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古德諾發表《共和與民主論》及“六君子”發起“籌安會”後，袁世凱帝製自為的用心即大白於天下了。各種反袁勢力旋起了新一輪的活動，主導者是原本支持袁氏的進步黨人。其首腦是該黨精神領袖、文壇名士梁啟超及其得意弟子、雲南都督蔡鍔。一文一武，珠聯璧合。
梁啟超原本對袁世凱寄予厚望，雖矛盾不少，但民初幾年基本和袁世凱站在一條戰線。待帝製聲浪高漲，他親自從客寓的天津趕往北京，拜謁袁世凱，一探究竟。袁世凱乃信誓旦旦，申言絕無此意。梁啟超果然被其謊言欺騙，還處處為其解圍。早在1914年底，梁啟超就已辭掉幣製局總裁，不欲再“屍高位而無所事事”。次年初更進一步發牢騷說國民“積年所希望所懷想遽一空無複餘”，“舉國沉沉，悉含鬼氣也”。4月末，他見“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勸袁氏懸崖勒馬。他說：“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為眾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誌。啟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過去舊奸雄之結局。”他勸誡袁世凱，逆世界潮流以自封，終究被淘汰，要求袁世凱“稍捐複古之念，力為作新之謀”。梁啟超苦口婆心的勸說並沒能影響和改變權欲熏心的袁世凱。失望之餘，梁啟超開始謀劃反帝製事宜。在給同黨的信中，梁啟超稱：“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我為牛後，何以自存？”
“籌安會”出籠後僅一星期，梁啟超就撰寫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在這篇擲地有聲、膾炙人口的萬言長文中，梁啟超批駁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並提了自己的答案。他提出，“共和”與“君主”都是國體也，而“立憲”與“非立憲”則是政體。主張君主立憲救國論者，認為隻有“君主”才能“立憲”，而“共和”就不能“立憲”，是何種邏輯呢？繼承式的君主立憲，比非繼承式的共和立憲，更為適合於中國，則現行的大總統選舉法，不是既能傳子，亦能傳賢，豈不更優於帝製乎哉？何必改變國體？帝製派人士如今把美國古德諾顧問之言，奉為圭臬，要據之以恢複帝製，廢棄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當他為維護“君主立憲製”與共和人士論戰時，所闡發君主立憲之精義，實十倍百倍於古德諾之所言。梁啟超稱，他原是君主立憲派的元老，並無理由要為共和製度做辯護人，他隻是認為國體一經確定便不可變動。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認為國體不可輕變，革命得不償失。可是當時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當成耳邊風。而民國成立四年以來之所以糟亂若此，便是當年共和人士不聽他所言的報應。如今共和的國體已定，而當年的翻雲覆雨之士，又要再來覆雨翻雲，則民不聊生，國亡無日，不難預測也。在“附言”中，他寫道：“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餘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雲：‘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製，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為惡。’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唯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為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為惡，然得毋己逾法律以為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梁啟超素來以文辭卓著、雄辯滔滔著稱，是個“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狠角色，他為文不拘繩墨，自創了一種“新民體”，汪洋恣肆，酣暢淋漓，而又“筆端常帶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傾倒了多少愛國誌士、熱血青年，在海內外擁有大量的擁躉者。此文一出在國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反袁人士奉之為鬥爭利器。
袁世凱探得消息，以祝壽為名派人送來十萬元銀票，試圖賄賂他，不要將文章發表。深諳官場之道的他，以為一切都能用金錢和高位來籠絡，此舉遭到梁啟超當場婉拒。次日，袁世凱加碼至20萬元，梁啟超將銀票退回，並把文章寄給袁氏。不久，袁世凱又派人來威脅說：“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嚐，何必更自苦？”他斷然回答道：“餘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餘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梁啟超在帝製發起前後，曾數度致信袁世凱，苦諫他不要稱帝，可見他有謀國之忠，反袁世凱不純從私怨，但袁將其言當作了耳旁風。梁啟超雖為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但作為政壇名流，有社會影響，有輿論號召力，這確是輕視不得的，梁啟超的如椽大筆撕下了袁世凱稱帝的醜惡麵紗。
三、護國軍討袁
袁世凱靠武力起家，因而深知其中利害，對軍隊的掌控也毫不懈怠。在二次革命清除南方革命黨掌控武裝外後，他著力於對各地方軍事和政務的全麵操控。特別是北洋軍尚未到達的西南各省，更格外用心。在推行帝製前，袁世凱作了周密的布置：派何國華為雲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後來又讓他會辦廣西軍務；派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這三個北洋官僚都是高級特務，負有監視所在省將軍的秘密使命。四川是西南戰略要地，1915年2月，他不顧四川人民的反對，派參謀次長陳宦會辦四川軍務，率領北洋軍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個旅入川，後將全省軍政大權全交給他。派曹錕率領北洋軍精銳第三師駐紮湖南嶽陽，王占元的第二師集中武昌，以兩個師的兵力作為入川北洋軍的後援。同時，以“換防”為名，將盧永祥、楊善德、鄭汝成等調往華東，形成對南方強大的威懾力。他滿以為乾坤在手，完全不顧大勢所趨、人心向背，悍然宣布登基稱帝。
第一個揭竿起義的是梁啟超的學生蔡鍔。1915年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在雲南宣布起義，發動護國戰爭，反對袁世凱。貴州、廣西相繼響應。接著，各省接連宣布獨立。北洋派內部更是危機四伏，袁世凱成了眾叛親離的孤家寡人。
蔡鍔（1882—1916年），字鬆坡，湖南邵陽人。清末考入長沙時務學堂。當時梁啟超在該堂擔任總教習。他是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後來，應梁啟超之約赴日本留學。1900年，保皇黨的唐才常等組織自立軍，蔡鍔和幾名同學一度回國助唐才常起義，但旋即失敗，唐才常等罹難，蔡鍔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學校學習軍事，1903年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次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武備學堂任教，後曆任廣西陸軍小學總辦、新軍標統、新軍協統。1911年春，應雲貴總督李經羲之邀，赴雲南訓練新軍，餘暇編成《曾胡治兵語錄》一書。6月，被任命為雲南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其軍中骨幹多為士官學校同學，其中有不少同盟會會員。武昌首義後，蔡鍔在雲南首倡義旗，於10月30日午夜發難。次日中午即控製了昆明全城，十九鎮統製鍾麟同被殺，李經羲逃走，雲南全省隨即光複，蔡鍔被公舉為雲南都督。這是他辦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時他還不過是個29歲的青年將軍。
蔡鍔雖參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見上卻是個立憲派，在貴州獨立時，他偏袒貴州的立憲派，派部下唐繼堯帶兵入黔，血洗貴陽，將革命黨人幾乎斬盡殺絕，唐繼堯隨即被任命為貴州都督，擴張了滇軍的地盤。他不支持孫中山、黃興的革命主張，對袁世凱也心存戒備，因此與廣西的陸榮廷、四川的胡景伊、貴州的唐繼堯結成了一個西南同盟，行動一致。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以後，便調他到北京擔任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兼經界局督辦，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繼堯為雲南都督。蔡鍔本來主張統一，以身作則，相當配合袁世凱的實行“廢督”和“軍民分治”。到京後與袁世凱接觸頻繁，關係融洽，袁世凱任命他為統率辦事處辦事員、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要職。他同梁啟超等“當時很有點癡心妄想，想帶著袁世凱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但對袁世凱改行帝製，他卻堅決反對。當袁世凱緊鑼密鼓地組織“討論國體”時，蔡鍔表麵上曾上書勸進，暗中卻與梁啟超策劃反袁。“籌安會”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訪晤其老師梁啟超，籌議對策，一場倒袁的大計劃由此醞釀而成。梁啟超告訴他：“我的責任在言論，所以我必須立即做文章，堂堂正正地來反對他們；你則是軍界大有實力的人物，應該深自韜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圖匡複。”蔡鍔十分認同這一點，因此留在京師與袁世凱虛與委蛇兩個月，使袁世凱不再猜忌他。暗中電令雲貴兩省軍界，共商大義。通過數次會談，敲定了軍事計劃，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過一個月後響應，廣西則過兩個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拿下四川，以廣西之力拿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然後北定中原。蔡鍔的秘密活動很快被袁世凱察覺，從此受到警探的嚴密監視，其住宅也被搜查。蔡鍔見機隻得附庸帝製運動，同時流連花街柳巷，過著醇酒婦人、寄情聲色的生活，好讓袁世凱放鬆警惕。11月11日，他以有病赴日療養為名，潛往天津，在梁啟超家換裝後，乘船赴日，在神戶轉船南下香港，與戴戡會合後經越南河內轉赴雲南。12月16日，梁啟超也以赴美治病為名，離津赴滬，與當時在上海的進步黨另一領導人湯化龍會商，確定了進步黨反對帝製到底的立場。12月19日，蔡鍔、戴戡抵達昆明，連日與唐繼堯等舉行軍事會議，籌議舉事大計。此時的袁世凱正忙著稱帝前的最後準備。
12月22日，梁啟超在南京致電蔡鍔，促其即刻發動起義。雲南都督唐繼堯也積極籌劃，他雖是蔡鍔的老部下，此刻則手握一省軍政大權，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唐繼堯也一直致力於反袁，“籌安會”風頭正勁時，他暗地招納全國反帝賢豪潛往昆明，共議倒袁大計。先於蔡鍔抵達的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時人傑。當蔡鍔於17日抵達昆明時，滇方的軍隊、糧餉、軍火、籌劃早經準備就緒。蔡鍔到達後，又帶來了各地都準備響應的消息，人心更為振奮。各派力量迅速聯合起來，形成反袁世凱的統一戰線，於12月23日用雲南將軍唐繼堯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義向袁世凱發出通牒式的電報，要求取消帝製，將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等“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並限令24小時之內答複。這個答複自然無法到來。25日，起義軍通電各省，莊嚴宣布雲南省獨立討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雲南軍政府，唐繼堯為都督。接著建立護國軍三軍，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四川，分別向敘州、瀘州、重慶三個目標前進。這是護國軍的主力，共3000餘人。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計劃經廣西，攻擊湘贛。第三軍為預備隊，唐繼堯兼任總司令，三個梯團，六個支隊，號稱9000人。1916年元旦，護國軍在昆明校場誓師，發布討袁檄文，曆數袁氏“背食誓言”、“叛國稱帝”等19大罪狀。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結隊遊行，高呼“打倒賣國賊袁世凱！”“擁護民主共和！”等口號。群眾踴躍捐款支援護國軍，報名參軍者絡繹不絕，幾天內就達五六千人。護國戰爭的領導權雖然在進步黨人手中，但是這個戰爭客觀上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是正義的，因而得到人民的廣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