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後，我送父親去了美國。我讓何雨給父親辦了移民，我告訴何雨：“爸以後的事就交給你了。”何雨現在是波音的高級工程師，他後來和朱迪結了婚，就是那個曾給他做心理治療的單親媽媽。
在首都機場，地勤人員破例允許我跟隨父親進到安全線內，幫助他辦理登機手續和托運行李。父親的行李很多，因為他將不再有可能回到中國。就要到安檢口之前，父親猶豫了一下，說要我陪他到旁邊的休息椅上坐一會兒。好一段時間我們誰都沒話，最後還是父親先開了口，他囑咐了一些我生活上的事，都是無關緊要的，我默不作聲。轉而，父親說：“鬧鬧，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
“什麼？”我說。
“你沒有姓我的姓，那是有原因的。”
“還提這幹嗎？”我不耐煩。
“我要跟你說清楚。”父親說，“當時，我在專案組裏。你媽托人捎口信讓我給你起名字，她那是怕我想不開自殺。我當時確實想自殺，鋸條都準備好了，但是你媽給我帶來了一撮你的頭發，我一下就不想死了。鬧鬧，是你救了我。但是我怕你一出生就受我牽連，所以不敢叫你姓我的姓，就給你起了現在這個名字。”
小時候，我一直為自己沒有隨父親的姓氏而不快樂，追問父親多次，他就是不告訴我真相，讓我心裏很煩很自卑，一直無法跟他親近。此刻分別在即，父親卻又說出這件陳年往事，想他是覺得若再不說就沒有機會了。可是，父親之前為什麼不說呢？在我最需要答案的時候他卻緘口不言。父親總這樣，他總用他的判斷決定我們的思維，用他的意誌決定我們的生活。父親的想法太天真了，以為我不姓他的姓，就可以跟他沒有任何瓜葛，就可以不承擔他的命運了。那怎麼可能呢，事實證明那根本不可能。
我沒有說話。過了好久，我說：“您進去吧。”
父親遲疑著，見我催促他，隻好哆哆嗦嗦地站起，從地上拾起背包背在肩上。背包不算大，但還是使父親的身體嚴重地佝僂了下去，那條肌肉萎縮了的腿跛得更明顯了。我隨著父親走到黃色安全線前站住，看父親辦完安檢手續穿過電子通道，我衝父親揮了揮手算是告別，父親忽又踉蹌地往回跑，似乎還要跟我說什麼。地勤人員在檢查線邊上把父親攔下，他隻好站下衝我癟癟著嘴，好像隨時就要大哭起來。
我和父親默不作聲地相互看了很久，我看他沒有結束的意思，隻好又揮了揮手，轉身先離開了。
坐在返城的機場大巴上，我終於讓眼淚流了下來。我一路哭著，像一個找不到家的孤兒。
我搬回了空軍大院。那套寬敞闊大、有著極高淨空的老房子，現在就一個人了。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純粹，也越來越孤獨，和過去越來越遠。離開博雅後，我幾乎沒再回去過，以往熟人的消息也非常模糊。聽說魯黃和附屬醫院一名護士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我想這是他該過的生活，平靜而踏實。孫朝暉和尚堯的官司一直沒個了局，他後來去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算是特召入伍，授了大校銜。一次，我偶然見到了尚堯。那是開“兩會”期間，一家時尚雜誌差我去京西賓館采訪一位娛樂明星，不想在樓道裏遇見了尚堯。見麵的一瞬間，尚堯和我都愣住了。尚堯隻用一秒鍾就確定了是我，他張開雙臂快步走過來，一把將我擁進懷裏，完全不管身邊過路的熟人或者陌生的人，領著我轉身向他的房間走。
進到房間，我們再次擁抱在一起，撲到床上做了一直都沒做的事。然後我和尚堯告別，平靜地離開，卻忘記了采訪任務。
在路上，我給梅丹冰的兒子壯壯買了一本新出的《米老鼠》。梅丹冰在讀博期間發現懷孕，申請了延期。讀完博士，梅丹冰又去瑞士做博士後，回來不久便被提拔為教研室副主任，進入博雅科研後備人才庫，是同學中幹得最好的。
梅丹冰已經在必勝客等候。我要了一杯熱巧克力和一份綠茶慕思，問梅丹冰是否帶來了賀蘭的標本。梅丹冰指指旁邊座位上一個用黃顏色綢布包著的包裹，我要過來打開看，那塊腦腫瘤組織變成了灰暗生硬的顏色，沉在容器底部，而固定液還是清亮透明的，可見梅丹冰一直按時為它清換液體悉心照料著。
“薑健雄是個怎樣的人？”我好奇地問。
“我也不知道，電話裏聽聲音似乎挺老實。”梅丹冰說。
“能不老實麼。在監獄裏關了十幾年，多硬的骨頭不給你整酥了啊——可他到底為什麼進監獄呢，賀蘭還那麼愛他？”
“誰知道呢，恐怕還是有某方麵的魅力吧。”
我和梅丹冰正聊著天，樓梯口出現一個近中年的男子，他跟服務員交談了幾句後往我和梅丹冰坐的桌子走來。男子很客氣地詢問梅丹冰的名字，有些點頭哈腰的樣子，他說：“我叫薑健雄！”
薑健雄個子不高，粗看上去怕都不到一米七，好像還沒有我高，麵色蠟黃身形瘦弱，神情膽小畏縮，穿著農村風格的深藍色西裝，像一個進城找事兒的民工。但他又生著烏黑卷曲的頭發和不整潔的唇髭，看得出是在西域水土下生活的人。我伸手把桌子上的標本包裹拿到身邊的座位上，把薑健雄“擠”到了梅丹冰的一側，我要好好看看這個讓賀蘭如癡如醉直至丟了性命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