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登基，匆匆退位，又匆匆病逝，1916年春夏之間，一切顯得那麼紛紛擾擾，匆忙淩亂。新做的龍袍還來不及試穿，九龍戲珠的寶座還沒坐熱，急於穩固太子大位的袁克定還在謀劃幹掉幾個政敵皇弟，後宮裏的一眾美人正為妃嬪的封號爭吵不休……83天皇帝夢，皇帝味似乎還沒有嚐到，袁世凱就從寶座上跌了下來，在內外交困中，終於五內煎熬，急火攻心，一下子“龍馭上賓”了。弄到目前這步田地，死亡無疑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解脫。
一、眾叛親離
袁世凱的真正實力，在於北洋六鎮的槍杆子，這是他政治生命的根本，因此至死袁世凱都緊緊地將其握在手中，下麵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謂“龍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了。王士珍這條“龍”，由於諸種公私原因，在軍中聲望很高，然一直未掌握實權。隨著北洋政權的建立，其勢力迅速擴大，內部的派係鬥爭與分裂也與日俱增。袁世凱原本善於權謀，邊打邊拉，以維持均衡。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采取一係列舉措，強化中央集權，弱化地方勢力，親信部下的北洋集團也概莫能外。主要措施有如下幾個方麵。首先，以“軍民分治，軍人不能幹政”為號召，廢除督軍。其次，設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原陸軍部的權力被削弱。其三，建立模範軍官團，培養新的軍事骨幹，對暮氣已深的軍隊更新改造，提高軍隊素質。凡此種種，對北洋集團及其盟友產生了一係列的離心分化作用。袁世凱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統治呈現空前強大、一統的麵貌，但在內裏已陷入離心狀態，蘊涵著空前的危機，他的統治基礎正在瓦解。這些措施從表麵上理由正當，冠冕堂皇。各省都督、各部官長，無論是北洋係還是非北洋係的，其既得利益被剝奪了很大一塊，不免心生不滿和怨恨。要命的是，袁世凱私心過重，企圖通過這種方式使兒子袁克定名正言順地進入軍界培植勢力，為將來的事業打基礎。一旦師出有名，有人倡議，這些人將來反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幕僚和幫傭們的簇擁下，袁世凱一步步走向登基稱帝的不歸路，與此同時，他也日趨眾叛親離，尤其是北洋集團的疏離和反對者日益增多。北洋集團是袁世凱秉政的根本，本來袁世凱對馮國璋、段祺瑞等“功臣自居”的北洋實力派一直心存疑慮，因而時常軟硬兼施，加以分化。北洋軍閥集團內部本來也爾虞我詐、爭權奪利、矛盾重重。袁世凱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們的憂慮和不滿，離心作用由此產生。袁世凱一貫利用北洋內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牽製，也使老部下都疏離了他。實行帝製打破了既有的政治平衡，原本幫袁世凱打天下的屬下功勳，這下子不僅要向袁世凱稱臣，還要向其子孫稱臣，這是他們最不甘心的。
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等北洋的股肱大腕此時紛紛離去。在北洋集團中，袁世凱倚重的兩員大將是段祺瑞和馮國璋。較之馮國璋，袁世凱對段祺瑞更是多方籠絡，恩寵有加。民國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續弦夫人張佩蘅是袁世凱的義女，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澤關係外，無形中又成了親戚。段祺瑞在小站練兵時就編著《編練章製》、《戰法操典》等，成為袁世凱的主要智囊人物，辦事為人一向我行我素，即便與袁世凱等人商討軍事時，如意見不獲采納，也常露出不悅之色。段祺瑞還先後擔任過北洋新軍第三、第四、第六鎮統製等要職。在促成袁世凱再度出山，對清室逼宮，促成南北議和、鎮壓“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謀劃方略，調兵遣將，不遺餘力，為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和掃蕩國民黨勢力立下了汗馬功勞。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王士珍功成隱退，馮國璋外調南京，段祺瑞任陸軍總長，實際主持北洋軍務。在北洋軍閥集團中，許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養起來的，後來形成了“隻知段總長，不知袁總統”的局麵，引起袁世凱的疑忌。1915年5月，段祺瑞稱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觀，拒不勸進。段祺瑞與袁克定素不相容，這時克定乃乘虛而入，竟向袁世凱建議以王士珍代段祺瑞。袁世凱誤聽兒言，乃命克定苦勸王士珍出山代段祺瑞。8月29日，袁世凱下令免去段祺瑞陸軍總長之職，讓他“安心療養”，“以節勤勞”，讓王士珍接任，這一來火上澆油，袁、段的關係發展到決裂的邊緣。在袁世凱稱帝的鬧劇中，段祺瑞進行了消極抵製，沒有參加在中南海居仁堂舉行的百官朝賀。
馮國璋也走向了反袁的一方。“二次革命”時以馮國璋部為主力出征南方，擊垮國民黨後，即由馮國璋及其部下分別接任長江中下遊各省都督，馮國璋由此成為北洋集團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勢力。由於帝製傳言四起，6月間，馮國璋聞訊後專程由南京到北京，當麵詢問袁世凱。徐世昌親曆此事，據徐世昌的說法過程是這樣的。當帝製風傳甚盛時，6月間馮國璋入京謁見袁世凱說：“外間傳說，大總統欲改行帝製，請預為秘示，以便在地方著手布置。”袁世凱說：“我絕對沒有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你盡管放心。”又說，“北洋軍隊暮氣沉沉，有事時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頓，我們自家人總應當團結，保持我們的實力，你既然來到北京，可與相國（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籌劃一番”等等。此次項城說話甚多，對馮國璋撫慰備至。馮國璋回到南京後立即向新聞界發表談話，讓他們辟謠。事隔不久，文書官向馮國璋請示：“北京來的公文說，日期將改為洪憲，我們如何回文？”這時馮國璋才明白過來，連呼：“我上當了！”從此馮國璋決意與袁世凱分道揚鑣，到處對人講：“跟老頭子這麼多年，犧牲了自己的主張，扶保他做了元首，對我們仍不說一句真心話。鬧到結果，仍是帝製自為，傳子不傳賢。像這樣的曹丕（指袁克定）將來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們兩麵不夠人。”沒有得到袁世凱的真話，馮國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對帝製敷衍搪塞，不肯出力，使得袁世凱大為焦慮，不斷派人前往南京“探視”。為了緩和矛盾，馮國璋不得不派親信入京解釋，同時發表通電“辟謠”，聲明他對袁世凱以公誼論之“心悅誠服”，論私情則“受恩深重”，猶如家人一般。但袁世凱仍放心不下，12月18日下令調馮國璋進京擔任參謀總長，馮國璋以生病為由，拒不進京，並鼓動江蘇軍民電請“挽留”。袁世凱隻得讓馮在南京“遙領”，說“不必急行到任”。蔡鍔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後，袁世凱趕緊調馮進京，委為參謀長兼征滇總司令。馮國璋自知受騙，托病拒絕北上，受梁啟超的策動，幹脆站到了蔡鍔一邊。在關鍵時刻，馮國璋聯絡長江各督，挑頭怠工，反對帝製，使袁世凱籌劃的整盤棋局步步被動，動彈不得，遂成為“北洋派中反對洪憲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袁世凱的班底成員也發生了嚴重分裂。北洋集團有所謂“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經羲、張謇、趙爾巽），是最為袁世凱倚重的核心。為了拉攏他們，經“朝議”比照漢初的“商山四皓”，給予免跪拜稱臣、賜朝服肩輿、入朝賜座、賜優厚年金等優厚禮遇。但深知個中利害的四人皆不領情。最重要的是號稱相國的徐世昌，其時任袁政府的國務卿，對於稱帝事，態度模棱兩可，他拒不領銜勸進，也不願意明確表態反對帝製。徐世昌對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讚成，聽諸君好為之。”“籌安會”出現之後，他堅決辭去了國務卿。開始，袁世凱不批準，徐世昌解釋道：“舉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餘地，若使親貴悉入局中，萬一事機不順，無人以局外人資格發言為謀轉圜。某當此時而求去，非為自身計也。”袁世凱被說動了，10月底改派陸征祥接任國務卿；徐世昌則悄悄地離開了北京，急忙脫身。其他三人也掛冠離職，當時袁世凱的參政院與政事堂中，網羅有共和、複辟兩派，政見相反，而一致擁袁排孫的人士甚眾，如今兩派領導者皆紛紛求去。在北京做官的一些進步黨人，除被袁世凱收買的參政院秘書長林長民等外，大都借故辭職而去。農商總長張謇請假回原籍南通，抵家鄉後立即遞上辭呈。教育部長湯化龍辭職躲到上海。熊希齡以省親為由，離京回湖南原籍。
辛亥元老、副總統黎元洪也加入了反對帝製的行列。1914年前後，黎元洪成為軟禁的對象，出入府邸都受到限製，他也以“三無”（無智、無能、無為）自許，以此韜光養晦。堂堂副總統落得和傀儡皇帝光緒一般的命運，困守瀛台，整日唯有讀書練字，修身養性。為了拉攏他，袁世凱讓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袁世凱想當皇帝，曾數次試探黎元洪口氣。有次問他：“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接著馬上又表白，“這些人當然是胡鬧。”黎元洪回答說：“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專製，建立共和。親家如果做了皇帝，怎樣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1）當袁世凱真的稱帝時，這個忠厚人表現出少見的剛烈。袁世凱登基後，洪憲皇帝的第一道詔書，便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數月前，黎元洪已經借口夫人有病，要求搬離瀛台，無奈袁世凱出資十萬元，買下了東廠胡同的新宅子，寵置黎元洪。
通過推行帝製，袁世凱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也排斥了北洋實力派的威脅。實際上，北洋集團上層的離心離德，直接削弱了袁世凱統治的政治基礎。辛亥革命前後，北洋集團和立憲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卻把他視為將給他們帶來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連一些追隨他的人也心懷疑懼，擔心被推下火坑。袁世凱的周圍隻剩下一小撮舐癰吮痔之徒，他已經變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隨時都可能爆發的火山頂上。在這個危機的關頭，袁世凱不僅沒有改弦更張，反而決心蠻幹到底，主觀地認為社會動蕩“無關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得意地對朱爾典說：“內亂不可決其無，至於放炸彈謀暗殺等事於共和時代既無時無之，則君主立憲想亦勢所不免，然無關大局。各省將軍巡按使已早來電，不論局麵如何，皆可擔保治安之責任，故於對內對外可以放心。”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恢複中國的君主製，建立中華帝國，並改元洪憲，總統府改為新華宮。袁世凱稱帝的倒行逆施，遭到了舉世反對。不僅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堅決反對帝製複活，連袁世凱的心腹北洋班底的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也深為不滿，段祺瑞甚至致電袁世凱：“恢複國會，退位自全。”袁世凱的子女也有不少反對他稱帝的。如素有文名的次子袁克文自始至終都是反對派，他曾賦詩暗諷老爹，千萬不可做皇帝。其中又有“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的名句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