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講得氣咻咻嘴角泛起白沫，我就厭惡，想父親平時是極文明的，也心軟，在餐館見到乞丐自己就吃不下。可就是一說到運動他便像換了一個人，睚眥欲裂、義憤填膺，仿佛跟誰有世仇。我不悅，用筷子敲著飯碗打斷父親，說：“您說的這些跟我有什麼關係？什麼‘反右’啦‘文革’啦‘上山下鄉’啦，這些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心想，我才17歲耶！我這麼年輕、這麼空白、這麼簇新，像一團原生質，充滿了希望、充滿了可能。過去的一切，跟我什麼關係呢？什麼關係都沒有！
“這都是曆史，以後一定還會重演，你要了解了到時才不會吃虧。”父親說。
“不忘又怎樣呢？”我譏笑父親，“像您隔岸觀火、燭照人生，到頭來不也還是一棋子，人家想用了拿來墊一墊腳，不想用了您就一邊兒歇著，您還以為自己是高山頂上一棵蔥？”
從我出生那天起，父親受過5年政治審查。審查結束後，組織上仍允許父親做飛行安全方麵的研究，可他的論文卻不再能發表，整個人等於被廢掉了。我點到父親的痛處，他卻臉色如常，毫不為我所傷。
看著父親一臉木然的決絕，我忽然沮喪，想我為什麼沒有一個普通的父親呢？他不一定是博士、不一定有高薪，不一定給我們住有橡木地板和雕飾頂棚的大房子。我們可以住在胡同、住在廠區，隻要我們的生活裏沒有運動、沒有鬥爭、沒有讓人煩心的故事。我試著勸父親：“爸，您總這樣猜忌別人、抵觸社會，有什麼好處呢？您總得看到些值得的東西吧。不然，您活著有什麼意思啊？”
“社會就是這個樣子的，很壞！”父親仍不改口，粗礪地說。
突然，我就火了！我覺得父親太頑固、太不可救藥，不值得同情。我把自己扔到靠背椅上，惡狠狠地瞪著父親，刻毒地說：“爸，說白了吧，不就是因為你爹被打成地主，您才這麼仇恨社會主義嗎？你爸要沒剝削，別人幹嗎把他打成地主？他自己要死，怪得著別人嗎？還有，您主動跟你爹劃清界限，那未必是共產黨逼您的吧？一個死了的人，怎麼說也是你爹啊，這事兒您也幹得出？！”
我7歲時，樓下夥伴董小山告訴我，父親從蘇聯回國後向組織遞交過一份聲明書，說跟他死去的父親脫離關係。董小山比我大兩歲，個頭比我猛，但我當時就跳起來，把她推了一個跟頭罵她胡說。我父親從來不寫思想彙報、不寫決心書，因為這個，父親始終沒有入黨。在空軍總部那樣的核心單位，像父親這樣“白脖兒”絕無僅有，所以我根本不相信父親會寫什麼決裂書。
董小山坐在地上抽抽嗒嗒，她的手蹭破皮滲出了血。她說：“我沒有胡說。我爸是幹部處長，我爸管著你爸。我爸說的，不信你去問你爸！”
我沒有去問父親。這件事如此嚴重地傷害了我，以致一向被同伴叫做“電報嘴”的我，始終對它守口如瓶。
父親不想我突然提起決裂書的事，他的臉痛苦地扭曲到一起，如同一張舊床單在洗衣機裏被狠狠絞過。父親難過地低下頭，眼睛像壞了的荔枝，紅紅地蒙上一層汙濁的淚水，嘴巴一癟一癟地，仿佛隨時會哭出聲來。我後悔失言說出秘密，扭頭到一邊，難過地默不作聲。忽然，我耳邊傳來父親平靜而堅定的聲音：“不管怎樣，你要記住：千萬不要去獻血，一滴血都不要獻！”
有那麼一瞬間，我幾乎呆住了。我注視著父親，像不認識他，心裏滿是愕然和痛惜。我忽然軟弱下來，幾近哀求地說：“可是，爸！您今天不要我給別人獻血，將來您自己需要救治怎麼辦？”
“那我就等死！”父親慨然道。
我像猛地給人抽了一嘴巴，眼淚霎時奪眶而出。我視線模糊，但盯著父親，一字一頓地說：“爸，共產黨當年怎麼沒把您也給斃了？”
母親抬手給了我後腦勺一巴掌，嗬斥道：“放肆！怎麼說話的！”
我被打得一栽歪，仍氣憤地瞪著父親。父親卻沒有生氣，他瞟了我一眼，轉頭向別處，臉上甚至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父親是一個意誌堅強的人，過去幾十年他飽受磨難，從未想到過死。父親覺得他活過了許多人，他活過了時代、活過了曆史。這就是他的勝利。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希望父親死。
因為，我實在不忍看著他活受罪。
美國男孩與倫敦先生
實施“V計劃”，我第一個想到了尚堯。
我很早就相信，我和尚堯一定會發生關係。或遲或早，我們肯定會的。
尚堯後來成為我年齡最大的情人。尚堯大我43歲，跟我父親年紀相仿。——不過，看到尚堯，我卻從未想到過父親。一次都沒有。
我決定改考穆晨鍾的研究生後，曾為如何向尚堯解釋煞費腦筋。我不知道怎樣向尚堯開口，我不能想象他的反應。尚堯一定會勃然色變，把我從他辦公室攆出去，叫我以後再不許踏進。我也不能指望繼續保持和尚堯的友誼了，盡管我曾經那樣的為之榮耀。但當時，我心裏就好像有一種衝動，非這樣做不可。
出乎意料，尚堯對我變卦的緣由隻字未提。他坐在辦公桌後麵的高背沙發轉椅裏，俏皮地舉起雙手製止我的喏喏所言，表示一切盡在不言，他什麼都可以理解。
我張了張嘴還想辯解，看到尚堯的神情，忽然笑著搖頭，決定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