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方麵的發展
袁世凱執政後，沒有否定南京臨時政府的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的原則。為了發展經濟，他曾親自簽發《通飭重農保商文》，要求各省都督“保護市麵，使農勤於野，商悅於途”。另外，北洋政府麵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也希望以發展工商業、增加稅收的辦法緩解危機。所以袁世凱多次提出：“民國成立，宜以實業為先務”，並表示政府要“盡協助提倡之義”（19）。
在商業保護方麵，《商人通例》規定了商業的範圍：“凡左列各種營業謂之商業：一買賣業；二賃貸業；三製造業或加工業；四供給電氣、煤氣或自來水業；五出版業；六印刷業；七銀行業、兌換金錢業或貸金業；八擔承信托業；九作業、或勞務之承損業；十設場屋以集客之業；十一堆棧業；十二保險業；十三運送業；十四承攬運送業；十五牙行業；十六居間業；十七代理業。”從而確定了商業和商人的法律地位。《商人通例》還對商業注冊、開辦、停閉、轉讓、納稅、分配、獎懲等的手續和標準都有明確的規定，並規定冒名冒牌行為為法律所不許。這一規定將商業競爭納入了正規化。
在對商業獎勵方麵，《農商部獎章規則》規定：經營直接輸出貿易者，其每年貨價總額在10萬元以上、營業連續滿三年以上；辦理商會或農會固有之職務，確有裨益於工商業各界者，其經辦滿三年以上，給予榮譽獎章。《規則》“獎勵的對象主要是中小商人”，這對於改變社會風氣，掃除數千年來“賤商”的陋習，發展民族商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減免捐稅方麵，農商部關於機製西式商品不論其經過海關與否，繳納第一次正稅後，即給予特別運單，無論運行何處，所有出口稅、常關稅、厘金及落地稅均可免除的規定；關於特種商品免征一切關稅、常關稅及內地厘金的規定以及對於機製西式貨物以外的商品減免捐稅的規定，都對商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金融業的發展
民國初年，貨幣的流通十分混亂，各種銀兩、銀元、銅元、紙幣、外國銀行的貨幣等同時流通，各種貨幣比值不等，名目繁多，市麵流通的硬幣多達數十種。這種混亂的幣製，給人民日常生活和經濟交往帶來了極大的困難。為了改變幣製混亂狀態，袁世凱執政期間采取了整頓政策。
1912年秋，財政部特設幣製委員會討論幣製。1913年春，幣製委員會改組，增設專任人員，詳加討論。幣製委員會首先就本位製進行討論，當時大體有三種不同意見：一主金彙兌本位；一主金本位與銀本位暫時並用；一主先用銀本位。經過商議最終確定了銀本位製，1914年2月7日正式頒布了《國幣條例》、《國幣條例施行細則》。《國幣條例》規定：國幣之鑄發權，專屬於政府，以1元銀幣為主幣，總重七錢二分，銀九銅一，合庫平銀六錢四分八厘。幣麵鑄有袁世凱頭像和鑄造年份，背麵鑄有嘉禾紋飾及“壹圓”字樣，通稱“袁頭幣”。銀幣還有半元、貳角、壹角三種。輔幣為伍分鎳幣。銅幣有貳分、壹分、伍厘、貳厘、壹厘五種；主幣和輔幣均采用十進製計算。（20）
《國幣條例施行細則》還規定：凡公款出入、完糧納稅一律用銀元；凡民間債項，折合國幣，改換計算之名稱；凡在中國境內，以國幣條例授受者，無論何種款項，概不得拒絕。從而確立了袁頭幣在當時貨幣流通中的主導地位。（21）
銀元製的確立，是中國近代貨幣史上的一次變革，它適應了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袁頭幣發行後，由於其式樣新穎，形式劃一，重量成色符合既定標準，逐漸成為流通中的主幣，為後來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打下了基礎。
到了黎元洪時期，繼承袁世凱時期的貨幣製度，並在此基礎上推行幣製改革政策，發行了十進位納新銀主、輔幣。在鑄造和發行方麵措施得力，大力推行，在新主、輔幣發行初期，效果很好，商民稱便，法價無差，各處商會並迭次來函請領。新主、輔幣在天津試行期間，“以各鐵路局及車站行用為多，此以找出、找人便於計算，即購買車票之人亦甚樂用”（22）。新主、輔幣的發行，給完糧、納稅及一切公款出入、商業貿易和人民生活帶來了很大的便利。當時全國流通新、舊貨幣數量為國有78456億元，而新主輔幣的流通額達59234億元，占85%以上。三國幣在流通領域起了核心作用，基本實現了全國幣製的整齊劃一。（23）
綜上，袁世凱執政時期，在經濟上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據統計，1912至1916年間，政府所頒布的有關經濟發展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達86項之多。（24）這些政策與法令雖然尚不完備，而且在實行中也由於種種原因難以全部落實，但總體來說有利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並在袁世凱死後為後任者所繼承，並在後袁世凱時代繼續發揮著影響力。
三、後袁世凱時代的教育文化局麵
袁世凱重視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重視人才的培養。民國初年，一係列有利於中國教育現代化發展的法令、法規和政策陸續出台。袁世凱的教育理念對政府教育政策的製定有很大的影響力。
袁世凱正是看到了教育特別是社會教育對社會秩序的維護所起的積極作用，積極倡導進行國民的社會教育。袁世凱把培養具有政治主動、個性獨立能力的合格國民作為教育的終極目標，認為合格國民應該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要有個性、有自動能力與獨立能力。袁世凱認為教育是培養具有政治意識的主動的國民而不是麻木不仁的國民。為此，規定中小學校國文教科書除編定者外，還應讀《國語》、《國策》，並選讀《尚書》等，因為這些書“經權正詭，無所不具，尤足發達思想”。二是還要培養良好的道德和習慣。三是倡導采用多種方式進行社會通俗教育，為了使社會教育能取得實效，1915年7月教育部成立了通俗教育研究會，研究和指導通俗教育。對於通俗教育的內容，特別注重：（1）鼓勵愛國；（2）增進道德；（3）勸勉守法；（4）灌輸常識；（5）啟發美感；（6）提倡實業；（7）注重體育；（8）勸導衛生等方麵的教育。袁世凱經過通俗教育的開展，既普及了科學文化知識，也為民眾接受新思想打下了基礎。
袁世凱還借鑒西方的教育經驗，提出全國民眾都應當接受教育，不僅要求所有學齡兒童接受教育，而且還謀求使社會中的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
1915年2月，袁世凱以民國大總統的名義頒布《特定教育綱要》，積極主張實行義務教育，全麵體現其義務教育措施。認為初等小學四年為義務教育年限。根據中國人口眾多的實際情況，袁世凱主張用循序漸進的辦法加以解決。建議用分年籌備之法，籌備應以若幹年為期，由教育部詳細籌劃辦學辦法，年定進程，分期籌備，舉凡學齡之調查，入學之督促，學校之設置，師資之造就，經費之籌集，無不按期備辦，依限觀成。袁世凱政府推行義務教育，把完成初等教育作為公民應盡的義務，強製所有的國民接受教育，這應該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並推行的義務教育。
袁世凱執政時期，政府頒布了相關利於教育的法令法規，製定教育政策，客觀上與資產階級教育的發展觀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趨勢，促進了教育的近代化發展，為後袁世凱時代的民國政府教育政策的製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鑒。然而由於當時處於中國社會發展的轉折時期，袁世凱自身就有明顯的新舊時代的烙印，他一方麵重視現代教育，另一方麵又通過教育在意識形態上提倡尊孔讀經，雖然本身蘊含著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旨，但是也有為以後的複辟帝製提供思想基礎的目的。這又使教育政策帶有一定的落後性。加之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動蕩不堪、政局混亂、經濟停滯、財政緊張，教育政策在實施上缺乏整體性和教育經費的保障，政策的實施效果打了折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袁世凱死後，他執政之時所指定的教育文化政策、管理體製、學校管理製度、學校開設的內容科目、學習的形式都帶有強烈的教育的近代化色彩，依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袁世凱開創了許多新的教育理念，如關注社會的教育、對留學教育的注重、考察與學習他國先進經驗等，為之後的曆屆民國政府所重視。袁世凱通過創立科學館、興建實業教育、進行留學教育與聘請外籍教師等措施，不僅開闊了國人的眼界，也保持了與先進國家的聯係，催化了國民的科學意識與先進思想文化。
當然，更不能否認，袁世凱的教育理念有其封建保守性，甚至逆曆史而動，為世人所唾棄，在後袁世凱時代產生了消極的影響。袁世凱一方麵積極主張廢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另一方麵又極力主張對學生進行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儒家教育；一方麵積極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或聘用外籍教習、顧問，另一方麵又給歸國的留學生冠以舉人、進士的頭銜，這就表明了袁世凱的教育活動是集新與舊、先進與落後、進步與保守為一體，表現出了相當的矛盾性，其兼有現代與複古雙重特點的教育理念及政策，對於已經接受過民主革命洗禮的民初民眾來說，是一種極端的精神鉗製。在後袁世凱時代，以“新文化運動”為標誌的，正是對袁世凱這一逆古政策的極度反彈，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封建的思想文化、倫理道德、宗法製度、傳統觀念、偶像崇拜、國民性以及各種舊的風俗習慣進行了一次全麵、深入的批判，其深度與廣度、規模與影響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是非功過曆史評說
在辛亥革命之時，黃興就致書袁世凱，稱：“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亦當無有不拱手聽命者。”這時的袁世凱還被世人視為能夠締造民國的“中國華盛頓、拿破侖”，然而在從執政到死短短的四五年間，人們對袁世凱的評價發生了正反逆轉式的變化，這種變化甚至帶有一定的戲劇性。袁世凱從民國功臣一下子成為嗜血成性的專製暴君、寡廉鮮恥的賣國賊、獨夫民賊。新舊勢力紛紛唾棄於他，甚至他的小站班底成員也離他而去，走向了他的對立麵，他成為大清朝的“亂臣賊子”、中華民國的“不赦罪人”，成了“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
中國人向來注重晚節，一個人哪怕早期如何的為非作歹，不仁不義，隻要晚年改邪歸正，即可視為浪子回頭，千錯萬錯都能得到諒解；相反，不管早年怎樣進步，有善舉，如果晚年有不義行徑，則難逃被貶斥的下場。陳玉成與李秀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兩位重要青年將領，其中李秀成的貢獻顯然要大大超過陳玉成，但陳玉成就義時有大義凜然之舉，而李秀成為保護部下而寫了“投降書”，所以二人的境遇就大相徑庭，李秀成還因此而成為太平天國史研究界最具爭議的人物。而袁世凱，由於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就是篡權、逆曆史潮流稱帝的行為，為人所不齒，最終導致身敗名裂。由此聯係到他早期的所作所為，當然就難免被貶了。至於他早年抵製日本侵略、力主維新、廢科舉、立憲、發展經濟等活動，自然就不必提了，或輕描淡寫一帶而過，甚至連戊戌告密也被升華為戊戌政變的關鍵原因。
如果袁世凱早死六年，也就是死在武昌起義之前，沒有東山再起的機緣，那麼他當是攝政王載灃集權的犧牲品、受害者，晚節自然可嘉，人們的評價會不會因此而不同呢？
當然，曆史學最忌諱的就是假設，因為此舉容易陷入以論帶史的泥淖。說來也是機緣巧合，最近筆者得到日本有關袁世凱的一些珍貴資料，其中有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寫的一本書《袁世凱》，該書巧就巧在是1910年即辛亥革命爆發前一年由天津時聞報館出版。該書記載頗為新穎獨到，對袁世凱的評價與現今流行的說法大相徑庭，僅舉數例予以說明：
要而論之，袁世凱當日（指在朝鮮時期）之謀，實有令人可驚可畏者。使清政府與李鴻章能明斷敏迅，出師圖韓，一躍而登，真令我日軍無從措手。即我日奮然而作，然以當日海陸軍論，尚不知鹿死誰手。袁之外交，誠有飆悍之手腕哉。
1895年4月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後，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閑談，李鴻章麵對當時大清國與小日本的地位變化，今不如昔，感歎道：“人才難得啊！”伊藤博文聞聽此言，沒有作正麵回答，而是問道：“袁世凱現任何事？”李答道：“小差使，無足輕重。”伊藤說：“像袁世凱這樣的人才，竟然無足輕重，難怪沒有人才啊！”
使當日西太後信袁不專，任袁不力，袁雖有才，亦不能展，支那焉能複有今日？……西太後不專任袁世凱，焉能有訓練純熟之陸軍？支那人之梗頑不化，直令人不可思議。……以此類推，西太後稍鮮定力，袁世凱烏能運其手腕？不有陸軍，日俄之戰焉能嚴守中立？又焉能複有完全之東三省？此外如天津、北京之警察，與直隸全省之學堂，又焉能有此程度？立憲之製度，又焉能望有萌芽？可以二語括之曰：微袁世凱，支那不能有今日之景象；微西太後，亦不能使袁世凱得運用其手腕也。……
所謂的曆史知識，今天看來有兩類：一類是曆史本身所固有，一類是前人的疊加。對袁世凱的認識就是這樣，是建構在前人的認知基礎之上的，先是維新派、革命派的，後有蔣介石、陳伯達等的，漸漸地，前人的觀念疊加而積澱，並衍化為曆史本身，讓後人難以區分。
袁世凱已經逝去近百年，他的是非功過仍評說紛紜，在後人不斷的研究過程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評價下的被概念化、臉譜化的袁世凱，已經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體形象，但要想了解曆史的本色，我們似乎需要重新建構自己的評價體係。
有關袁世凱研究的評價問題及其趨勢
在清末民初跌宕起伏的曆史劇中，袁世凱無疑是波瀾壯闊的劇情主角，因之頗受史家關注。史家研究曆史總是朝著更為客觀的目標矢誌不渝地為之奮鬥，袁世凱的研究已經積累了豐碩成果，筆者試圖對大陸地區袁世凱的評價問題及研究趨勢予以梳理，以推動此領域研究達到一個較高水平。
一、袁世凱的評價問題
曆史人物的評價曆來爭議不絕，評價標準的不同及其評價者立場各異，往往導致同一人物在不同時代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史學界對袁世凱的評價總體經曆了迥異的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全麵否定；80年代以來評價趨於客觀，但仍不免有值得反思之處。
1.全麵否定階段
20世紀80年代之前學界對袁世凱持全麵否定態度，袁世凱被冠以“嗜血成性的專製暴君”、“寡廉鮮恥的賣國賊”、“臭名昭著的反動政客”等稱謂。究其原因，陳伯達新中國成立前寫有《竊國大盜袁世凱》一書，稱“袁世凱——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政治結晶，一個集中的黑陰影”（25）。郭劍林認為此乃其發端。（26）其實在此之前，袁世凱已被著意醜化，如在袁世凱死後不久黃毅即著有《袁氏盜國記》。
1912年臨時總統孫中山讓位袁世凱，袁世凱則開曆史倒車，實行複辟，為眾人所不容，而國民政府踐行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出於肯定孫中山偉大功勳的情結，必然以袁世凱為批判對象。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別是“革命史”成為大陸史學的主導力量，階級鬥爭成為曆史研究的主線。階級分析法是史界公認的曆史人物評價方法，即便倡導曆史主義的翦伯讚亦指出：“用階級觀點分析曆史問題，這是一個曆史學家的階級性或黨性在曆史學上的表現。”（27）在階級分析的窠臼之下，袁世凱自然而然成為“封建大地主”和“資本家”的結合體，正如魯迅所言，“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28）。此時期的著作如向陽的《袁世凱醜惡的一生》、秋楠的《袁世凱》、孫克複的《袁世凱尊孔複辟醜劇》等用簡單的階級批判代替科學研究的傾向十分明顯。特別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曆史研究成為政治的附庸，違背史實之評價絡繹不絕，更多是限於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之中。如此大背景之下，對於袁世凱的研究可說是一種退化，得出的結論自然帶有時代的烙印，對其評價有欠客觀。
2.趨於客觀階段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向史界之後，曆史人物評價標準亦相應變化，階級分析法的評價標準漸趨式微，“為了如實地反映曆史人物活動及其作用的多重性、多向性與不平衡性，曆史人物評價標準也應實現在多元化基礎上的統一”（29）。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袁世凱的評價多元化，思想上有較大突破，更趨於客觀。學者在認識袁世凱種種劣跡的基礎之上，主要以“近代化”視角對袁世凱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具體探究，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國近代社會轉型中的貢獻。
張華騰對袁世凱的評價可說是此時期的一個典型，他認為：“袁世凱是清末民初政壇上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其所作所為直接影響著近代社會的曆史進程，所以，對這樣一個人物，我們認為主要應將其放到近代中國曆史進程中進行全麵考察，實事求是地評價其曆史功過，順應曆史潮流，對中國社會發展做出貢獻的，就給以肯定，而不管其動機、手段如何（屬於道德因素的，則從道德方麵譴責）。反之，逆曆史潮流而動，給中國社會發展造成災難的，我們就罵，給以嚴厲的譴責。”（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