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代，我的曆史老師姓李。他30歲左右，中等個子，蒼白而又消瘦。
高年級同學說，他的外號叫“鐵臂阿童木”。可是，我卻怎麼也無法把李老師和那個氣宇軒昂、一臉堅定、永遠揮舞著小拳頭的卡通人聯係在一起。
印象中，李老師總是獨來獨往，穿著白襯衣，配深色西褲，背一個巨大的書包，透著鬱鬱寡歡和懷才不遇。後來聽人解釋，我才知道此“阿童木”非彼“阿童木”。原來大家隻是取了那個“木”字，因為李老師在他們的印象中，多少有些木訥。
平日裏，李老師的確沉默寡言，但在課堂上，他口才奇好。早在高一時，我就聽過他的課。大概因為沒分文理班，曆史課無足輕重，他也不必照本宣科。幹巴巴的教案經由他的口，竟變成了活靈活現的曆史故事。就這樣，講課的人無需講稿和提綱，話題拈之即來；聽課的人免去抄筆記之苦，聽得癡癡入神。隻要是李老師的課，45分鍾稍縱即逝。因為李老師，學習和聽課在我看來，第一次變成了一種真正的快樂。
漸漸地，我開始對曆史產生興趣，也開始對教科書產生懷疑。同是曆史，為什麼李老師講述得那麼鮮活，但在教科書裏卻變成了簡單枯燥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呢？
多年後，當我主持《世紀大講堂》，坐在桑拿房一般酷熱的演播室裏被烤了兩個多小時，卻依舊興致勃勃地聽曆史學家沈誌華先生講毛澤東、赫魯曉夫和中蘇關係的破裂時，我又想起了李老師。我想，他們大概都是勇於擺脫課本的束縛去尋找真相的人，也是懂得用曆史的靈魂去觸動聽眾的人。
對於高考的學生，即便是一種束縛，曆史課本也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束縛。到了文科班，就連李老師也不得不回歸書本，開始在課堂上分析曆年的高考試卷。他再也不講故事了，相反，隻要一張嘴，便是“義和團是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的一部分”、“國民黨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官僚、反動反人民”之類的標準化答案。
這時候的李老師，手上、身上落滿了白蒙蒙的、粒粒屑屑的粉筆灰，越發顯得落寞。對於他這樣一個人，我不知道如此講課會不會是一種痛苦，又或者，被禁錮在這個小小的中學教室的講台上，本身就是一種痛苦？
很快，傳來了李老師要報考北師大研究生但學校就是不肯放人的消息。還聽說，李老師想考研究生，居然是因為一段淒美的愛情故事。關於李老師的一切，開始在同學中傳頌，它滿足了一群高中文生對才子佳人和瓊瑤式愛情的全部幻想。
而且，幻想居然變成了現實，另一段和李老師有關的瓊瑤劇真的在我們眼前上演了——班裏一位女同學不可救藥地愛上了他。
從高三的某一天開始，但凡李老師提問，這位其他課上從不主動回答問題的女同學一定會高高舉手。終於有一天，李老師叫了她的名字，說：“你來回答。”
女同學為這一刻，好像已經等了很久。她站起來，低著頭，沉默了一會兒，用蚊子一樣細弱的聲音擠出一句話：“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隻是……隻是想聽你叫我的名字。”
教室裏一片嘩然，李老師原本就缺乏血色的臉頰也由白變紅，又由紅轉白。
以後的曆史課，女同學總要求和第一排的同學換座位，然後在45分鍾裏，雙手托腮，目不轉睛，臉上洋溢著戀愛中的女孩才會擁有的幸福表情，用熾熱的目光火辣辣地盯著李老師。
從此，李老師不再神態自若，講課時要麼目光空洞，要麼窘迫地低著頭，假裝看課本。
對女同學追求愛情的勇氣，我內心充滿了敬佩。據說她還曾冒著酷暑，每天到公交車站，等李老師下班一同坐車，甚至夜深了，還守候在李老師家樓下。
慶幸的是，她沒有被扣上“早戀”或者其他更惡劣的帽子。在學校老師找她多次談話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人大附中的校園很美。東西教學樓都有著古老而厚重的紅磚牆，兩幢樓中間，是一片草木蔥蘢的小花園。樹影婆娑間，總有同學三三兩兩藏在樹林裏，躺在草坪上，談生活，談理想，談學習，當然，還要談戀愛。
最近讀了一本書，叫做《生於七十年代》。一位同齡人回憶，當年老師們總是說，不要把寶貴時間浪費在早戀上，現在才明白，不把寶貴時間用來早戀，那才叫浪費。很幸運，這些道理，我的老師們早在那個年代就明白了。
而那片花園，也構成了青春記憶裏最美的背景。日後，我曾經不止一次和攝像回到那裏，為鳳凰的專題片拍攝串場。我也曾經不止一次地猜想，不知道李老師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老師們會不會在電視裏看到，他們的學生對於人大附中的種種依戀和懷念。
畢業十幾年了，我再沒回去探望過李老師。斷斷續續聽說他後來轟轟烈烈地上演了一場真正的師生戀，如今已經修得正果，結婚生子。而且，據說李老師也安心於紮根附中，成為了全國曆史特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