的《禮足恭聽錄》，讓我們從中獲取細枝末節的一些曆史信息。如在“介紹證道學”一文中，朱寬提到：證道學是脫胎於印度最古的瑜迦學的。當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時，美國即有證道學會的創立。總會現設於印度馬特拉司省，世界的大都會中，多數有分會設著。我國惟上海等一二處有之。（上海分會，因受戰事影響，迄今尚在停頓中。）二十餘年前，伍廷芳博士，曾提倡是學，惜乎後來沒有繼起的人，故在我國，證道學還是湮沒不彰。
從朱寬的論述中，我們得知“克氏思想”與“證道學”流入中國，可能在1920年代前後。首倡者正是曾獲英國倫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伍廷芳（1842—1922），作為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和大律師資格的先軀型學者，作為一個敢於在1922年6月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事件中，踏上永豐艦看望孫中山的開明知識分子，他對“克氏思想”的提倡，對二十年後朱寬譯介克氏著作可能也奠定了一定的信心。但無論如何，這種無法定格體係、無法劃分陣營，也因之無法流行起來的純心靈學說，在1940年代的上海，也僅有朱寬一人之餘緒而已。六十年後，“克氏思想”在台灣與胡因夢的機緣，又因之返歸大陸，亦是時過境遷，境由心生之生動寫照而已。
1947年，錢鍾書的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社首次結集出版。在序言中錢氏“冷幽默”告白天下，他說，“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隻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權利的。”這一年，張愛玲作編劇的《太太萬歲》也由文華影片公司推出，在上海首映。張愛玲在提到劇中女主角時說，“處處委屈自己，顧全大局，雖然也煞費苦心，但和舊時代的賢妻良母那種慘酷的犧牲精神比起來，就成了小巫見大巫了。陳思珍畢竟不是《列女傳》上的人物。她比她們少一些聖賢氣、英雄氣，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實在是更不近人情的。”一部小說、一部電影，在1947年成為上海文化的經典符號，把錢鍾書的小說和張愛玲的電影翻來覆去地東拉西扯，也遠比把朱寬這一本莫名其妙的自費出版物拿出來言說更具摩登性和說服力吧。
朱寬，作為一個既不投身於某某主義的哲學陣營，也不投身於這派那門的宗教圈子的翻譯者，無疑是難以進入有劃分歸納癖的思想界和文化圈的。他隱而不彰，至今身世難明（連生卒年也無法查考），也是中國近百年文化史規律中的應有之義吧。這個為十三歲思想者作翻譯的“閑人”，除了為自己留下了一段提純的思想讀本之外，也許，還給我們留下了一係列值得為之深入探討的話題——心靈的能量和文化的力量，如何達成一致與互動，思想的局限與宗教的界限，有沒有可能同時突破限製，回歸到一個純粹的無限趨向於零度的臨界點，等等。
附錄：
作為《禮足恭聽錄》的附錄部份，“迻譯禮足恭聽錄後案”分為“這本書是怎樣寫成的”、“書裏幾個名詞的解釋”、“為讀者進一諍言”、“介紹證道學”四個章節。“迻譯禮足恭聽錄後案”為朱寬首次以公開出版形式，發表的學習克氏思想之心得與學習方法的推介，當然還包括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介紹證道學”。“介紹證道學”一章《禮足恭聽錄》最後一章，可以視為朱寬本人為此書所寫跋文，這個章節是關於“證道學”與“證道學會”在中國的傳播狀況之介紹，基本反映了“證道學”思潮的中國境遇。為此，摘錄“介紹證道學”這個章節，謹供參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