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比喻來解析曹葆華的詩，雖然乍聽上去有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輕蔑，但也的確言之有據。新月派詩人大都看重與關注“韻味”，如錢氏的評論者則看重“氣魄”，二者各有所重，無可厚非。即使是對曹氏詩作一貫予以支持和讚賞的新月派同仁中，也有持與錢氏“整體論”相近觀念者，如羅念生致曹氏信劄中就可見一斑。
早在曹氏《寄詩魂》一集出版時，高出曹葆華兩屆的學長羅念生就致信於他，稱讀《寄詩魂》“好像在迷夢中忽聽了均天的神樂”，“一連讀了三遍，覺全詩的意境很高，氣魄很雄健。這是一座火山的爆裂，遠看是一個整體，近看不免有些淩亂”。這無疑是錢氏論點的先聲。而曹氏本人對學長總體讚賞、略有批評的觀點應該還是滿懷感激之情的，他在1932年11月仍由新月書店印行的《靈焰》（實際上是《寄詩魂》的精選本）一集中充分表達了這一感激之情，詩集扉頁上赫然印著：給念生，沒有他我是不會寫詩的。
而作為學長的朱湘就在給曹葆華的信中稱他的詩“用一種委婉纏綿的音節把意境表達了出來，這實在是一個詩人將要興起了的吉兆”。徐誌摩也致信曹葆華，稱《寄詩魂》“情文恣肆，正類沫若，而修詞嚴正過之，快慰無已”。聞一多在信中說：“大抵尊作規撫西詩處少，像沫若處多。十四行詩，沫若所無。故皆圓重凝渾，皆可愛。鄙見尊集中以此體為最佳，高明以為然否？”這些信件中的讚賞之詞背後，其實都表明了一種對曹氏詩作定性的看法，那就是曹葆華對西方的格律詩商籟體即十四行詩的高度忠實。事實上，曹葆華正在試圖以西方詩歌格律移植到中國新體詩歌中，這其中當然蘊藉著中國傳統詩歌創作者的情懷。
這種想法在其相繼出版的《寄詩魂》、《靈焰》、《落日頌》詩集中都得到全麵呈現，格律體的借屍還魂與傳統詩歌的古典元素，在日益需要新鮮養分和前沿理論支撐的新體詩歌界中並不新鮮，而且必然遭到激進的新派批評家和傳統的古典批評家的聯合圍剿。青年時代的錢鍾書隻不過在此充當了一種時潮的代言者，對曹氏詩作大加詬病。
如果說錢氏提出“耐讀”和“重讀”來進行細致的旨趣勾勒，進而提出“豬八戒吃人參果”的打諢式譬喻尚能讓人勉強忍受的話，在後來逐首、逐句摘選並逐一解析中，一針見血的指摘與批評則沒有給作者留絲毫的餘地。在提到詩中屢屢征引中國古典意境元素時，錢氏指出：
你看，這許多琵琶聲，嬰兒啼聲，寺鍾聲，杜鵑聲來得多巧？每當詩人思想完畢的時候，江上立刻奏著琵琶，嬰兒立刻放聲大哭，和尚立刻撞起寺鍾，杜鵑立使使勁哀啼，八音齊奏，做詩人思想終止的chorus。此外，作者所寫的景物也什九相同；詩中所出現的生物都是一些不祥的東西，毒蛇猛獸是不用說了，烏鴉和鴟梟差不多是作者的家禽。
在錢氏的嚴厲批評中，我們看到曹葆華的詩作（如《夜雨第二章》）格調仍然沒有改變，但似乎在內在機理和心理層次上發生了變化。他為堅守的象征主義格調以及發生著的微妙變化找到了理論依據，那就是：“詩中兩種重要的成分——‘純詩’與象征作用：這兩種成分本是常存在於古今詩韻中的，不過在近代詩中占著特別重要的位置，而且當作理論來探討，卻是近幾十年的事。”
他在《現代詩論》一書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出了上述這段話。他明確指出書中收錄的雷達（Herbert Read）的《論純詩》，墨雷（J.M.Murray）的《純詩》，梵樂希（今譯瓦萊裏，Paul Valery）的《前言》，夏芝（B.W.Yeats）的《詩中的象征主義》四篇文章即是“象征主義”與“純詩”概念的理論依據。但從文章排序中我們可以看到，“純詩”的重要性與比重明顯強於“象征主義”。或許，可以揣摩這種安排背後的用意，即“象征主義”的理論作為一種詩歌格調的常規表述，對1930年代的中國新體詩歌界而言已毋庸多言，而“純詩”作為某種“靈魂共同體”似的東西，則需深入闡述與解析罷。
錢鍾書在《落日頌》中對作者有一種委婉的肯定與期許，即神秘主義在詩作中的蘊含，他還勉勵作者說，作者將來別開詩世界，未必不在此。此刻，在《現代詩論》中，作者以雷達的《論純詩》對錢氏的“神秘主義”予以了回應與補充。雷達對“純詩”這一概念的六大特征加以歸納和闡示，無一例外地沾染著“神秘主義”的力量。六大特征如下：
1.每首詩中主要的詩的特質，是由於一種神秘而又一致的實體，顯現於詩中。
2.把一首詩當作詩讀，若隻攫得其意義，那是不足夠的，並且常常是不必需的。有一種朦朧的魔力，是獨力存在於意義之外。
3.詩是不能改變成合理的論文。詩是一種表現的方式，它是超越論文一切的普通形式。
4.詩是一種音樂，但不僅是音樂，它作用起來，恰如一種潮流的指導，能傳達出靈魂親密的性質。
5.詩是一種咒語，它把靈魂的狀態不自覺地表現出來。詩人在未用觀念或情感表現自己以前，就在這種狀態裏。在詩中我們使混亂的經驗複活，這種經驗，對於明顯的意識是不相接近的。散文的語言把我們日常的活動力刺激，惹起而達到頂點。詩歌的語言使它們安定，又趨向著把它們停止。
6.詩是一種神秘的幻術，與祈禱是聯合的。
六大特征實際上給“純詩”概念大致勾勒了框架，即純詩是“由於一種神秘而又一致的實體，顯現於詩中”。而詩之所以為“詩”，僅以中國古典詩歌傳統中的“詩言誌”主旨來探究的話，“那是不足夠的，並且常常是不必需的”。這個觀念倒不完全是與錢鍾書相回應，而可以回應當時胡適的激烈論調——胡氏認為，李商隱無題詩爭論了上千年，是誰也不明白的“鬼話”。
“純詩”的第二、三個特征，實際上仍然是新月派詩人們的一貫主張，對以胡適為代表的激進的反古典觀念針鋒相對。至於“純詩”實乃咒語與幻術的說法，則是對錢氏聲稱的一個“頑固”篤信的觀念之回應——“我是頑固的，我相信亞裏士多德的話，我以為好的文學不僅要技巧到家，並且要氣概闊大（LARGE-NESS）。”因為雖然神秘主義未必就不“闊大”，但既然“純詩”已相當於咒語與幻術，“闊大”本身也隻能歸於幻覺或者說隻是幻覺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技巧到家與氣概闊大在“純詩”這裏都屬於表層之表象，“純詩”的形成與理解本身都隻是一個神秘主義過程。
雷達最後總結說，詩的真正不可思議之處，是在許多互相矛盾的東西皆集合起來，把它組成。錢氏詩學觀念中的“技巧”與“氣概”在這裏隻是眾多相互矛盾可以列舉因素之一，而錢氏在《落日頌》中對曹氏詩作中“技巧”與“氣概”之間存在種種矛盾，且提請注意並改善的批評，在雷達的總結陳詞中不攻自破。
錢氏《落日頌》中提道，“筆尖兒橫掃千人軍”，他大有此種氣概；但是，詩人，小心著，別把讀者都掃去了！你記得“獅子搏兔亦用全力”那句妙語罷？這便是有氣力的不方便處。有了氣力本來要舉重若輕的，而結果卻往往舉輕若重起來。按照雷達的觀點，錢氏所列舉的這些曹氏詩作之矛盾，不但不是其“技巧”或者“技巧”與“氣概”關係處理上的問題；恰恰相反，正是“純詩”的本質所在，是“詩的真正不可思議之處”。無怪乎曹氏對雷達《論純詩》一文所加的尾注中自信地斷言：“純詩”不是限於一個時代的東西，雖然這個名詞和理論之創製與成立不過是近十幾年事。能夠了解這種理論，可以說對於一般的詩歌的理論參透過半了。
看來，曹葆華的詩作不需要“重讀者”，倒是錢鍾書的詩學論文需要“重讀者”了。
三、失路之英雄與純詩
無帆的船，
送來遠去的山。
遺失的傘，
已墮入幽幽的潭。
有一行落款印在天邊，
那是郵件地址，
斜陽山外山。
——曹葆華《巴山第一章》
這首詩是新近發現的曹葆華手稿內容之一，在詩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類似副題的文字：獻給失路之英雄。末句“斜陽山外山”的意境，古典意味濃厚，甚至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李叔同作於20世紀初的那首歌《送別》。當然，說其古典意味濃厚，還是要納入到曹氏熱衷的“純詩”境遇中去再次詮解與理解。畢竟從體裁上講，這是一首典型的新體詩，而且仍然貌似新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