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緒論(2)(1 / 3)

二 知識分子史的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書是國內史學界對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的法國知識分子的發展曆程予以梳理和探析的初次嚐試。要研究知識分子的曆史,首先必須對“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作一個基本界定。如同筆者在本緒論的開頭所表明的那樣,我們將基本借用餘英時先生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和界定來觀照本書的研究對象。與此同時,鑒於“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內涵異常豐富,加之其在不同國家與地區、不同的曆史時期有著自己獨特的“語境”,我們認為,對“知識分子”這樣一個處於發展變化中的研究對象,若隻是滿足於下一個僵硬的定義而不充分考慮社會變化的因素,似乎也不是非常合適。換言之,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不妨適當地對“知識分子”這一研究對象采取更為寬泛和靈活的理解,同時,亦應更多地參考其他學者就此所作的理解與界定。

在此意義上,筆者覺得,法國著名曆史學家、當今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的領軍人物讓-弗朗索瓦·西裏奈利從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角度出發來對相關群體進行界定的做法頗有可取之處。

西裏奈利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首先是“文化的創造者和媒介”。【24】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作用就在於將文化的生產、傳播和接受聯結在一起。因而,“知識分子”可以是記者、作家、教師和學者,也包括部分大學生,因為他們是文化潛在的創造者和中介,還包括其他類型的所有文化接受者。不過,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西裏奈利還進一步指出,僅僅滿足上述定義的,隻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從文化功能上定義的知識分子,仍不足以成為知識分子史研究的對象。知識分子還必須滿足另一個條件:“介入”,也就是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種參與可以是直接參與,也可以是間接參與。直接參與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直接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擔當角色,成為“當事人”,和其他社會政治因素發揮同樣的作用。例如,擔任政府公職參與製訂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黨,宣傳該政黨的政治和社會主張。在公共領域內為該政黨爭奪公共輿論等。其二是充當“見證”人,通過公共領域和意識形態內部的爭論,知識分子能將當時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焦點問題和社會問題反映出來,或者梳理清晰。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闡明社會問題的作用,也可能由於他們觀察問題的獨特視角和不同的思想傾向,起到放大或者縮小這個問題的作用。間接參與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參加前兩類知識分子的活動,但是在知識界發揮影響,對一個時代的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定位起決定性作用,進而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化氛圍的一個要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隨著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擁有大學及以上文憑的人數激增,他們內部的差異性導致原先通常以受教育程度作為知識分子的標準已經不再能夠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鑒此,1960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西摩·馬丁·利普賽特(Seymour MartiNLipset)【25】首先提出:“所有創造、傳播、應用文化的人是為知識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號世界,包括藝術、科學和宗教。”【26】西裏奈利認為自己提供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利普賽特的觀點”【27】,可以為利普賽特的觀點在當代西方國家是否具有普遍性這個問題提供法國經驗研究的支持。而筆者認為,西裏奈利對知識分子進行定義的意義在於從法國的曆史語境出發,對什麼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征這個人文社會科學重要理論命題,提出了自己的創見,為進一步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在大致明確了知識分子史的研究對象之後,顯然有必要再對知識分子史的研究方法略作探討。學界時下普遍認為,知識分子史屬於政治文化史學的範疇,其研究領域由政治史、文化史和社會史交叉而成,因而,其研究方法需在保持史學研究基本特征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對此,西裏奈利的一些觀點似頗具啟發性。西裏奈利在其論著中涉及知識分子史研究方法論的部分中,始終強調知識分子史的研究過程中有三種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或曰必須要運用下述三套“工具”(outil):“曆程”(itinétaire)、“社交性”(sociabilité)和“代”(génération)。【28】在此,“曆程”指的是在法國曆史發展的背景下,將各個曆史時期知識分子的發展過程進行梳理;“社交性”是指對知識分子群體內部結構的獨特性進行考察;而“代”則是從代際更替的角度,把握知識界內部的新陳代謝。鑒於西裏奈利的相關觀點為不少從事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的學者所普遍接受,而且確實不乏啟迪意義,加之它們能較為集中地反映法國學者在知識分子史研究中的偏好與取向,特在此分別加以介紹和展開。

(一)法國知識分子的“曆程”

法國學者通常把19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作為知識分子“誕生”的標誌性事件,法國知識分子的“曆程”亦由此開始。在這一過程中,正如西裏奈利所強調的那樣,必須同時研究三種知識分子的曆程。

首先,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知識分子,例如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29】和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30】、身兼教授和記者雙重身份的雷蒙·阿隆、從作家轉變為政府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31】、著名哲學家和文學家讓-保羅·薩特等。這些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時間長,思想主張鮮明,社會知名度高,對法國知識分子思想和行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構成了法國知識分子曆史的主幹。

其次,要研究知名度稍遜一籌的知識分子,例如一些作家、著名記者、知名教授等。這些職業在法國社會中享有較高的地位,在知識分子對重大社會政治問題采取集體行動的時刻,這些知識分子是不可缺少的中堅力量。